英國金融時報：特朗普的“后門”：華盛頓的外交運作之道

The Trump back channel: how diplomacy works in Washington

外國政府不再使用傳統的政策流程，而是直接與少數幾位似乎能影響總統決策的特使打交道。

唐納德·特朗普的外交政策方式賦予了其親信更大權力，例如（從左上角順時針方向）女婿賈里德·庫什納、特使史蒂夫·威特科夫和馬薩德·布洛斯，以及財政部長斯科特·貝森特。? 金融時報拼貼圖/Getty Images/PA/AP

Abigail Hauslohner and Alec Russell in Washington

共和黨眾議員布萊恩·馬斯特的選區緊鄰唐納德·特朗普位于佛羅里達州南部的非正式第二白宮。他在華盛頓辦公室里有一張巨大的木制會議桌，上面永遠擺著為訪客準備的小瓶裝水。

每天都有來自華盛頓各使館乃至全球各國首都的客人前來拜訪。就在前一天，來訪者分別來自尼日利亞、土耳其、阿塞拜疆，還有兩個他已記不清的地方。

但他們都帶著明確目的而來——向美國推銷自己所能提供的東西，馬斯特說道。作為眾議院外交事務委員會主席，他表示：“他們每個人都走進來說，‘我們擁有這種礦產的最佳品質’，或‘我們具備提煉這種礦產的最強能力’。”

他努力尋找恰當的比喻來形容這一新趨勢——就像當下最流行的“爆款”連衣裙？“我們就叫它新款手袋吧，”他說，“每個人都會帶上這個手袋。”

如果說“交易性”是特朗普第二任期外交政策的核心主題之一——即不再問“華盛頓能為外國做什么”，而是問“外國能為華盛頓做什么”——那么另一個關鍵特征就是“特使”。

正如一位前國防官員所言，“靠人而非制度”的做法，已經取代了數十年來支撐美國外交政策制定的程序與機構。如今，國務院被擱置一旁，取而代之的是房地產開發商史蒂夫·威特科夫——這位總統的長期朋友兼商業伙伴，如今搖身一變成為負責“和平談判”的特使，頻繁穿梭于莫斯科、利雅得、耶路撒冷等地，只為促成“那筆交易”。

布萊恩·馬斯特去年出席了一場特朗普的競選集會。這位眾議院外交事務委員會的共和黨主席表示，本屆政府看待世界的方式是從自身需要其他國家的角度出發。 （? Anna Moneymaker/Getty Images）

在他身邊的是特朗普的女婿、風險投資家賈里德·庫什納。盡管庫什納并無正式政府職務，卻在與海灣君主國進行商業往來之余，抽出時間為美國主導中東與烏克蘭的和平談判。

特朗普的長期密友兼競選捐助者湯姆·巴拉克，則擔任駐土耳其大使，并更突出地扮演著敘利亞與黎巴嫩和平事務的自由斡旋人角色。黎巴嫩裔美國人馬薩德·布洛斯是特朗普女兒蒂芙尼的岳父，長期以來在西非經營龐大的商業帝國。不出所料，他也被任命為特朗普的非洲事務特使。

一位曾在多屆政府（包括本屆）任職的前美國官員表示，傳統的政策咨詢與監督渠道，以及曾經主導這一領域的“政策接觸層級體系”，如今都已消失。同樣消失的還有專業領域專家和數十年積累的外交經驗。

“這個圈子小得令人震驚，”這位前官員說。

敘利亞緊急任務組執行主任穆阿茲·穆斯塔法曾代表敘利亞游說歷屆美國政府，并與敘利亞新政府保持溝通。他指出：“如果你是像史蒂夫·威特科夫或湯姆·巴拉克這樣的老房地產伙伴，那你就是核心人物。伊萬卡和賈里德也是核心人物。”他指的是特朗普的女兒和女婿。“也許還有小唐納德（Don Jr.），”他補充道。再往下一層級，則是國務卿、國家安全顧問馬爾科·盧比奧，以及副總統J·D·萬斯。

這些人正是“特朗普2.0”世界觀中真正重要的人物：他們是“后門渠道”。白宮將此描述為有意從長期以來的“自下而上”模式轉向“由總統驅動的自上而下流程”。

白宮副新聞秘書安娜·凱利告訴《金融時報》：“很多事務都是由[特朗普]直接指示給少數幾位他信任的高級官員處理的。總統本人背景非傳統，他的團隊成員也大多如此。賈里德和史蒂夫都是做商業交易的人，但他們值得信賴。”

每一屆政府都有自己的特使，其中一些人的影響力似乎遠超其職位本身，或者對既有體制表現出明顯的漠視。

特朗普的特使維特科夫（左中）和女婿賈里德·庫什納（左上）是本月在莫斯科與弗拉基米爾·普京舉行會談的美國代表團成員。 ? Alexander Kazakov/路透社

但即便如此，資深公務員指出，過去各機構仍能正常運轉。如今，在美國外交服務協會所形容的“美國外交能力正從內部被摧毀”的環境下，已無人能夠制約這些特使。

通過削減國務院資源、邊緣化其高級職員，并委派少數兼具商人身份的顧問執行美國海外議程，特朗普從根本上改變了華盛頓處理外交事務的方式——這是職業外交官、外國使節和立法者的一致看法。

“國家安全委員會不重要，國務院也不重要，”穆斯塔法說，“除了那些核心人物，其他人都無關緊要。”

對于許多習慣傳統外交渠道的傳統盟友而言，弄清如何接觸本屆政府已成為一大挑戰。以韓國為例，今年早些時候，談判代表甚至不得不反復進行長達30小時的往返行程赴華盛頓——有時一周內去兩次——只為直接向特朗普陳情。

“初期階段，智庫和游說團體都聲稱自己與白宮關系密切，就像特朗普第一任期那樣，”一位日本外交官回憶道。但很快人們就發現，“那些聯系要么斷裂，要么根本不存在”。

更重要的是，既身處特朗普核心圈子、又愿意公開談論此事的人極為稀少。“如今有成千上萬人自稱是‘特朗普通’，”一位歐洲官員表示。

阿根廷總統哈維爾·米萊通過每年參加保守政治行動會議（CPAC）——堪稱MAGA運動的“伍德斯托克音樂節”——與特朗普核心圈建立了聯系。他在布宜諾斯艾利斯舉辦的CPAC活動上甚至與特朗普兒媳拉拉·特朗普共舞。

但兩人共同的政治世界觀還得到了私人紐帶的補充，尤其是米萊的經濟部副部長何塞·路易斯·達薩與美國財政部長斯科特·貝森特之間的關系。

貝森特曾在華爾街與達薩共事，這段友誼證明十分有用。今年4月，貝森特訪問布宜諾斯艾利斯，并牽頭推出了一項美國政府支持計劃，而當時美國對世界其他地區的援助正迅速枯竭。

那些認同特朗普對強人領袖的欣賞、并對繁瑣程序嗤之以鼻的人，在他的華盛頓如魚得水。“最懂得快速適應的是海灣國家，他們能夠鏡像復制特朗普政府那種‘個人、政治、經濟融為一體’的模式，”一位曾在多屆政府任職的美國外交官表示。

“我們太高興了，”這位外交官回憶起一位海灣同行在特朗普重返白宮后的感嘆。那位海灣官員松了一口氣地說，新安排比拜登政府的架構容易應對得多，只要聯系特朗普身邊的“我們的朋友”，問題就能迅速解決，再也不用“走那些繁瑣的流程”。

“所有人都必須調整。通往王座的渠道寥寥無幾，”一位東南亞官員表示。該國政府習慣于在那些“后門渠道”和奉承逢迎對獲取準入至關重要的國家開展工作。“但要與一個把人際關系看得比什么都重要的國家打交道，對我們地區很多人來說并不陌生。”

特朗普否認將自己的個人商業利益與其作為“自由世界領袖”的角色混為一談，但從他自己的言論來看，美國國家利益與個人利益之間的界限常常模糊不清。

他最近在談到橢圓形辦公室時稱：“這是世界上最強大的地方。”隨后轉向坐在身旁的沙特王儲穆罕默德·本·薩勒曼，半開玩笑地說，若非有“外國人不得捐款”的限制，他本會向王儲“要一張支票”來資助自己新建的宴會廳。

在瑞士，有報道稱當地企業高管向特朗普總統圖書館贈送了一座勞力士鐘表和一根刻有他名字的金條，此事在美國國內引發不安。但此舉似乎成功將原本威脅征收的39%關稅降至15%。

在這個美國外交的新時代，及時獻禮至關重要。今年7月，幾位非洲國家元首集體獲邀到白宮會見特朗普，每個人都抓住機會向他推銷本國豐富的礦產資源。

巴基斯坦在這方面尤為成功。據一位自詡為巴基斯坦“經濟外交大使”、并自稱擁有通往美國總統核心圈子后門渠道的迪拜投資者透露，一群具有巴基斯坦血統的美國及海灣地區商人，正利用與特朗普家族及威特科夫的關系——威特科夫的兒子今年曾在伊斯蘭堡會見巴基斯坦實權人物陸軍參謀長阿西姆·穆尼爾將軍——推動關鍵礦產和加密貨幣領域的交易。

“對我們巴基斯坦人來說，這是一種更自然的做生意方式，”他說，“特朗普和威特科夫懂得人際關系的價值。”

當被問及在特朗普第二任期第一年學到了什么，一位歐洲外長回答：“一切都是有條件的。如果你不拿出真金白銀，就什么都得不到。”

本屆政府辯稱，特朗普的交易式作風有利于美國人民。政府表示，美國需要減輕債務負擔，并確保獲得支撐其軍事、基礎設施和數據中心的關鍵礦產。

白宮副新聞秘書凱利表示，在拜登政府時期，“某個低級別官員先開個會，然后某個中層官員再開個會，接著某個高級官員再開個會，最后——只有到最后——才可能舉行一次雙邊會談”，即兩國高級代表之間的正式政策會議。

“當然，[特朗普]也有他所倚重的外交政策機制，”凱利補充道，但政府認為繞過中間環節是件好事。

批評者則反駁稱，特朗普大幅削減流程，是為了更無縫地將其商業利益與外交政策融合。

“我在剛果民主共和國、伊拉克、敘利亞和利比亞等地的客戶工作中都遇到了這種情況，”奧巴馬政府時期的國務院高級官員喬納森·溫納表示。

“他們的商業模式就是與接近政府的人做交易，并普遍為非常接近特朗普的人創造個人利益，”他說。

參議院外交關系委員會資深民主黨議員科里·布克對他在多年交往中熟知的外國官員的轉變感到“震驚”；這些人如今在與政府官員交談時，明顯“刻意”迎合總統的商業利益。

“令人震驚的是，他們外交戰略的一部分竟然是與總統私人商業利益的互動。”

就在本月早些時候，本屆政府與盧旺達和剛果民主共和國簽署協議，讓美國公司獲得其礦產資源準入權。特朗普本人則吹噓道：“我們在短短10個月內就獲得了超過18萬億美元的承諾投資或實際投資。”

“這簡直顛倒了其他政府的做法——通常都是外長見外長，然后說，‘哦，我們應該組織一次商會會議，看看能不能促成一些商業交易，’”一位前美國官員表示。

今年三月，特朗普與亞歷山大·斯塔布在海湖莊園。與美國領導人打高爾夫球，讓芬蘭總統躋身歐洲政治舞臺的頂尖行列。 ?芬蘭總統辦公室/Instagram/路透社

而在新模式下，銀行和商人先去“找到商業交易”，然后各國政府再利用這些交易作為博取特朗普青睞的敲門磚，這位官員說。

甚至一些華盛頓的對手也不禁欽佩他們眼中特朗普華盛頓的“廷臣文化”。

一名受伊朗支持的伊拉克民兵組織領導人對特朗普今年8月在橢圓形辦公室接見歐洲領導人討論烏克蘭問題時的表現印象深刻——他迫使他們“像小學生一樣坐在他的辦公桌前”。“特朗普是個強者，”他回憶當時的想法，“即使我們不同意他的政策，也對此表示欽佩。”

盡管許多歐洲盟友認為這種阿諛奉承令人難堪，但大多數人還是選擇迎合，意識到這是非常規時代的關鍵策略。

北約秘書長馬克·呂特今年6月在一次聯合記者會上稱特朗普為“爸爸”（daddy），令許多人震驚——當時歐洲正迫切希望特朗普繼續支持烏克蘭。

還有高爾夫球。日本已故首相安倍晉三曾在2017年特朗普首次就職前，搶在所有其他國家領導人之前飛往美國，送給這位熱愛高爾夫的新任總統一支鍍金推桿，并與他打了一場球，當時就引發側目。

安倍只是走在了潮流前面。今年春天，在特朗普與英國首相基爾·斯塔默會晤前，英方官員曾討論英國政府中誰的高爾夫揮桿技術最好。

芬蘭總統亞歷山大·斯圖布曾是國家隊高爾夫球員。他說父親常告訴他，高爾夫將來會有用。他當時不信，但今年3月與特朗普打了一場球后，他登上了歐洲外交舞臺的中心。他想讓特朗普聽他談談烏克蘭問題，于是投其所好，提出提供北極破冰船。

那些提供太少或不愿獻上贊美之詞的人，則遭遇了不利后果。巴西當局拒絕撤銷對前總統雅伊爾·博索納羅的聯邦政變指控，導致特朗普對其加征50%關稅。

此后，巴西通過聘請美國企業游說幫助，已部分取消了這些關稅。

盡管在特朗普第一任期時雙方友誼廣為人知，印度總理納倫德拉·莫迪似乎因未能給予足夠贊美而受到懲罰。今年5月印巴發生四天沖突后，特朗普宣稱自己促成了與印度宿敵巴基斯坦的停火，而巴基斯坦方面則對美國總統大加贊譽，與莫迪政府的反應形成鮮明對比。

莫迪政府已聘請華盛頓頂級游說人士、前特朗普競選助手杰森·米勒，但備受期待的美印貿易協定仍懸而未決。“特朗普希望莫迪打電話對他說，‘你是最偉大的，請給我一個協議，’”新加坡國立大學教授C·拉賈·莫漢說，“但這不會發生。”

特朗普的支持者對這種對老伙伴采取強硬立場的做法毫不歉意，甚至頗為得意。“特朗普喜歡‘雙贏’，但他不容糊弄，”南卡羅來納州參議員林賽·格雷厄姆表示。因此，尋求改善關系的外國官員或許應考慮提出“以前從未擺在桌面上的選項”。

或者正如眾議員馬斯特所言，特朗普政府審視世界時的核心問題是：“我們從一個國家或地區需要什么？”接下來是：“這個國家或地區想要從我們這里得到什么？”

“然后，最關鍵的部分是：如果我們給了他們想要的，我們是否能得到我們需要的？還是得不到？因為如果得不到……我們就得重新坐回談判桌。”

東京的Leo Lewis、巴格達的Raya Jalabi、新德里的Andres Schipani、里約熱內盧的Michael Stott、布宜諾斯艾利斯的Ciara Nugent、伊斯蘭堡的Humza Jilani、奧斯陸的Richard Milne和紐約的Christian Davies也對此報道做出了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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