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話沈蕓：夏衍如何從“素人”到左翼電影“開山人”｜幀心

封面新聞記者 張杰 雷蘊含 北京攝影報道

“在我祖父旺盛、飛揚的生命體里，并存著兩個夏衍：

一個是激情澎湃、沖鋒陷陣的戰士；

一個是才思泉涌、筆耕不輟的寫作者。

兩者和諧共生，根深葉茂，又相得益彰。”

——沈蕓

沈蕓在“劇影雙峰”展覽現場

夏衍的孫女沈蕓女士是中國電影藝術研究中心研究員，也是一名作家。

2025年12月4日，“劇影雙峰——夏衍的戲劇與電影”展覽于中央戲劇學院昌平校區開幕。該展覽通過文獻、影像、實物與沉浸式舞臺裝置，全面呈現了夏衍在中國戲劇與電影史上的卓越貢獻。作為本次展覽的策展人，沈蕓接受了封面新聞記者的專訪，回顧了祖父帶給自己的影響，以及夏衍先生如何從“素人”到左翼電影“開山人”的歷程。

“劇影雙峰”展覽現場

封面新聞：夏衍先生一直強調電影的民族化、大眾化和啟蒙性。 2025年是中國電影誕生120周年。在當下重提夏衍與電影的關系，你認為有哪些尚未被充分認識的方面？

沈蕓： 站在中國電影120周年的今天回望，夏衍的許多電影思想依然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他參與推動并見證了中國電影的三大高峰時期——20世紀30年代、20世紀50年代和20世紀80年代。能完整見證并深度參與這三個階段，且在每個時期都扮演關鍵角色，這本身就說明他的電影觀念具有扎實的實踐基礎和前瞻性。他并沒有簡單地去定義“電影是什么”，而是更注重尊重電影自身的規律。與一些先預設框架的創作方式不同，他強調遵循藝術與時代的內在邏輯。過去我們常說電影不應淪為工具，但今天我們也意識到，電影如果完全脫離現實、遠離民眾，其生命力同樣會枯竭。夏衍經歷過不同的電影生態與政策環境，因此他的思考是立體而辯證的，始終保持著清醒而開放的視野。

封面新聞：你的書中提到，夏衍先生和當時的同道們學習電影是在電影院里，掐著秒表看場景轉換。這個細節很感人。

沈蕓：對。他們看一個鏡頭或一段戲完后，用秒表算算幾秒鐘或幾分鐘，然后算算一共多少尺長，這樣一個鏡頭一個鏡頭地加以研究，逐漸掌握了電影編劇技巧。20世紀30年代，中國電影在經歷了萌芽期后開始了快速的生長期，但是當時電影市場依然是好萊塢統領的天下，技巧上學習好萊塢是最快最好的捷徑。

他會先根據劇情簡介自己構思一遍，再對照電影看別人是怎么編的。在電影方面，他們那一代人最初大多是“素人”，但正是通過這樣的鉆研，逐漸成為專家——這個過程在他身上體現得特別真切。

1947年秋，夏衍在新加坡（沈蕓提供）

技術浪潮中，電影敘事何以長存？

封面新聞： 如今技術正在深刻改變電影。以你對爺爺的了解和他的思想脈絡來看，如果他活在今天，會對技術持怎樣的態度？

沈蕓：我想他肯定不會拒絕技術發展，但同時也不會放棄內容。當初電腦剛興起時，我家一位從事計算機研究的朋友常來做客，爺爺總會問他很多關于電腦的問題。他曾說過：“我這輩子很遺憾的就是沒有學會電腦。”那時電腦剛起步，很多人都還聽不太懂，但爺爺因為是理工科出身，對技術發展始終抱有開放的學習態度。

封面新聞：影視發展至今，出現了短劇等多種形態。你如何看待電影和話劇的未來？

沈蕓：不同形式對應不同需求。現在的劇場藝術發展得很好，話劇并不遜色。我覺得“分眾”是對的，不可能要求所有人都看同樣的東西——有人喜歡短視頻，也有人愛看長片，它們可以并行。

封面新聞：作為電影研究者，你認為在人工智能等技術飛速發展的當下，電影的未來會怎樣？

沈蕓：現在電影確實走到了一個節點。科技與產業發展帶來諸多挑戰。但我爺爺生前也經歷過類似的沖擊，比如電視的興起。他曾說過，拍片子還是要用一些膠片，否則磁帶磨損太快。縱然時代發展很快，但我認為電影所創造的視聽敘事模式，并不會消失，它會散落在各種載體與形式中。也許傳統的“黑匣子”觀影方式會面臨挑戰，但敘事本身會長存——這是電影作出的重要貢獻，因為它提供了一種不同于文字的敘事方式。就像戲劇經歷過更多危機，至今仍在傳承一樣，電影敘事也會延續下去。

1986年10月，86歲夏衍到北京電影學院參加校慶活動（沈蕓提供圖片）

與名著“搏斗”：改編中的女性亮色

封面新聞： 夏衍先生的作品已成為“經典”，但經典有時意味著距離。你希望年輕讀者在閱讀夏衍時，感受到哪些超越時代的內容？你認為年輕人應如何與這樣的作品建立連接？ 現在重看夏衍的作品，我發現他的劇本文風清芬，有一種“安靜的力量”。

沈蕓：時代背景確實不同了，但作品中留存的是關于人性的力量，比如知識分子的立場，以及他對女性角色的塑造。不知你是否注意到，他的劇作中女性往往都是“大女主”。我們這次通讀全部十個劇本后發現，他都刻意著重筆墨刻畫了女性所代表的光明、積極的亮色。《祝福》中的祥林嫂、《林家鋪子》中的林明秀、《革命家庭》中的陶珍、《憩園》中的萬昭華和寒兒，以及《烈火中永生》中的江姐，都被他在原著的基礎上向前推了一步，做了進取性的人物提升。

夏衍電影劇本《祝福》手稿

對女性角色（“大女主”）的偏愛和推崇，是夏衍劇作從話劇到電影的一貫傾向，由此可以追溯到1927年上海開明書店出版的，德國倍倍爾著、沈端先譯的《婦人與社會》（后改為《婦女與社會主義》）。這也與我個人的成長體驗呼應：無論在家庭教育還是日常言談中，我從未因為自己是女孩而感到被區別對待。他一直平等看待，甚至對女孩還多一份偏愛。這種平等與尊重的意識，或許是跨越時代、能與今天讀者共鳴的精神內核。

封面新聞：你主編的《夏衍劇作十種》從包裝到設計都有特色，這是出于怎樣的考慮？

沈蕓： 我們做這套書時，探討的正是“經典的年輕化”。這些劇本大多創作于八十多年前，如何讓今天的年輕人有代入感？我認為首先要在形式上貼近他們，降低閱讀門檻。因此我們選擇了小開本，并設計了一款印有夏衍漫畫形象的帆布包，這個文創現在很受歡迎。這一步很關鍵：先吸引讀者進來，他們才會去讀、去深入。這是一個從“進入”到“深入”的過程。從目前反響看，第一階段應該做到了。我們也希望后續能持續有這樣的嘗試。

封面新聞：《夏衍劇作十種》里收入的五部電影劇本是夏衍改編魯迅、茅盾、巴金等人的經典小說。事實上，改編他人作品風險很大。他為什么選擇這樣做？

沈蕓：他把這形容為一場“搏斗”——既要挑戰原著，又要遵循原著。他在談改編時也承認這是“吃力不討好”的工作，但仍主動迎接挑戰，并且成功駕馭了。他曾說：“有人說改編名著是‘吃力不討好’的工作，我雖然沒有‘討好’的念頭，但是‘吃力’卻是親身體會到了……這簡直是一場‘搏斗’。”從現有改編作品來看，夏衍不僅深挖并凸顯了原著的思想，也將自己的理解和電影時空特點相結合，在作品中烙下了鮮明的個人風格與作者印記。

他的五部改編作品大致有兩條脈絡：一是以《祝福》《林家鋪子》《憩園》為代表的江南/故園題材；二是以《革命家庭》《烈火中永生》為主的地下革命敘事。這延續了他“寫熟悉題材”的創作理念，也完成了一種關聯個人經歷的自敘性表達。

“戲里邊多一些生活，生活里少一些戲”

封面新聞：年輕創作者，生活經歷可能沒那么豐富。年輕創作者該如何運用好自己的生活經歷，寫出更好的劇本？

沈蕓：觀察生活非常重要。就像夏衍評價吳祖光時說的，他認為吳祖光一定能行，因為吳祖光哪怕在公共汽車上都能觀察到、聽到那么多事情。你看《上海屋檐下》這樣的作品，不就是觀察了石庫門里許許多多的人家嗎？那個劇本就像橫截面一樣，透過五六戶家庭，呈現了整個社會的面貌。我們也許不處在他們那種風起云涌的大時代，但仍然可以從細微處著手，寫出屬于這個時代的故事。觀察、深入生活，始終是創作的重要來源。

封面新聞：你爺爺有句話流傳很廣：“戲里邊多一些生活，生活里少一些戲。”

沈蕓：對。爺爺文壇朋友很多，常有人來家里作客聊天。比如作家吳祖光，他喜歡坐公交車來，一到就會講路上遇到的人、聽到的對話，比如別人聊電視劇、談菜價。我爺爺就說：像吳祖光這樣的劇作家，永遠不會沒東西可寫，因為他就在公交車里觀察普通人的生活。

封面新聞：近幾年，你以學者身份開始了文學創作，你的散文還獲得了琦君散文獎、十月文學獎。這算是在延續祖父的文藝道路嗎？

沈蕓：這其實是個意外。我一直把自己看作研究學者，后來嘗試寫散文，沒想到反響不錯。我現在最大的寫作愿望，是把史料中讀到的真實材料，用虛構與非虛構結合的形式呈現出來。既不想放棄非虛構的力量，又想借助虛構的手法。我覺得爺爺那一代人的故事里，有一種非常天真、純粹、浪漫飛揚的生命力，有青春、單純、理想化的一面，很動人。他們當年就是一群充滿學習與探索熱情的年輕人。在藝術化創作的同時，我也不想失去那種現實或歷史的力量。

封面新聞：你筆下的夏衍顯得很“靈動”，讓人認識到一個在教科書上看不到的夏衍更多的面向。你的文風是否受到爺爺的影響？

沈蕓：我不太愿意把他當作一幅“畫像”式的人物。因為他是我的祖父，我們有家人的情感聯結，我從不把他當作掛在墻上的照片那樣去對待。我一直覺得，爺爺仍活在我們的生活里。所以我也希望自己的寫作能突出他真實的生活狀態。當我寫夏衍時，總會試圖從那些能打動人、抓住人心的細節入手，這樣才更容易帶領讀者進入具體的情境。 寫作上，我沒有刻意去模仿他的文風，但他的一些話確實給我很大啟發。比如他談創作時強調四點：寫熟悉的、經過調查研究的、有創作沖動的、寫作過程心情舒暢的。

在親情與學術之間：還原一個“人本主義者”

封面新聞：作為他的孫女，家庭背景對你的研究帶來了哪些獨特的幫助？

沈蕓：在資料獲取上，我確實有“近水樓臺先得月”的便利。但僅有資料是不夠的，要成為好的研究者，還需要掌握方法、接受扎實的學術訓練。當我研究夏衍時，身為家人，其實更需要一種“超越血緣”的能力——不能過度受情感或親屬視角的影響，這一點至關重要。

封面新聞：在你眼里，夏衍本真的性情是怎樣的？

沈蕓：很難用一句話概括，因為他太多面、太豐富了。在家與在外，與家人相處和朋友相處，都呈現不同面貌。總體而言，我覺得我爺爺是一個一以貫之的人本主義者。

封面新聞：夏衍先生在上海工作多年，作品帶有濃郁的海派文化特色。但晚年又生活在北京。對他而言，上海和北京分別承載著怎樣的情感？

沈蕓：我爺爺在情感上還是更偏向南方，畢竟他是杭州人。這一點從他的飲食習慣就能看出來。他對上海的市民生活非常熟悉和親切，這在他的作品《上海屋檐下》等作品中都有體現。而且，我祖父的朋友圈里，上海的老友是最重要的一個群體，他們之間有著永不失聯的深情厚誼。不過，我想他肯定也非常欣賞北京大氣的氛圍——開闊的視野和包容的格局。

（除特別備注外，本文圖片由張杰拍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