完善中國特色現代企業制度，激發企業內生動力和創新活力

導語

在“十四五”規劃收官、“十五五”規劃制定之年，這份全文僅有3700多字的重量級文件的公開發布，標志著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企業制度建設已經進入新階段，為政府、企業、社會等各方面準確把握中國特色現代企業制度的基本內涵和特征，扎實推動當前工作提供了“方向性指引”

文/秦永法

2024年5月26日，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員會第五次會議，也是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員會成立以來的第七十二次會議，審議通過了《關于完善中國特色現代企業制度的意見》（以下簡稱《意見》），2024年9月21日以中辦、國辦文件印發，今年5月26日全文公開發布。文件全文僅有3700多字，內涵十分豐富。

1993年黨的十四屆三中全會審議通過《中共中央關于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若干問題的決定》，提出國有企業改革的方向是建立“產權清晰、權責明確、政企分開、管理科學”的現代企業制度，時隔32年，中共中央和國務院專題研究并印發完善中國特色現代企業制度的意見，標志著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企業制度建設已經進入新階段，通過系統性制度創新回應新時代對企業治理能力、創新活力與國際競爭力的戰略需求。

是“規范性總結”，

又是“方向性指引”

國有企業改革的進程是現代企業制度持續探索、不斷創新和持續完善的過程。

1993年，黨的十四屆三中全會提出：“進一步轉換國有企業經營機制，建立適應市場經濟要求，產權清晰、權責明確、政企分開、管理科學的現代企業制度。”同年12月，新中國第一部公司法出臺，從法律上確立了企業的市場主體地位，規范了公司的組織和行為。

1999年9月，黨的十五屆四中全會將“建立比較完善的現代企業制度”作為國有企業改革和發展的主要目標。2003年，黨的十六屆三中全會提出“建立歸屬清晰、權責明確、保護嚴格、流轉順暢的現代產權制度”，同時提出“建立健全國有資產管理和監督體制”。其間，國有資產管理體制改革深入推進，國務院國資委和省、市兩級的國有資產監督管理機構相繼組建成立，分別代表國家對經營性國有資產履行出資人職責，解決了市場經濟條件下企業國有資產所有者缺位的問題。

2004年，國務院國資委在中央企業開展董事會試點工作，設立了董事會試點工作辦公室，建立健全了董事會規范、有效運行的相關制度，在國有資產依法監管、市場化監管、個性化監管方面邁出關鍵一步。2007年10月，黨的十七大提出“深化國有企業公司制股份制改革，健全現代企業制度，優化國有經濟布局和結構，增強國有經濟活力、控制力、影響力”。2009年5月1日起施行的企業國有資產法，從法律上明確了現代企業制度建設的核心制度安排。

經過30多年的改革，我們對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規律的認識，對企業的性質、地位、作用和功能的認識不斷深化，以現代產權制度為核心的現代企業制度不斷完善，市場治理體系、資源配置方式和企業運營機制、管理水平等，均發生了顯著而深刻的改變。

黨的十八大以來，國有企業改革從重點提升核心競爭力，到聚焦國有資本和國有企業的核心競爭力和核心功能上，完善現代企業制度的改革目標更具科學性、更加系統化，也更具有中國特色。2013年11月，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推動國有企業完善現代企業制度”“健全協調運轉、有效制衡的公司法人治理結構”。2016年10月10日，習近平總書記在全國國有企業黨的建設工作會議上的重要講話，對新時代國有企業改革發展和黨的建設作出重大部署，創造性提出了建設中國特色現代國有企業制度的重大命題。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堅持和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第一次將“中國特色現代企業制度”列入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重要組成部分。黨的二十大要求“完善中國特色現代企業制度，弘揚企業家精神，加快建設世界一流企業”，豐富和發展了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的內涵，進一步指明了完善現代企業制度的方向。習近平總書記2018年11月在民營企業座談會上的講話和2023年7月中央印發的《關于促進民營經濟發展壯大的意見》，相繼明確指出“鼓勵有條件的民營企業建立現代企業制度”“鼓勵有條件的民營企業建立完善中國特色現代企業制度”。黨的十九大、二十大、二十屆三中全會《決定》和歷次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多次強調完善現代產權制度和要素市場化配置這一經濟體制改革重點，推動“實現產權有效激勵、要素自由流動、價格反應靈活、競爭公平有序、企業優勝劣汰”，推動完善中國特色現代企業制度，并相繼出臺了一系列改革配套措施，要求開展一系列改革試點行動，推動了中國特色現代企業制度建設的系統化和長效化。

全面梳理學習從黨的十四大到二十屆三中全會精神及其他中央有關文獻，可以看出，現代企業制度是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重要內容，完善中國特色現代企業制度在深化市場經濟體制改革、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中具有很重要的意義。中國特色現代企業制度不同于西方國家的現代企業制度，是與國際接軌但又具有中國印記和特色的現代企業制度，是現代企業制度的中國化，是在國有企業建立現代企業制度改革理論與實踐探索的基礎上，形成與發展起來的企業制度，融合了中國特色基本經濟制度、政治制度與文化制度等元素，并呈現極具情境化與特色化的制度體系。完善中國特色現代企業制度不僅僅是國有企業改革的目標任務，也是非公有制企業升級和高質量發展的要求。

《意見》全面落實習近平總書記重要指示精神和中央文件精神，聚焦聯系實際、專注改革、解決實際問題，是歷次中央會議精神的傳承和發展，是對幾十年來現代企業制度探索實踐的“規范性總結”，是以企業為工作主線的制度頂層設計和政策措施的遞進、細化，也是對下一步中國特色現代企業制度深化完善的“方向性指引”，為政府、企業、社會等各方面準確把握中國特色現代企業制度的基本內涵和特征，扎實推動當前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意見》在開篇總體要求中，開宗明義以“四個堅持”“一個目標”講了文件出臺的背景和意義，也就是要“堅持以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為指導，深入貫徹黨的二十大和二十屆二中、三中全會精神，完整準確全面貫徹新發展理念，堅持穩中求進工作總基調，堅持和完善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堅持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改革方向，統籌高質量發展和高水平安全”；實現“加快建設更多世界一流企業”的目標，為以中國式現代化全面推進強國建設、民族復興偉業提供有力支撐。同時，以“四個以”完整闡述了中國特色現代企業制度的內涵和特征，中國特色現代企業制度是“以堅持和加強黨的領導為根本，以產權清晰、權責明確、政企分開、管理科學為基礎，以完善公司治理為重點，以改革創新為動力，弘揚企業家精神”的企業制度，而不是西方國家的現代企業制度。通過推動完善中國特色現代企業制度，破解當前存在的體制機制障礙，將我國的制度優勢轉化為實際治理效能，充分激發市場微觀主體的活力和創造力，加快建設更多世界一流企業，為以中國式現代化全面推進強國建設、民族復興偉業提供有力支撐。

提升企業競爭力、

推動經濟高質量發展的必然選擇

企業作為市場經濟的主體，是引領產業發展和技術創新，推動經濟增長、創新發展和社會進步的重要力量，企業興則國家興，企業強則國家強。

新時代以來的偉大變革，我們堅持“兩個毫不動搖”的基本方針，積極落實“做強做優做大”和創建“世界一流”的戰略部署，通過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系統推進，在動態優化中實現了從規模調整到能級躍遷的戰略性轉型，推動我國企業和經濟發展站在了新的更高的歷史起點上，在全球市場上展現了強大的競爭力和影響力，對全球產業鏈和商業環境產生深遠的影響。我國經濟總量占世界經濟總量的比重已超過18%，多年來對世界經濟增長貢獻率年均約30%，是產業體系比較完整、制造業和貨物貿易均居第一的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基礎研究和原始創新不斷加強，一些關鍵核心技術實現突破，我國已經進入創新型國家行列。同時，超大規模市場和需求潛力也為我國企業未來的發展創造了巨大空間。

但是，我們也面臨很多問題。從國內看，中國的經濟已由高速增長階段轉向高質量發展階段，處于轉變發展方式、優化經濟結構、轉換增長動力的攻關期，產業鏈、供應鏈和價值鏈重構的關鍵期，企業既面臨著成本上升、創新能力不足、市場需求多變、市場競爭激烈的情況，又要在國內外環境、市場狀況以及互聯網和新技術的深刻變革中，加大研發投入、強化專業團隊建設、有效開拓合作資源、提升科學水平等。從企業自身發展的體制角度來看，已有的成功商業模式、企業的組織結構等受到巨大沖擊，面臨諸多挑戰，部分國有企業存在市場化機制不健全、經營機制不靈活、公司治理不完善、發展的內生動力不夠強等問題；一些民營企業存在家族式管理、缺乏民主決策和有效的內外部監督機制、“人治”色彩濃厚等問題，不同企業的治理和管理水平參差不齊，嚴重制約了企業的發展壯大和可持續發展。從國際經濟形勢的角度來看，經濟全球化深入發展，國際競爭日益激烈，全球產業鏈供應鏈加速重構以及國家之間的博弈對經濟全球化的影響等，使中國企業在參與國際競爭的過程中，不僅要面對來自跨國公司的競爭壓力，還要應對貿易保護主義、技術封鎖等一系列外部風險。

現代企業制度是社會化大生產和市場經濟體制要求的企業制度，是企業高質量發展的基石。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的背景下，迫切需要完善與企業高質量發展相適應的企業制度作為基礎和保障。完善中國特色現代企業制度，將推動企業經營管理模式創新，提高企業資源配置效率和經營管理水平，助力企業更好地應對面臨的各種挑戰，提升企業的核心競爭力、增強核心功能，實現企業的可持續發展、高質量發展；將推動中國企業更好地適應和融入國際市場規則、提升國際化經營能力，增強在全球產業鏈、供應鏈中的地位和影響力，為中國經濟的對外開放和國際合作提供有力支撐。

當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正在加速演進，各種生產要素函數的顯著變化、科學技術的革命性變革、產業鏈和價值鏈的重構、國際經濟和社會發展格局的調整等，都深度影響著當下我國企業和經濟社會的發展。“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對我國企業既是巨大挑戰，更是高質量發展難得的機遇，世界上有許多知名企業是在經濟衰退或危機時期創立或逆勢崛起的。微軟、蘋果等許多國際知名企業的創立發展，驗證了“經濟危機中孕育重大創新”的規律。微軟成立于政治、社會、經濟和文化等各方面都充滿變革的1975年，美國的通貨膨脹率創下了30年的新高，達到15%；當時的個人收入也跌到10年來的谷底。經濟低迷降低了創業成本，促使企業尋求效率提升，從而催生了技術創新需求，微軟創始團隊抓住技術變革窗口期，將危機轉化為商業機會?。

以完善中國特色現代企業制度為主線，貫徹落實習近平總書記重要指示精神和中央文件精神，圍繞《意見》提出的八個方面要求協同推進改革創新，是順應時代發展潮流、推動中國經濟高質量發展的必然選擇，對于建立健全科學合理的企業現代治理和管理制度，激發企業的內生動力和創新活力，提升企業競爭力、增強核心功能，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具有重要的戰略意義。

具有現代企業制度的共性要求，

又彰顯中國特色

國有企業和非公有制企業的成長發展，是黨的領導下國家事業發展的重要組成部分，加強黨的領導是貫穿于企業實現治理現代進程的根本保證，是中國特色現代企業制度的“特色”和“底色”，是理論研究和實踐探索中必須首先堅守的根本原則。

《意見》的開篇，首先強調工作中要堅持黨的全面領導，堅定不移落實黨的路線方針政策，推動黨的組織和工作有效覆蓋，完善黨組織發揮作用的制度機制。國有企業，要完善黨領導的制度機制。“明晰黨委（黨組）討論和決定重大事項的邊界，提高前置研究討論的質量和效率。探索堅持黨管干部、黨管人才原則與發揮市場機制作用相結合的有效模式”。《意見》針對非公有制企業的特點，明確了加強黨的建設的方向。《意見》指出，“加強和改進非公有制企業黨的建設。引導和監督企業遵守法律法規，維護各方合法權益，促進企業健康發展。結合實際建立健全黨組織與企業管理層共同學習、溝通協商和懇談等工作機制。引導民營企業加強黨員隊伍建設。”習近平總書記2016年在全國國有企業黨的建設工作會議上的重要講話，深刻闡述了企業黨組織在公司治理中的地位和作用。“國企改革三年行動”和“國企改革三年提升行動”，堅持“兩個一以貫之”，推動完善了系列制度和體制機制，把黨的領導內嵌到公司治理之中，使各治理主體權責法定、權責透明、相互制衡、協調運轉，既充分發揮企業黨組織“把方向、管大局、保落實”的領導作用，又充分發揮董事會“定戰略、作決策、防風險”和經理層“謀經營、抓落實、強管理”的重要作用，有效防止股東權利虛化、董事會失靈、經理層內部人控制等問題，形成了同我們黨集中統一領導的國家治理體系相適應、同堅持黨的領導相統一、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相融合、同其他制度安排相銜接的中國特色現代企業制度和公司治理模式，黨的領導是貫穿于公司治理整個過程并推動治理效能提升的制度保障。

《意見》指出，中國特色現代企業制度的基礎是“產權清晰、權責明確、政企分開、管理科學”，既與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基本經濟制度相適應，也是國際上對現代企業制度的共性要求。“產權清晰”是現代企業制度的基石。中國特色現代企業制度，不但明確國有企業作為法人的法人財產權及其衍生的多種權利，明確國有資產的國家所有權，明確政府和國有企業的基本邊界問題；而且明確了私營資本和集體資本的私人和集體產權，從理論和政策上回答了當前民營企業、社會資本的關切，也體現了黨中央對民營經濟、民營企業和民營經濟人士的關心和重視。《意見》堅持“兩個毫不動搖”這一發展了的馬克思主義公有制基本理論，實現了現代企業制度特殊性和一般性的融合，是現代企業制度的重要創新。企業是在一定的財產關系的基礎上形成的，企業制度是企業產權制度、企業組織形式和經營管理制度的總稱，現代企業制度是社會化大生產和市場經濟體制要求的企業制度，包括產權制度、組織制度、管理制度和運行制度等內容。產權制度制約和決定著企業制度的選擇。現代企業制度是以現代產權制度為基石的，現代產權制度是建立良好社會經濟發展環境和正常的市場秩序的前提，可以說，沒有現代產權制度，就沒有現代企業制度。產權制度是企業運行的內在動力所在，也是企業行為的主要依據。企業產權制度不僅僅是財產歸屬意義上的所有權，也是指和財產歸屬相聯系、在財產使用過程中所有者、使用者和經營者三者在財產占有、使用、處置和收益關系中的責、權、利關系。產權在不同的社會經濟條件和環境下具有不同的表現形式，是各項權能在不同經濟環境和條件下的不同表現和組合。

“權責明確”是現代企業制度的核心。中國特色現代企業制度的內涵，不僅要求明確企業在市場和社會中的權利和責任，還需要明確企業內部不同主體的權力和責任；不僅要處理好政府和企業的權力邊界問題，還需要進一步處理好內部各主體，例如黨委會、股東會、董事會、經理層、職代會以及出資人、管理者與員工等，以及不同部門與不同層級之間的權力責任，平衡企業的效率與安全、收益與成本等目標。企業作為市場主體，提供商品生產或服務是其基本職能，經濟責任是企業的基本屬性也是天然屬性，經濟責任主要是與企業的生產經營活動緊密相關的責任，企業誠信經營，公平競爭，維護消費者、投資者、合作伙伴的合法權益，既是市場經濟的基本要求，也是企業經濟責任的具體體現。履行社會責任是各類型企業發展的共性要求，企業作為重要的社會成員，深深嵌入特定的社會結構、社會文化、社會關系網絡之中，僅僅實現自身經濟效益最大化是難以持續的，必須在追求經濟效益的同時，誠信經營，遵守法律法規、維護消費者權益、推動社區發展、保障員工權益等，積極履行社會責任。一家除了向國家繳稅、不承擔社會責任的企業幾乎是無法生存的。無論是在哪個國家，社會越進步、企業承擔的社會責任就越重要。在西方發達國家，許多優秀企業中還專門設有“企業道德官”的高級管理職務，負責企業的社會責任事宜。國有企業作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重要物質基礎和政治基礎，履行好社會責任是其本質屬性。2016年，國務院國資委印發《關于國有企業更好履行社會責任的指導意見》，對國有企業履行社會責任提出了明確要求，并納入考核評價等相關制度體系。國有企業除了經濟責任和天然的社會責任，還需要履行好政治責任，具有政治屬性，其政治屬性體現在服務國家戰略目標、維護市場秩序、發展重要前瞻性戰略性產業、助力科技進步和新質生產力發展、保障國家安全等職能上，要能夠在產業鏈協同發展中帶動中小企業共同發展，推動提升行業競爭力。2016年，在全國國有企業黨的建設工作會議上，習近平總書記強調指出的“兩個基礎”“重要支柱”和“六種力量”，以及黨的二十大、二十屆三中全會提出的“提升核心競爭力和增強核心功能”，清晰界定了國有企業的經濟責任、政治責任和社會責任。《意見》對中國特色現代企業制度的創新，是對現代企業制度共性意義上的權力與責任的延伸，作為國有企業，不僅要對外處理好與政府以及其他各類利益相關方之間的關系，還需要在企業的營運過程中，統籌處理好政治責任、社會責任和經濟責任的關系。

“政企分開”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對政府與企業關系的基本要求，也是中國特色現代企業制度的關鍵內容。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比資本主義自由市場經濟體制有優勢，就在于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兼顧了效率和公平，其重要原因之一就是政府在參與資源配置過程中的積極作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要求明確政府與企業的權責邊界，“政府的歸政府，市場的歸市場”。政府要以國家發展戰略和規劃為導向、以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為主要手段，對經濟進行宏觀調控，履行好維護市場秩序、優化市場環境、提供公共服務等行政職能，推動資源依據市場規則、市場價格、市場競爭實現效益最大化和效率最優化。而企業作為市場主體，通過市場信號優化資源配置，組織生產與經營活動。政府不干預企業的日常運營不是無為，而是主動作為，充分利用好“有形的手”和“無形的手”的力量，以“親”“清”的新型政商關系構建政府與企業的良性互動關系。《意見》圍繞完善中國特色現代企業制度，直接或間接地對政府深化改革提出了要求。政府的主要職責包括宏觀調控、市場監管、公共產品提供、國有資產監管及收入分配調節等方面，政府管理必須強化規則的制定和監管，提高資源配置效率。《意見》明確要求，政府部門的重要任務和工作維度是推動要素市場化改革，通過完善企業產權保護、數據資產確權等制度，提高土地、技術、資本等要素流動效率，激發市場主體活力，聚焦于?落實好“兩個毫不動搖”，明確國有經濟主導作用與民營經濟平等地位，在市場準入、資質許可等領域消除所有制歧視，促進各類資本優勢互補，為各類所有制企業的發展營造公平競爭的良好生態；聚焦于健全監管服務體系?，構建協同監管機制，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健全和完善弘揚企業家精神的制度框架。《意見》要求國有資產監管部門不斷優化監管方式、提升依法監管的能力和水平，實現對國有資本和資產的有效監管，引導國有企業注重內在價值、長期價值。

“管理科學”是中國特色現代企業制度的重要支撐，它要求政府、國有資產監督管理機構和企業適應社會化大生產與市場經濟需要，建立一套規范、專業、系統、科學的管理制度，而不僅僅是企業經營管理的科學化。“管理科學”是企業成長面臨的普遍性問題，是企業成長中的必然選擇，也是一個隨著外部形勢、技術變革、科學革命需要持續提升的課題。面對市場體系的完善和法律體系的健全，面臨技術革命加速和國際競爭加劇，以及企業規模擴大、管理復雜程度劇增等情況，政府、國有資產管理機構和企業，需要共同探索科學的管理方法和模式。《意見》雖然沿用了黨的十四屆三中全會《決定》“政企分開”“管理科學”的表述，但關于中國特色現代企業制度的系統論述，賦予了現代企業制度新的內涵和特征。

“兩步走”指明制度完善的重點工作和任務

黨的二十屆三中全會通過的《決定》，把改革擺在更加突出的位置，聚焦構建高水平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以新發展理念為指引，立足新發展階段，從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角度進行系統部署和謀劃，為以高質量發展全面推進中國式現代化提供了重要的體制機制保障。《意見》貫徹落實黨的二十屆三中全會《決定》，從完善企業制度這一微觀主體切入，分8個部分、19條具體舉措，核心要義是以企業的高質量發展推動中國經濟和社會高質量發展。通過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營造具有中國特色的市場競爭機制與體系，形成各種所有制企業優勢互補、協同融合和共同發展的“新格局”，協同破解制約企業發展的體制機制障礙，打造世界一流企業、培育專精特新企業、完善適應市場發展需要的制度體系和促進各類企業轉型升級等，培育和支持“產品卓越、品牌卓著、創新領先、治理現代”的中國企業。

《意見》確定了5年和10年“兩步走”的工作目標，是“推動具備條件的企業普遍建立適合國情、符合實際、滿足發展需要的中國特色現代企業制度，企業黨的建設全面加強，治理結構更加健全，市場化運營機制更加完善，科學管理水平進一步提高，推動自主創新、支撐產業升級、履行社會責任等作用充分發揮。到2035年，中國特色現代企業制度更加完善，企業國際競爭力全面提升，為加快建設世界一流企業奠定堅實基礎。”這些目標任務，是企業作為市場主體主動求變、高質量發展的內在要求，既需要各類所有制企業深化改革、主動落實，也需要各級政府部門和國有資產監管部門，以完善中國特色現代企業制度為主線，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意見》與已經印發的《關于新時代加快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意見》、民營經濟促進法等法律法規，有機銜接形成制度閉環，通過明確國有企業和民營企業的治理現代要求，完善中國特色現代企業制度，夯實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微觀基礎，鞏固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通過健全創新激勵機制和要素配置機制，引導企業加大科技創新投入，優化資源配置效率，為經濟持續增長提供核心支撐，以制度創新提升企業核心競爭力。通過市場化運營機制等舉措，提升企業資源利用效率和管理水平，為中國企業參與全球競爭奠定制度基石。

《意見》強調了完善公司治理的重要作用，將“完善公司治理結構”單列一部分進行系統闡述，足見現代公司治理在中國特色現代企業制度中居于核心環節、具有重要作用。完善公司治理是中國特色現代企業制度的重要內容，要將構建科學的治理結構作為重點，形成有效的激勵約束相容機制和良好的外部治理環境。對于完善國有企業公司治理，《意見》要求“加快建立健全權責法定、權責透明、協調運轉、有效制衡的公司治理機制，強化章程在公司治理中的基礎作用。”并針對實踐中的難點問題，對重要且實踐中容易權責模糊或錯配的治理主體，系統部署公司治理優化方案。《意見》指出：“黨委（黨組）發揮把方向、管大局、保落實的領導作用。股東會是公司的權力機構，股東按照出資比例和章程行使表決權，不得超出章程規定干涉企業日常經營。董事會發揮定戰略、作決策、防風險的作用，推動集團總部授權放權與分批分類落實子企業董事會職權有機銜接，規范落實董事會向經理層授權制度。完善外部董事評價和激勵約束機制，落實外部董事知情權、表決權、監督權、建議權。經理層發揮謀經營、抓落實、強管理的作用，全面推進任期制和契約化管理。鼓勵國有企業參照經理層成員任期制和契約化管理方式，更大范圍、分層分類落實管理人員經營管理責任。”對于民營企業和家族企業，則以“支持”“引導”“鼓勵”創新管理模式、組織結構、企業文化，使其逐步建立中國特色現代企業制度。《意見》把完善公司治理置于核心地位，是因為公司治理體系是國家治理體系的重要內容之一，國家基本經濟制度—國家治理體系—市場經濟治理體系，與企業治理模式和治理能力全方位關聯，完善的公司治理必須置于國家治理體系和市場經濟治理體系的情境下，既強調內部治理各主體的協調運轉、有效制衡，又要求強化外部治理，以市場競爭、外部監督等形成對企業的有效激勵和約束，提升企業核心競爭力、增強核心功能。

《意見》把健全創新制度和提升科學管理水平擺在突出位置，并從戰略管理、內部管理、風險管理、科學民主管理四個方面，做了非常具體的規定和要求。例如在戰略管理部分，《意見》提出“引導企業科學制定融入新發展格局的發展戰略和規劃，增強資源配置能力”。今年是“十四五”規劃收官、“十五五”規劃制定之年，更彰顯《意見》出臺的重要意義，企業要認真研判國內外形勢，在新發展格局下，制定與國家戰略需求緊密結合的“十五五”時期發展戰略，“基于戰略導向厘清主責主業，推動技術、人才、資金等各類要素向主業集中，防止盲目多元化擴張、無序擴張”，并強化戰略規劃與年度計劃、投資計劃、財務預算、任期業績考核、年度業績考核等的聯動，推動戰略規劃的落實落地。健全創新導向的激勵機制。鼓勵企業注重中長期價值創造，賦予項目團隊、科研團隊充分自主權，有效運用多種方式強化激勵。推動有條件的企業建立知識產權運營機構。《意見》立足發展新質生產力，提升創新鏈產業鏈水平，從打造創新型企業組織形式、完善創新要素高效配置機制、加快國有企業轉制科研院所改革、金融產品創新支持等方面，提出構建科學合理的企業激勵創新制度框架，為企業創新資源與力量分散、重復和低效等問題提供了新的解決路徑。當前，科技創新已進入分工協作、整體推進的“大科學”新階段，企業要以創新為導向設計激勵機制和制度，以適應現代科技創新的需要，釋放企業作為創新主體的活力，推動發展方式從規模速度型向質量效益型轉變。

作者系經濟學博士，中國公司治理50人論壇專家組成員。曾長期任職于中央國家機關、央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