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馬師：司馬懿能力最強的兒子，雖沒稱帝，但一手奠定了晉朝之基

公元265年，洛陽。

司馬炎受禪稱帝，魏室退場，晉朝建立。

整個過程出奇地平穩，沒有大規模反抗，也沒有足以動搖局勢的反對力量。

對后世而言，這似乎是一場水到渠成的改朝換代。

但如果把時間往前撥十一年，就會發現一個常被忽略的事實：司馬炎走到皇位面前時，真正的難題早已被人解決過了。

那個人，沒有當過皇帝，沒有留下任何稱帝的記錄，卻在最危險、最動蕩、最容易翻車的階段，把司馬氏從篡權集團，一步步推向合法繼承者。

這個人，就是司馬師，西晉的奠基人之一。

父親留下的不是權力，而是一只隨時會炸的火藥桶

司馬懿去世，看似風平浪靜，實則暗流洶涌。

表面上，司馬懿已經為司馬氏掃清了一切障礙：

高平陵之變誅曹爽，權力盡歸一門；

身為托孤重臣，名義正當；

多年對外用兵，威望無人可及。

但這些優勢，有一個致命前提——都只屬于司馬懿本人。

在曹魏體制中，大臣的權力從來不是家族資產，而是來源于皇權的臨時授權。

司馬懿能專政，是因為他個人同時具備身份、威望與震懾力。一旦這個人消失，

權力就會立刻暴露出合法性問題。

而司馬師，恰恰繼承了權力，卻沒有繼承威望。

司馬師執政初期，根基尚不穩，威望亦遠不如乃父。他面臨的，是一個極其危險的局面：

外有吳蜀對峙，內有宗室、名士、地方重將觀望。

要知道，司馬懿臨終前，司馬師的已官至衛將軍。

司馬懿死后，群臣皆云“伊尹既卒,伊陟嗣事”。很顯然，這是司馬懿臨終前故意為之，目的是告訴群臣，司馬家的權力將由兒子承接。

這在政治上，等同于公開觸碰權臣世襲的紅線。

因此，司馬師一上臺，并沒有急于清洗朝堂，而是選擇穩住結構。

但司馬師自己非常清楚：

僅靠守成，是坐不穩這個位置的。

在三國這個用兵立威的時代，沒有軍功的權臣，注定會被質疑。

也正是在這種背景下，他走出了那一步——主動尋求一場勝利，來換取執政合法性。

這一步，直接把他推向了懸崖。

一場幾乎掀桌子的慘?。核抉R師第一次被推到懸崖邊上

孫權去世，吳國內部權力重組，在司馬師看來，這是一次可供利用的窗口期。

在他的授意下，魏國諸將紛紛請戰，對吳用兵成為共識。其真實目的，并非單純邊防安全，而是為司馬師立威。

問題是，欲速則不達。

嘉平五年正月，魏軍三路伐吳，卻在東興遭遇諸葛恪親率援軍的突襲。

主帥輕敵，放松對東吳援軍俄戒備，魏軍大敗，死傷數萬，軍資損失殆盡，三路進攻全面瓦解。

這是一場徹底的失敗。

而失敗的真正危險，不在于損兵折將，而在于它直接擊中了司馬師執政的合法性。

東興之戰，是司馬師執政后的第一次重大軍事行動，卻以慘敗收場。

朝中開始出現追責之聲，要求把諸葛誕等參戰的武將下貶職位。

就在局勢幾乎失控之際，司馬師做出了一個決定性選擇。

他沒有推卸責任，而是當眾表示失敗在己，諸將無罪。司馬昭被削爵作為象征性代價，其余將領基本不受追究。

這一舉動，迅速穩住了局面：它堵住了借機發難的政治空間，也穩住了地方將領的心態。

但東興之敗，并未就此消失。后來，毌丘儉在檄文中仍以此作為司馬師“無能”的罪證。

這場失敗，成為懸在司馬師頭頂的一把刀。

他很清楚：

如果不能用一場更大的勝利覆蓋這次失敗，他遲早會被清算。

機會，很快就來了。

真正的翻盤：不是贏了一仗，而是贏回了“判斷權”

東興之戰后，諸葛恪誤判形勢，認為司馬懿已死、司馬師根基不穩，是伐魏良機。

他做出了一個在吳國歷史上都極為激進的決定——舉全國之力再度北伐。

二十萬吳軍壓境，同時聯絡姜維從西線出兵，形成吳蜀夾擊。

面對比東興之戰嚴峻得多的局勢，司馬師卻展現出了完全不同的狀態。

這一次，他沒有急于決斷，而是主動征詢傅嘏、虞松等人的意見，精準判斷出諸葛恪的主攻方向在合肥新城。

但吳軍兵力雄厚，再加上姜維又出兵隴右，要想擊破吳蜀聯盟可不容易。

最終他聽從虞松的計謀，先主力解姜維之圍。擊退蜀軍后集中兵力大力迎擊攻魏的諸葛恪。

面對強大的諸葛恪，司馬師做出了一個決定：不急于解圍新城。

新城堅固，本身就是消耗吳軍的工具。等到吳軍久攻不下，士卒疲敝，疫病橫行。

待諸葛恪準備撤退時，魏軍精銳出擊，截斷退路，大敗吳軍，斬首萬余。

這不是一場靠勇猛取勝的戰役，而是一場完全由判斷、節奏和耐心主導的勝利。

從這一刻起，司馬師真正完成了轉變：

他不再只是司馬懿的兒子，而是一個被證明具備全局判斷力的執政核心。

而真正的清算，也由此開始。

名士、宗親與權臣的生死攤牌：司馬師為何必須先下手

從司馬師的角度看，朝中始終存在一個潛在政治中心——夏侯玄。

夏侯玄出身宗室，又是正始名士領袖，在士林中威望極高。他本身是否謀反并不重要，重要的是：

只要他活著，就始終可以被抬出來，作為反司馬氏的正統旗幟。

李豐集團的密謀，正是圍繞這一點展開的。

他們的目標，并非單純刺殺司馬師，而是通過擁立夏侯玄，重塑曹魏正統，徹底否定司馬氏的執政合法性。

這是一套極具迷惑性的方案，一旦成功，司馬師此前所有努力都將歸零。

因此，當密謀暴露后，司馬師沒有留下任何余地。

李豐被誅，張緝伏法，夏侯玄一并清除。

這不是情緒化的清洗，而是一次有針對性的結構性清場。

從此以后，洛陽城內，再也沒有一個能夠被士族普遍接受的擁曹核心人物。反司馬氏，失去了組織可能性。

而這，正是廢立即將發生的前提條件。

嘉平六年，司馬師廢黜曹芳。

表面看，這是一次極其危險的越界行為；但實際上，這一步早已在他掌控之中。

在清洗完成后，朝廷已不存在能夠組織反對的政治力量。曹芳本人，又與此前密謀集團關系密切，成為潛在的不穩定因素。

更關鍵的是，司馬師并沒有隨意立主。

在郭太后的堅持下，高貴鄉公曹髦被迎立為帝。曹髦宗室出身，合法性充分，從形式上看，這是一次合乎禮制的更替。

這一操作，完成了一次極其重要的驗證：

司馬氏，已經具備決定皇位歸屬的實際能力。

廢立之后，天下未亂，朝局未崩。

這意味著一個心理與制度層面的轉變已經發生：由司馬氏主導皇權更替，開始被視為可接受現實。

正因如此，后來司馬昭面對曹髦的反抗，才能毫不猶豫；司馬炎逼迫曹奐禪位，也才能幾乎零阻力完成。

司馬師在255年親征淮南，擊敗毌丘儉、文欽，卻病逝于途中，年僅四十八歲。他去世后，其弟司馬昭繼位。

回顧歷史，司馬師沒有稱帝，沒有享受勝利果實，卻在最危險的階段，完成了最關鍵的工作：

削弱曹氏宗室的影響力，確保司馬氏對朝政的絕對控制。

西晉建立后，司馬師被追尊為景皇帝，廟號“世宗”。

參考信源：
《三國志》
朱子彥. 從魏晉禪代的歷史進程看司馬師的功業[J]. 濟南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 2021, 31 (02): 70-81+15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