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次中日之爭，為什么我們在國際上的支持寥寥無幾？

這背后的原因，遠非簡單的“是非曲直”可以概括，而是冷峻的國際結構、精密的利益計算與扭曲的歷史認知共同作用的結果。

自2001年日本首相小泉純一郎參拜靖國神社以來，日本政府開始打右舵，累次挑釁中國，均遭國際社會強烈遣責，這次卻出現了意外。

日本擴軍挑戰戰后秩序卻獲默許，馬克龍訪華后迅速變臉，背后都是利益與實力的精妙算計。歷史正義在現實博弈中往往讓位，唯有自身足夠強大，才能讓世界認真傾聽你的道理。

近年來，日本在東海、南海等問題上動作頻頻，防衛預算突破和平憲法限制，更在臺灣問題上屢次發表觸碰紅線的錯誤言論。然而，當中國基于歷史和法理捍衛主權與國際公義時，國際社會的公開聲援卻往往顯得零星而克制。這背后的原因，遠非簡單的“是非曲直”可以概括，而是冷峻的國際結構、精密的利益計算與扭曲的歷史認知共同作用的結果。

01結構之困：全球權力博弈下的“選擇性沉默”

當前國際關系的核心特征，是美國為維護其全球霸權，全力構建一個以遏制中國為目標的同盟體系。在這一宏大戰略中，日本被賦予了“馬前卒”的關鍵角色。美國通過默許甚至支持日本軍事松綁，將其轉化為印太戰略的一枚活棋。這種戰略捆綁，使得許多國家，尤其是美國的傳統盟友，在“對華關系”與“對美關系”之間陷入了兩難。

一個典型的例證是德國。德國左翼議員塞維姆·達格德倫尖銳指出，盲目追隨美國遏制中國、與日本深化軍事合作，是“極其愚蠢”且不符合德國利益的行為，因為中國是德國最重要的貿易伙伴之一。然而，德國外長仍選擇訪日并發表涉華負面言論，強化軍事合作。這種“經濟靠中國、安全隨美國”的精神分裂癥，正是許多西方國家的真實寫照：它們明知是非曲直，也看重對華經濟利益，但在安全與政治層面，不得不優先考慮與美國的同盟協調。因此，“沉默”或“模糊表態”就成了它們成本最低的選擇。

02 日本之謀：戰略焦慮與機會主義的“兩面下注”

日本的挑釁行為，并非單純的軍事冒進，而是其國家戰略在歷史轉折點上“精分”與“漂流”的體現。日本深知其經濟命脈與中國深度綁定（兩國貿易額達數千億美元，在華日資累計超1300億美元），因此其領導人也會時常釋放改善關系的信號。但另一方面，日本對中國的崛起抱有根深蒂固的焦慮，并將此視為自身謀求“大國化”、實現“國家正常化”的戰略機遇。

日本的行為邏輯具有鮮明的機會主義色彩：

· 對內：系統性推動軍事“由守轉攻”。從將中國定義為“前所未有的最大戰略挑戰”，到突破“專守防衛”原則、寫入“反擊能力”；從防衛預算翻倍至GDP的2%，到成立“統合作戰司令部”整合聯合作戰能力；從采購“戰斧”巡航導彈，到推動航母化與第六代戰機研發，日本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掙脫戰后束縛。

· 對外：積極充當“聯盟串聯者”。日本不僅強化美日同盟，還通過《互惠準入協定》與澳大利亞、英國、菲律賓構建“準同盟”，并積極充當“北約亞太化”的橋頭堡。其武器出口也從海岸巡邏艇升級至護衛艦等主戰裝備，旨在打造一個針對中國的“安全包圍網”。

日本的這種“兩面性”，讓許多觀望的國家產生一種錯覺：日本的行為雖然危險，但或許可以“管控”，并能被用來平衡地區力量。這種投機心理，削弱了國際社會共同制止日本冒險行為的道義緊迫感。

03 歷史之殤：被刻意淡化的“戰敗國責任”

日本之所以能大張旗鼓地擴軍備戰，一個深層原因是二戰后的歷史清算不徹底，導致其戰敗國身份與相關國際法義務被國際社會有意無意地淡化了。

與德國進行對比，這種差異尤為刺眼：

德國：

· 政治態度：歷任領導人明確承認納粹德國發動侵略戰爭，并向受害國人民道歉、謝罪。

· 社會記憶：對歷史罪責有持續、深入的全民反思，納粹歷史是明確的教育與道德禁區。

· 歷史定位：徹底清算過去，被視為歐洲和平的基石。

日本：

· 政治態度：政治精英對侵略歷史常保持沉默或曖昧，領導人講話回避加害責任。

· 社會記憶：二戰記憶被“受害者敘事”主導（如原子彈轟炸），傾向于淡化自身加害者角色。

· 歷史定位：隨著經濟崛起，民族主義抬頭，常將戰爭失敗歸咎于“技術落后”。

西班牙國際法專家安托尼奧·塞古拉指出，日本未能像德國一樣徹底履行戰敗國義務，其歷史修正主義對戰后國際秩序構成了直接挑戰。然而，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出于冷戰和當下戰略的需要，長期縱容了這種歷史修正主義。當“維護戰后秩序”與“利用日本遏制中國”發生沖突時，西方實際上選擇了后者。這使得日本挑戰戰后秩序的行為，失去了一道強大的國際道德與法理制約。

04 破局之道：構筑不可逆轉的“利益共同體”

因此，國際支持的“寥寥無幾”，是一個多重因素疊加的必然結果。它源于霸權國家對國際話語權的壟斷，源于日本利用大國矛盾漁利的投機外交，也源于歷史正義在短期地緣利益面前的暫時退讓。

這一殘酷的現實告訴我們，在國際政治的角力場上，最終的裁決權固然在于實力，但最強大的實力不僅是軍事和經濟“硬實力”，更是一種塑造共同利益、創設共同未來的能力。中國的應對之策，不在于情緒化地指責他國“不主持公道”，而在于：

1. 保持戰略定力，繼續堅定不移地發展綜合國力，筑牢戰略安全的基石。

2. 深化利益交融，將中國的發展與更多國家的繁榮緊密掛鉤，特別是與周邊國家和“全球南方”國家，構建產業鏈供應鏈利益共同體。

3. 清晰設定紅線，對日本等國的冒險行為進行精準、有力、可預期的反制，讓其清醒認識到挑釁的成本。

4. 持續匡正歷史，在國際社會持續揭露日本軍國主義罪行及其現實危險，團結一切珍視和平的力量，維護二戰勝利成果和國際公理。

只有當中國的崛起與世界的共同發展形成不可分割的有機整體，當破壞對華關系與 地區穩定的成本高到任何國家都無法承受時，國際社會的“沉默大多數”才會基于自身切實的利益與安危，做出真正符合歷史潮流的抉擇。道路雖艱，但方向明確——我們必須，也必將在這條路上堅定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