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黨的二十屆四中全會擘畫了“十五五”時期經濟發展與科技創新的宏偉藍圖,旗幟鮮明地提出“加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強,引領發展新質生產力”。這一重大部署,既是我國邁向高質量發展攻堅突破期的內在要求,也是在百年變局中搶占未來競爭制高點的關鍵抉擇。浙江作為創新強省,應在這一進程中乘勢而上、持續塑造新優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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順應發展新質生產力的“天時之脈”
研究“十五五”時期中國經濟發展和改革開放事業,必須“行棋觀大勢,落子謀全局”。“十五五”時期是我國全面邁向經濟高質量發展的攻堅突破期,更是在全球產業變革和科技競爭中搶占戰略主動權的關鍵窗口期。新質生產力作為引領中國經濟增長邏輯重構、塑造國際競爭新格局的核心動能,其發展水平不僅決定著我國經濟轉型升級的實質成效,更直接關系到我國能否在“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中牢牢把握戰略主動,成功躋身創新型國家前列。
“問渠哪得清如許,為有源頭活水來”。新一輪科技革命與產業變革正加速演進,推動全球科技創新進入空前密集活躍期,并已成為提升生產效率、增強經濟內生動力與激發潛在增長率的關鍵杠桿。
進入21世紀以來,新一輪科技革命浪潮的迅猛發展,科學技術正集中在四大領域發生顛覆性變革:一是以芯片與元器件、先進計算、高速通信為核心的新一代信息技術基礎層;二是涵蓋基因組學、合成生物學、腦科學與干細胞的生命科學領域;三是以可再生能源、大規模儲能、高效動力電池、智慧電網為核心的能源技術;四是以前沿人工智能、產業互聯網、量子科技等為代表的融合創新與前沿探索領域。
新質生產力究竟“新”在哪里?其“新”不僅在AI(人工智能)技術本身,還在于以數字技術為代表的新技術革命浪潮推動下,政治經濟學所講的生產力三要素——勞動者、勞動工具、勞動對象都在發生新的重大變化。從ChatGPT到Sora,AI技術的深入應用正在推動勞動者、勞動工具乃至整個生產流程發生前所未有的變革。對一些行業來說,有價值且具有“非消耗性”,甚至在使用中還能“自我衍生”的數據要素,或許比土地等傳統要素更誘人。而生產力的變化,還將帶來生產關系的新變化。換言之,當今風起云涌的數字經濟浪潮,不僅僅是一個平臺或具體業態問題,而是一種新的人類文明形態。
因此,從世界發展的橫向維度來看,在數字變革浪潮面前,世界上諸多發達國家和新興市場國家無不將創新置于國家戰略核心。中國要在2035年基本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到本世紀中葉建成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就必須順應這一時代潮流,牢牢把握發展新質生產力的“天時之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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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握發展新質生產力的產業與科技“命脈”
從我國發展的縱向維度看,發展新質生產力必須抓住其“命脈”。黨的二十屆四中全會強調“高質量發展取得顯著成效,科技自立自強水平大幅提高”,這要求“十五五”期間必須因地制宜,進一步推動新質生產力發展壯大,為高質量發展注入新動能。
具體而言,應舉起“兩只手”:一手優化提升“傳統”,一手培育壯大“新興”。優化提升傳統產業不僅是鞏固壯大實體經濟根基的需要,也是社會領域擴大青年就業的需要,其中同樣蘊含著廣闊的創新空間。
與此同時,必須著眼于加快新能源、新材料、航天航空、低空經濟等戰略性新興產業的集群發展,并前瞻布局量子科技、生物制造、腦機接口、具身智能等未來產業,培育經濟新增長極。
催生新質生產力的關鍵在于把握兩條“脈絡”:一是加強原始創新和關鍵核心技術攻關。“十五五”時期,需更精確地鎖定目標,集中優勢力量,精準出擊集成電路、工業母機、高端儀器、基礎軟件、先進材料、生物制造這六大領域,解決“卡脖子”難題,把握技術革命機遇。二是推動科技創新和產業創新深度融合。科技創新是產業升級的核心動力,產業創新則為科技創新提供廣闊應用場景和市場空間,兩者深度融合不僅能夠有效提升產業競爭力,還能夠有力促進經濟結構優化和升級。例如,杭州的科創型企業正以人工智能賦能實體經濟,有望成為“十五五”時期科技創新和產業創新深度融合的典范。“十五五”時期必須持續推動人工智能技術能級躍升,全力搶占創新制高點,扎實做好以新技術改造賦能傳統產業的大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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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握以上“脈絡”,需做到三點:
其一,強化全民族的創新精神。創新是一個民族進步的靈魂,是一個國家興旺發達的不竭動力,也是中華民族最深沉的民族稟賦。正是憑借這種綿延不絕的創新精神,中華民族才得以始終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強不是科技“單向度突破”,而是一個國家、一個民族在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科技等方面全方位、整體性的“自立自強”,此乃“國之魂”。只有強化全民族的創新精神,才能匯聚起一切積極因素,把握兩個“脈絡”,推動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強。
其二,注重完善新型舉國體制。發揮新型舉國體制已成為加快實現科技自立自強的重要路徑之一,但對此必須明確,新型舉國體制不僅要“舉”政府之力,更要“舉”國民之力,不僅要注重發揮國有企業的力量,也要注重發揮民營企業的重要作用。以福建泉州為例,當地民營經濟已呈現“78999”格局,其中,民營經濟貢獻的創新成果已占到90%以上。特別是在構建高水平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大背景下,要推進中國要素市場化配置改革,重點研究數據、技術、管理等生產要素的價格形成機制,形成一套推動創新的體制機制。
其三,深入推進數字中國建設。這是實現科技自立自強的重要抓手。數字技術的未來,系于算力、算法與數據三大基石,其“井噴式”發展將對能源基礎設施(尤其是電力供應)提出前所未有的需求。因此,必須同步夯實電力基石,大力發展包括風、電、光伏、核電及水電在內的清潔電力體系,以確保為這場深刻的技術革命提供充沛且可持續的動力支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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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聚發展新質生產力的“人脈”
作為經濟大省,浙江在中央創新驅動發展戰略指引下,始終堅持向“新”求“質”,將創新源源不斷轉化為實實在在的生產力,為高質量發展注入強勁動能。“十四五”期間,浙江區域創新能力連續4年保持全國第四,研發投入強度從2020年的2.77%提升到2024年的3.22%,創下新高,全社會研發投入從2020年的1859.9億元增長到2901.4億元,增長56%。
“十五五”時期加快建設創新浙江,關鍵在于集聚“人脈”,即牢牢抓住人才這一核心創新要素。建議重點圍繞“人、教、科、產”四個著力點展開。
“人”即人才,應圍繞“卡脖子”環節挖掘創新型人才,下大功夫、真功夫、深功夫調動人才的創造性,營造具有全球競爭力的開放創新生態,支持青年科技人才創新創業。同時,浙江民營經濟發達,在挖掘創新型人才時,尤其要重視企業家的作用。在相關制度方面,建議既要弘揚企業家精神,又要補上“企業家市場”的短板,切實挖掘和發揮企業家在科技創新與產業創新中的重要作用。
“教”即以創新思維打造培養創新型人才的教育環境。優化高等學校學科設置、創新人才培養模式,全面提高人才自主培養水平和質量。
“科”即結合國家發展的實際情況,瞄準影響當今人類社會發展的前沿技術,研發顛覆性、首創性成果,關鍵是在“探索未知”上下功夫。
“產”即完善知識產權保護體系。在后工業社會和現代市場經濟模式下,創新浪潮正在將千千萬萬創新者的潛在知識轉化為知識資本并使之增值,從這個意義上來說,對于這些知識資本的創造者,必須保護好他們的權益,這是激發他們自主創新的關鍵,為此要完善知識產權保護體系。
在集聚“人脈”之后,還需為創新者打造一個釋放創意的外部環境,使創新者“心靈放飛”,即“心脈”。心靈放飛是創新創意之源。近年來,浙江為創新者締造的創新空間中,崛起了一批科技創新型企業。下一步,應進一步構建全方位支持體系,致力于打造充滿活力的創新生態系統,有效激發創新者的創意與潛能,搶占科技發展制高點。例如,發展通用人工智能(AGI)和超級人工智能(ASI),推進人工智能在新材料、高端裝備、綠色環保等實體經濟領域的賦能應用,激發全社會內生動力和創新活力,為全國其他區域發展新質生產力提供新的借鑒。
【作者簡介】
常修澤,著名經濟學家,清華大學新質生產力研究院專家。歷任南開大學經濟研究所副所長,國家計委經濟研究所常務副所長,國家發改委學術委員會委員等職。長期致力于制度經濟學領域人的發展理論、廣義產權理論和中國轉型理論的研究。其理論貢獻被收入《中國百名經濟學家理論貢獻精要》第2卷。入選美國傳記研究中心(ABI)《國際名人錄》和英國劍橋國際傳記中心(IBC)《國際名人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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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常修澤
監制:任青
編輯:澤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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