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財經 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田靜 澳門報道
12月18日,海南自貿港將正式啟動封關運作,將海南島全島建成一個海關監管特殊區域,實施以“一線”放開,“二線”管住,島內自由為基本特征的自由化便利化政策制度。
具體而言,所謂“一線”放開,是將海南自由貿易港與我國關境外其他國家和地區之間作為“一線”,實施一系列自由便利進出舉措。而“二線”管住,則是將海南自由貿易港與內地之間作為“二線”,針對“一線”放開的內容實施精準管理。
隨著海南自貿港全島封關運作進入全面沖刺階段,這一國家重大戰略將如何重塑中國南方的開放格局?又將為隔海相望的澳門特別行政區帶來怎樣的機遇?
近日,南方財經全媒體記者就此專訪了澳門學者同盟副秘書長、澳門區域經濟研究會理事長余渭恒。他指出,海南封關遠非一般性的政策調整,而是標志著國家構建開放型經濟新體制的“整體躍升”。對澳門而言,這既是區域經濟格局的重塑,更是“一國兩制”下協同發展的嶄新起點。
余渭恒鮮明地提出“錯位發展、各展所長”的協作路徑,并展望澳門應發揮獨特優勢,轉型為服務國家雙向開放的“小而精的高能平臺”,與海南共同打造一條制度創新與產業協同的“開放合作新走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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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門學者同盟副秘書長、澳門區域經濟研究會理事長余渭恒。田靜/攝)
“三個錯位”謀共贏
南方財經:海南自貿港全島封關運作已進入倒計時。從澳門視角看,你如何理解此舉的戰略意義?
余渭恒:海南封關不只是海關監管方式的技術性調整,而是標志著國家在更高起點上構建開放型經濟新體制的一次整體躍升。
從澳門視角看,它不僅是區域經濟格局的重塑,更是“一國兩制”下兩地協同發展的新起點。海南封關的核心是構建‘零關稅、低稅率、簡稅制’的開放型經濟體系,我認為這背后有三層戰略考量。
首先是國家層面,海南是對標迪拜、新加坡等國際最高水平開放形態的試驗田。不僅要探索中國特色自由貿易港路徑,更要為國家參與全球經貿規則制定提供“海南方案”。比如數據跨境流動、離岸金融等領域的制度創新等,通過“一線放開、二線管住、島內自由”,把整座島納入統一的海關特殊監管區,這是在總結沿海各類自貿試驗區經驗基礎上的系統集成和再升級。
對澳門來說,這意味著在祖國南部海域,多了一個體量更大、制度安排更先進、開放程度更高的“同盟型平臺”,有利于我們在更大范圍內參與和服務國家對外開放大局。
其次是區域層面,未來,海南與粵港澳大灣區形成“雙輪驅動”。粵港澳大灣區偏重高端制造、科技創新和國際金融資源配置,海南自貿港則更加面向太平洋、印度洋方向,側重貿易、航運、旅游和現代服務業。
換句話說,大灣區是“樞紐”,海南是“門戶”。在這樣的大棋局下,澳門不再只是單純的旅游城市,而是可以通過自身的制度優勢和國際網絡,與海南形成“平臺+腹地” “規則+場景”的互動關系。
澳門作為大灣區中心城市之一,可借助海南的開放政策延伸產業鏈。 舉個例子,大灣區的制造業企業可通過海南平臺出口至東盟國家,而澳門可提供國際法律、會計等高端服務,形成“大灣區制造+海南服務+澳門平臺”的協同模式。
最后是從澳門自身角度來看,未來,不論是對接葡語國家的農產品、藍色經濟、新能源項目,還是在旅游會展、大健康、數字經濟等領域開展創新合作,澳門都可以借助海南這一廣闊空間,與內地相關省份一起,形成更具縱深和彈性的開放通道,在服務國家戰略的同時,也拓展自身發展的外延和內涵。
南方財經:海南封關后,在產業層面,瓊澳兩地如何實現真正的“錯位發展、互利共贏”?
余渭恒:瓊澳合作要走得遠,關鍵在于“錯位發展、各展所長”,而不是大家都去搶同一塊蛋糕。從產業層面看,可以概括為“三個錯位、三個聯動”。
第一是功能錯位,打造旅游和消費的聯動體系。澳門的優勢在于高度城市化的綜合度假區、世界文化遺產和成熟的會展演藝產業,是世界旅游休閑中心。海南則擁有獨一無二的熱帶海島風光、雨林資源和體育旅游條件,是標準的“度假型目的地”。封關運作以后,海南在離島免稅、郵輪游艇、體育賽事等方面政策紅利會進一步釋放,如果我們能把“一程多站”“港澳—海南銀發游”等產品設計好,就能夠把兩地從傳統意義上的目的地競爭,升級為多節點聯動的旅游消費網絡。例如海南主打大眾旅游, 澳門可聚焦高端文旅、會展經濟。比如,聯合打造“一程多站”旅游線路,游客在澳門參加國際會展,隨后前往海南體驗生態旅游。
第二是產業錯位,推動大健康與現代服務業深度聯動。海南有南藥資源優勢,澳門擁有中醫藥研發平臺和國際認證渠道。兩地可共建全鏈條,海南負責種植與初始加工,澳門則進行研發與品牌打造,最終通過澳門平臺銷往全球。
海南有樂城國際醫療旅游先行區,有承接大規模醫療康養項目的空間和政策。澳門則在中醫藥、大健康保險及金融服務、高端酒店運營和會展推廣方面積累深厚。完全可以探索“醫療技術和設施落地海南、品牌塑造和金融安排在澳門”的組合模式,共同培育面向國內外的高端醫療康養產品,把瓊澳一起打造成具有國際吸引力的“生命健康產業帶” 。
第三是制度錯位,釋放數字經濟和新興產業的聯動效應。海南自貿港將在數據跨境、國際數據中心、海洋經濟、熱帶農業等領域持續進行制度創新。澳門則在跨境金融、法律服務、仲裁調解以及中葡平臺方面具有制度和人才優勢。兩地如果能在智慧旅游、跨境電商、藍色經濟、數字貿易等領域搭建聯合平臺,讓企業在海南享受空間和稅收,在澳門對接規則和資本市場,就有望真正形成“制度疊加、效益相乘”的局面。海南需發展跨境投融資、離岸金融,澳門可輸出債券市場、財富管理經驗。例如,聯合設立“瓊澳跨境金融服務中心”,為企業提供“一站式”跨境金融服務。
澳門與海南優勢可形成良性呼應
南方財經:澳門作為特別行政區,在自貿港建設方面有哪些經驗可以提供參考?
余渭恒:澳門雖然地不大、人不多,但長期作為自由港和高度開放經濟體,在很多方面都可以為自貿港建設提供有益的借鑒。
第一,在“高開放與強監管并行”方面有實踐積累。澳門一方面在保持了資金、人員、貨物高度自由流動,另一方面又在金融、博彩、反洗錢、打擊跨境犯罪等領域形成了較為完備的監管體系。這種在高開放條件下守住風險底線的治理經驗,對于海南在推進資本項目開放、跨境金融創新時把握節奏、優化邊界,具有現實參考價值。
第二,在專業服務與多語種、多法系環境方面具有獨特優勢。澳門擁有較成熟的法律、會計、審計、仲裁等專業服務團隊,既熟悉內地法律制度,又深諳葡語法系和國際通行規則,長期為中葡企業提供服務。這種多語種、多法系的“翻譯對接”功能,無論是對海南吸引外資企業落地,還是參與涉外爭端解決、推動規則對接,都是一個天然的“助推器”。
第三,在“小體量、精治理”的城市管理方面提供了可參照的樣本。在土地資源有限、人口密集的情況下,澳門通過立體開發、綜合利用和精細治理,推動城市實現宜居、宜業、宜游的功能疊加。海南雖然擁有更廣闊的空間,但在一些重點功能區、先行示范區,完全可以借鑒澳門“高密度、復合型”的空間組織方式和公共服務理念,提高園區開發效率和城市綜合承載能力。
在粵港澳大灣區深度融合與海南自貿港加快建設的背景下,作為特別行政區的澳門,在其獨特的自貿港發展過程中積累了一系列制度創新經驗。這些經驗,尤其在通關便利化、金融開放與產業扶持三大領域,為海南自貿港的高水平開放與制度型對接,提供了極具參考價值的“澳門視角”。
比如一地兩檢”通關模式,通過將兩地查驗程序集中在一個地點內完成,顯著縮短了人員與貨物的通關時間,提升了物流人流效率。這種協同查驗機制,為海南探索與內地乃至未來與國際間的高效通關模式提供了現實范本。海南可借鑒此思路,在封關運作后,進一步優化監管流程,從而強化其作為國際航運樞紐的競爭力。
在金融領域,澳門推行跨境金融業務的“負面清單”管理模式,明確列出禁止或限制開展的領域,清單之外則充分開放,大幅簡化了市場準入流程,賦予了市場主體更明確的預期和更廣闊的經營空間。海南自貿港正致力于推進跨境資金流動自由便利,澳門在金融市場準入方面的清晰邊界與高效管理經驗,可為海南在離岸金融、跨境投融資等領域的規則設計提供重要借鑒,有助于營造更加國際化、法治化的金融營商環境。
澳門以其獨具特色的產業架構,展示了如何將嚴格的監管框架轉化為支撐產業健康發展的基石。例如,其對博彩業建立了高度規范且成熟的監管體系,并將由此積累的監管經驗與資源,部分轉化為支持文旅會展、文化創意等多元化發展的政策工具。對于海南而言,這啟示其可充分立足于本土資源稟賦與戰略定位,例如針對熱帶農業、航天科技、醫療健康等特色產業,制定精準、靈活且與國際接軌的扶持與監管政策體系,實現重點產業的高質量發展與風險可控之間的平衡。
南方財經:海南離島免稅政策近期有所調整,這對澳門意味著什么?
余渭恒:離島免稅政策的每一次調整,外界往往首先關注的是“客源會不會被分流”。我理解這種關切,但也希望大家把視角拉長一些,把它看成國家在更大區域內重塑旅游消費版圖的一次結構性調整。
從短期看,隨著海南離島免稅額度、品類和監管模式的持續優化,海南在高端購物和奢侈品消費方面的吸附能力會進一步增強,部分以“掃貨”為主要目的的客群,確實有可能更多選擇海南。這對澳門傳統零售業態會構成一定的壓力,這是必須正視的現實。
但從中長期看,這種“壓力”本身也是促使澳門加快轉型升級的動力。海南吸引價格敏感型消費者,澳門聚焦高端奢侈品,如限量版手表、定制珠寶,以及體驗式消費,如免稅店內設VIP室提供私人定制服務等。
澳門本來就不宜也不可能無限放大零售空間,與其在免稅額度、折扣力度上打消耗戰,不如主動把有限的城市空間更多用于會展經濟、文化演藝、美食體驗、醫療養生、城市游憩等高附加值、不可簡單復制的服務場景上,用體驗品質和綜合服務去提升吸引力。
更重要的是,如果我們把港澳與海南視作一個整體來規劃,離島免稅政策的優化,有利于吸引更多國際品牌和服務商布局中國南部沿海。澳門完全可以在品牌首發、時尚活動、行業展會、 專業論壇等環節扮演更突出的“展示平臺”和“議價樞紐”的角色,與海南在零售終端和度假空間上的優勢形成良性呼應,而不是零和競爭。
打造制度與文明的橋梁
南方財經:在人才流動方面,瓊澳之間可以建立哪些合作機制?
余渭恒:人往哪里走,資本和產業往往就跟到哪里去。瓊澳合作能不能走深走實,很大程度上取決于我們能否在人才流動上搭好“橋”和“路”。
我建議可以搭建更有吸引力的青年和學生交流機制。例如,常態化舉辦“海南澳門青年實習交流計劃”“瓊澳大學生暑期研習營”等,讓澳門的青年走進海南的旅游、會展、醫療、科技園區實地體驗,也歡迎海南的大學生到澳門高校、科研機構和企業短期交流。這樣一批批青年走動起來,自然就會在心態上把瓊澳視為一個共同的生活和發展空間。
其次,可以推動重點行業的職業資格與技能標準更高層次的互認。在旅游管理、酒店服務、會展運營、醫療護理、文創設計等兩地都急需的領域,可以探索聯合培訓、互認學分、共同認證的機制,使得相關人才在瓊澳之間流動時,制度門檻更低、轉換成本更小。例如,澳門注冊會計師可在海南執業。同時,鼓勵高校和職業院校開展聯合辦學、聯合研發,培育真正懂兩地情況、熟悉兩套制度的復合型人才。
早在2020年,海南便出臺了《鼓勵港澳臺地區人才服務海南發展若干意見》,鼓勵港澳臺地區人才參與、助力和服務海南自貿港建設。該意見允許具有港澳臺地區相關行業職業資格的人才,按照《海南自由貿易港境外人員執業管理辦法(試行)》相關要求,經海南省相關行業主管部門進行技能認定后,按規定范圍和有效期限為海南自由貿易港內企業和居民直接提供專業服務。
未來,我認為可進一步推進海南與澳門在重點領域的專業資格互認,建立系統化、常態化的互認機制與銜接平臺。這不僅有助于促進兩地人才流動與專業服務對接,更能為深化瓊澳合作提供堅實的人才支撐。
最后,我認為可以探索高層次人才的聯合引進和聯合使用機制。 對于一些國際視野強、跨學科能力突出的高端人才,可以嘗試“兩地聯聘”“一崗雙地”的模式。在澳門側重教學科研和國際合作,在海南側重成果轉化和項目落地,并配套住房、稅收、子女教育等綜合服務政策,讓人才感受到“兩個地方、一套生態”的便利與溫度,從而把瓊澳打造成一個聯動發展的“人才共同體”。例如,未來可以用好澳琴國際教育(大學)城,兩地高校共建“自貿港人才培訓基地”,開設跨境金融、國際貿易等課程。
南方財經:展望未來,你對澳門在瓊澳合作中的角色有何展望?
余渭恒:如果要用一句話來概括,我希望未來的澳門,在瓊澳合作中的角色,是一個“小而精的高能平臺”和“制度與文明的橋梁”。
從國內維度看,澳門完全可以成為海南乃至更大范圍內地企業對接國際規則和資本市場的重要接口。通過發揮自身在法律、會計、金融服務和多語種溝通上的優勢,幫助企業更好理解和運用國際經貿規則,設計符合國際慣例的交易結構和金融產品。
從國際維度看,澳門要繼續做強做優中國—葡語國家商貿合作服務平臺和多元文化交流基地的功能,把葡語國家以及其他地區的投資者、企業家、專業人才吸引到中國來,也把包括海南在內的內地優質項目推介出去,在雙向互動中彰顯“一國兩制”的獨特制度魅力。
具體到產業層面,我認為澳門至少可以在三個方向上發揮更加積極的作用。
一是成為港澳、海南乃至更大區域旅游與會展網絡的“指揮中樞”和品牌策源地。
二是成為大健康、綠色金融、數字貿易等新興產業的規則制定與金融服務中心,為海南的項目提供金融賦能和風險管理。
三是成為青年雙向流動和高端人才集聚的“窗口城市”,讓更多澳門青年把海南視作人生規劃的“第二舞臺”,也讓更多內地和葡語國家的優秀青年通過澳門認識海南、走進中國。
只要我們抓住國家戰略疊加的大勢,把瓊澳合作當作一項長期系統工程來布局,在制度銜接、 產業協同、人才聯動上持續用力,“海南遇上澳門”就不會只是新聞標題里的短暫火花,而是能夠持續照亮區域的一條開放合作新走廊。
剪輯:肖航 張小萌(實習生)
設計:鄭嘉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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