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
一個用筆給北京城畫了一輩子像的人，最后卻沒有給自己留下一句交代。
1966年8月，那位被稱為“人民藝術家”的老舍，把生命的最后一個句號，畫在了北京西邊的太平湖里。
不是驚嘆號，也不是省略號，就是一個冰冷、死寂的句號。
這事兒，給他兒子舒乙心里，留下一個三十多年都拔不出來的釘子。
那年頭的秋天，北京的風刮在人臉上，跟刀子似的。
舒乙趕到太平湖的時候，他父親的身體早就涼透了。
人就那么靜靜地躺在湖邊，身上蓋著一張草席子。
舒乙后來回憶，他父親的臉挺安詳，眉毛都舒展開了，好像睡著了一樣。
可衣服袖子上的血印子，還有旁邊人冷冰冰甩過來的一句“晚上有野狗，趕緊處理掉”，都在提醒他，這不是一場安睡。
最讓舒乙心里堵得慌的，是他爹的“沉默”。
老舍寫了一輩子，靠筆吃飯，靠文字活著，怎么到了最后關頭，連一張字條，一句話都沒給家里人留下？
派出所的記錄本上就幾個字，問了幾個當時在湖邊的人，也說不出個所以然。
就說有個老頭兒，從大清早一直坐到天黑，不說話，也不動彈，跟個石像一樣。
旁邊就放著幾張紙，上面抄的是毛主席的詩。
這下更蹊AR了。
這幾張詩，是最后的念想，還是無聲的叫板？
全北京那么多河，那么多湖，干嘛非得是太平湖？
這些問題，在舒乙腦子里攪成了一鍋粥。
他覺得，這事兒不能就這么算了。
他不能光當個死了爹的兒子，他得當個查案的，查明白他爹這心里頭最后的彎彎繞。
這案子一查，就是一輩子。
舒乙做的第一件事，就把家里人都給整懵了。
他當時在南京的林產化工研究所，工作穩(wěn)定，前途挺好。
父親的后事一辦完，他立馬給單位打報告，要求調回北京。
理由就一個：我要研究老舍。
家里人不明白，好好的工程師不當，去捅那個馬蜂窩干嘛？
舒乙就一句話：“我得跟他好好聊聊。”
這場“聊天”，開始得特別擰巴。
為了能冷靜下來，不讓情緒沖昏頭腦，舒乙做了一個決定：在所有文章和公開場合，他不再叫“我父親”，而是改口稱“老舍先生”。
這四個字，像一道墻，把他自己從兒子的身份里剝離出來。
他把自己變成了一個研究員，一個專門勘察作家臨終前精神現場的法醫(yī)。
從那以后，他就一頭扎進了故紙堆里。
為了寫《老舍的童言》，他從1984年開始，在北京城的大街小巷里轉悠，見人就打聽，前前后后采訪了幾百個跟他父親有過交集的人。
上到老朋友，下到拉過他的洋車夫，他都拿個本子一筆一筆記下來。
他對編輯說：“我就是個記錄員，把大家說的話抄下來。”
他把自己關在屋里，翻他父親的手稿、沒發(fā)出去的信，一遍遍地讀那些小說和劇本，想從幾百萬字的墨跡里，摳出通往太平湖那條路上的蛛絲馬跡。
外人看著都覺得他有點不近人情。
有老朋友問他：“你怎么好像一點不難過？”
舒乙搖搖頭，說：“感情太重了，筆就拿不起來了。”
他心里清楚，這事兒要是摻和進太多兒子的感情，就沒法弄了。
他要的是真相，是一個能說服自己的答案，這需要絕對的清醒。
時間一年年過去，到了1978年，事情過去十二年了，謎還是個謎。
就在舒乙快要覺得這案子成了一樁懸案的時候，一個偶然的機會，讓他一下子摸到了門邊。
那天，他正在翻看一張四十年代的北京舊地圖，就是那種紙都發(fā)黃了的老古董。
他拿個放大鏡在上面找地名，忽然，他的手停住了。
地圖上的太平湖，離他奶奶晚年住過的觀音庵胡同，走路也就一刻鐘的功夫。
舒乙腦子里“嗡”的一聲，像有一道閃電劈了下來。
一條看不見的線，把生命的終點和生命的起點連在了一塊兒。
他一下子明白了，他父親那天出門，不是沒頭蒼蠅一樣亂撞，他的目的地從一開始就是明確的。
他是在用一種最古老、最決絕的方式，回到他母親的身邊去。
太平湖那片冰冷的水，可能就是他心里通往童年，通往最初慰藉的那條路。
這個發(fā)現，讓他父親那場看似冷酷的死亡，一下子有了點人情味兒。
但這還不夠。
這只能解釋“為什么是太平湖”，但解釋不了“為什么是投水”。
要打開他父親精神世界里的最后一扇門，還需要一把鑰匙。
這把鑰匙，差不多又過了二十年，才由另一位文壇的老前輩，冰心，遞到了他的手里。
1997年，舒乙去看望冰心先生。
倆人聊起老舍，冰心忽然說了一句：“你父親那樣的性格，真要走，八成是投水。
你看他書里寫的那些有骨氣的好人，不都是這么個結局嗎？”
這句話，對舒乙來說，不亞于又一道閃電。
他回到家，把他父親所有的作品都搬了出來，一本本地翻，把里面所有寫到“水”和“死”的地方，都用紅筆勾出來。
他越看越心驚。
在老舍的文學世界里，投水自盡，從來都不是懦弱的表現。
那是《駱駝祥子》里祥子向往過的解脫，是《四世同堂》里祁天佑為了保全清白的選擇，是一種帶著尊嚴和氣節(jié)的抗議。
那一晚上，舒乙沒睡。
他終于想通了。
他父親的死，不是一次被動的屈服，而是一次主動的實踐。
當一個文人，一個把“臉面”看得比命還重的老北京，被人當眾羞辱，連最后一點尊嚴都被踩在腳下的時候，他能做的，就是用自己的生命，去完成自己筆下人物的宿命。
他是在用自己的死，為他寫了一輩子的“氣節(jié)”和“清白”，做最后的注解。
三十年的追尋，到這兒，算是畫上了一個句號。
舒乙覺得自己終于可以和父親“面對面談談”了。
快七十歲那年，他動筆寫《父子情》。
文章的開頭，他很自然地寫下：“我的父親，曾親手把我抱上八仙桌，讓我念第一首唐詩。”
寫完“我的父親”這四個字，他自己都愣了一下。
這個被他鎖在心里幾十年的稱呼，終于能說出口了。
稿子寫完，他拿給他母親胡絜青看。
老人家看完了，就在稿紙上批了三個字：“這就對。”
這三個字，比任何長篇大論都重。
后來，太平湖沒了，被填平了，上面蓋起了高樓，底下通了地鐵。
但舒乙書房里那張發(fā)黃的舊地圖一直掛著，圖上用鉛筆畫的兩個圈，和中間那條虛線，誰也沒去擦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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