執行死刑前，獄警對兩名地下黨說：你們兩個我只能救一個，救誰？

1935年盛夏的一個午后，貴州息烽監獄鐵門“哐啷”落鎖，悶熱潮濕的空氣里帶著血腥味。兩名剛被押進來的年輕人并排坐在墻根，靠得很近，卻都沉默。外面的步哨換崗時哨聲拖得很長，仿佛在提醒他們：距離行刑只剩幾天。

最先打破沉靜的是牢頭兒粗暴的催促，“起來，過號！”林青抬眼掃了掃四周，依舊一言不發。與他同囚的劉茂隆卻悄悄掐了掐林青的手背，那一下，不是示弱，而是在確認對方還活著。相互心照不宣：情報不能落到敵人手上，哪怕只剩最后一口氣。

這座監獄里，每一道門后都藏著探子的眼睛。董亮清——外表是一名普通獄警，內里卻早在1929年就秘密加入中共情報交通線。可惜數月前，上線犧牲，聯絡全部中斷，他被迫獨自潛伏，直到林青和劉茂隆被押來，此人才終于再度遇見“自己人”。

第三天夜里，董亮清例行查鋪時低聲說了一句：“同志，我能帶走一人。”這短短八個字，比任何嚴刑都來得致命。監獄規定，死刑犯凌晨五點單獨解鎖上廁所，最多放行一人；要想逃生，只能利用這片刻工夫并借用他掌握的暗門鑰匙。成功與否，全系于一線生機。

林青皺著眉，“只能救一個？”董亮清點頭：“連帶獄警口令、走廊燈號，都只夠一次。”空氣凝固。兩人都清楚，留下的必被處決，且無翻案機會。可誰去，誰留？拯救革命火種的責任突然壓到他們肩頭。

劉茂隆先開口：“林青，你是省工委書記，脫困后能重建組織，我留下。”林青擺手，聲音沙啞卻有力：“不行！我落網時間久，面孔已被敵特記住，出去反而牽連更多同志。老劉，你必須走，服從命令！”

爭執在昏暗牢房里持續，呼吸聲粗重到令人心悸。董亮清焦急提醒，“五點前必須決定。”距離行刑還有不到七十二小時，拖延便是自毀。劉茂隆低頭，看見林青腳踝的鐐銬已磨破皮肉，而林青卻若無其事。他忽然意識到，對方心中早有答案。

凌晨，鐵鎖被悄然開啟。董亮清拉住劉茂隆，示意他屏氣隨行。劉茂隆最后一次回望，林青倚墻而坐，輕輕揮手，嘴唇幾乎無聲地動著：“堅持到底。”二人消失在走廊盡頭，燈火跳動，長影壓在地面，像一條決不能回頭的路。

天光微亮，牢門再度轟響。林青被五名憲兵押出。敵人先行拷問，見他依舊絕口不提密碼和聯絡點，惱羞成怒，決定當日午時行刑。9月11日，槍聲響起前，林青高呼：“中國共產黨萬歲！”刺刀殘忍地堵住了他的聲音，但沒能阻擋他昂首站立的姿態。子彈穿透胸膛時，他年僅二十四歲。

逃出的劉茂隆則一路輾轉，經桐梓、遵義北上，在川陜根據地與中央聯絡接上，并將貴州地下組織受損情況完整匯報。他得以重新鋪設交通線，也把“林青”這個名字寫進下一批聯絡暗號。此后，他再未踏入貴州，但所有有關工作的電文里，都故意留出一個固定代號：LQ。只有少數同志明白，那是他對殉難戰友的紀念。

抗戰時期，LQ代號在資料中頻繁出現，每一次都對應一次情報轉運、一次后方物資接駁。有人好奇那三個字母意義何在，劉茂隆卻從不解釋。他只在筆記里留下一句：“欠他一條命，唯有做好手上的事，方算還債。”

新中國成立后，劉茂隆長期負責文化系統外事資料翻譯，始終低調，不主動談及昔日經歷。直到1982年，他已七十歲，雙手顫抖得幾乎握不住鋼筆，才決定寫回憶錄。家人擔心他病體支撐不住，他卻倔強地說：“若我不寫，林青就只剩墓碑，他應該活在記憶里。”

稿紙一張接一張，字跡時而清晰，時而抖動，墨點橫飛。每當寫到監獄那夜，老人都會停筆很久，喉頭哽住，淚水滴在紙上暈開。他沒有用過堂皇詞藻，只重復敘述一個決定——“只能救一個”。在他看來，這才是當年那個夜晚最尖銳的刀鋒，逼迫人把生死擺到天平的最兩端。

這部回憶錄后來并未公開出版，只在中央檔案館內封存。研究者偶有機會查閱，總會被其中近乎殘酷的細節震住。有人感嘆林青的犧牲，有人敬佩劉茂隆的堅守，但董亮清的名字同樣值得銘記：在暗無天日的深牢，他拿自己的崗位和性命，為黨保住一支火種。1937年，他因身份敗露被捕，隨后犧牲，直到建國后才被追認為革命烈士。

貴州地下黨在劫后余生的隊伍里，始終流傳一句話：“一人脫困，十人得生。”短短七字，道盡了潛伏者的宿命。有人選擇承擔全部風險，讓別人背負活下去的重擔。也有人忍著內心煎熬，帶著同志的遺愿繼續前行。無論哪一種，都離不開同一個信念：生死之外，先有組織。

林青、劉茂隆、董亮清，這三個人的姓名在官方史冊里出現的篇幅并不算多，卻共同鑄就了一條清晰的時間線：1935年夏夜的抉擇，引出一連串暗線接續；烈士犧牲換來情報安全，逃脫者則把犧牲寫成密碼，延伸至抗戰，延伸至解放，最終抵達新中國的晨曦。沒有任何戲劇性的拯救，沒有奇跡，只有選擇與擔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