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股東華創證券互“揭老底”，貴州百靈能繼續唱出“苗藥凱歌”嗎

2025年12月3日，對于曾經的“苗藥大王”姜偉來說，或許是人生中最漫長的冬夜。前腳剛收到中國證監會的立案告知書，涉嫌內幕交易與信披違規；后腳，貴州百靈的官方公眾號便發出了一封言辭激烈的公開信。

姜偉在信中將矛頭直指自家的第二大股東——華創證券，聲稱自己遭受了“無理巨額起訴”，并暗示監管調查背后有人推波助瀾。

這一幕，徹底撕開了貴州百靈與華創證券之間維持了數年的遮羞布。

把時間撥回三個月前，華創證券向法院提起訴訟，要求姜偉及其一致行動人償還本金及違約金合計高達17.61億元。

這筆天文數字源于雙方數年前簽訂的“紓困協議”。而姜偉的反擊同樣強硬，他在11月提起反訴，指控華創證券不僅沒有按約減持股票，反而利用內幕優勢“做空”自家股票，甚至通過派駐高管“惡意舉報”導致公司被ST，意圖借此壓低股價謀求控制權。

作為風暴中心的貴州百靈，這家曾頭頂“苗藥第一股”光環的企業，如今早已千瘡百孔。

翻開財報，核心數據觸目驚心：公司不僅在2023年巨虧4.15億元，到了2025年前三季度，頹勢依舊未改，營收21.02億元同比下滑24.28%，歸母凈利潤更是縮水三成以上。

昔日的百億市值白馬股，如今股價徘徊在5元低位，較當初紓困資金入場時的成本價已被腰斬。

這不僅僅是一場債權糾紛，更是一部涵蓋了杠桿失控、資本博弈與實業衰退的教科書式“慘案”。

資本獵手的“圍獵”邏輯

在這場博弈中，華創證券的角色遠比一個單純的債權人要復雜。追溯這家貴州本土券商的過往操作，不難發現其行事風格中透著一股狠辣的“狼性”。

早在幾年前，外界就對華創證券管理團隊的資本運作模式頗有微詞。以陶永澤為首的管理層，曾通過精妙的“反向操作”，在華創證券借殼上市的過程中，利用員工持股計劃以極低價格(1.75元/股)入股，而上市公司收購價高達10.29元/股，一舉實現了巨額財富增值，并逐步確立了在無實控人架構下的實質掌控力。

這種對控制權的極度渴望，在其對太平洋證券的圍獵中也展現得淋漓盡致——通過司法拍賣強行介入，意圖以低成本拿下另一家上市券商的牌照。

帶著這樣的基因進入貴州百靈，所謂的“紓困”很難單純被理解為慈善。

姜偉方的指控并非空穴來風。數據顯示，在紓困期間，貴州百靈的融券規模曾出現詭異的異常波動。正常情況下融券量僅在10萬至30萬股之間，但在2020年5月前后的關鍵節點，融券賣出量突然激增至200萬甚至1300萬股。

這種幾十倍于正常水平的做空力量，恰巧伴隨著華創證券紓困基金持股的減少。業內人士指出，這種操作不僅能通過股價下跌直接獲利，更能通過打壓股價讓大股東的質押風險進一步惡化，從而陷入被動。

更耐人尋味的是，華創證券雖承諾“不謀求控制權”，但在實際操作中卻步步緊逼。2021年初，華創曾派出多達20人的工作組進駐貴州百靈，接管了包括常務副總、財務總監等在內的關鍵崗位，甚至一度控制了公章。

而在股價一度漲至11.97元、遠高于其成本價的“解套”窗口期，華創證券卻按兵不動，未執行減持。這種“該走不走、反客為主”的姿態，最終演變成了如今雙方對簿公堂的死局。

“藥王”的黃昏與自救陷阱

然而，將所有臟水都潑向資本方，并不能洗白姜偉作為企業掌舵人的戰略失誤。貴州百靈的衰敗，本質上是內因主導的必然。

作為曾經的苗藥龍頭，貴州百靈在過去十幾年里患上了嚴重的“營銷依賴癥”。財報顯示，公司銷售費用常年居高不下，2023年更是攀升至23.11億元，占總營收的比例超過54%。這意味著每賣出100元的藥，就有54元花在了廣告和渠道推廣上。在醫保控費和集采常態化的大環境下，這種依靠高額費用堆砌出來的營收極其脆弱，邊際效應早已觸頂。

與揮金如土的營銷相比，姜偉在研發上的投入顯得極其吝嗇。公司研發投入占比長期不足2%，2022年甚至跌破1%。被寄予厚望的乙肝新藥“替芬泰”，從2014年獲得臨床批件至今已耗時十余年，仍未見上市蹤影；其他諸如芍苓片等新品的研發進度也如蝸牛爬行。當核心產品老化、后續管線斷檔，貴州百靈在資本市場眼中其實早已失去想象力。

真正壓垮駱駝的稻草，是姜偉個人的盲目跨界。他不甘心只做藥企老板，將大量資金投向了希爾頓酒店、圍棋院甚至飛機制造等與主業毫無關聯的領域。這些重資產項目像黑洞一樣吸干了現金流，迫使他不得不進行高比例的股權質押，最終高達97.49%的股份被質押。

正是這種極致的資金饑渴，才引來了華創證券這筆“帶刺”的錢。姜偉以為簽下的是一份救命的借款協議，殊不知在缺乏硬性退出約束和清晰回購條款的合同里，他早已交出了主動權。當企業基本面無法支撐股價回升，任何形式的“優先回購權”都成了空頭支票，曾經的“白衣騎士”翻臉變成“野蠻人”也就不足為奇了。

如今，這場涉資17億的纏斗還在繼續，但對于普通投資者而言，結局似乎已經注定：在實業空心化與資本嗜血的夾擊下，輸家只有一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