寧波“小洛熙事件”：共建社會信任不能僅靠監控

言詠/文 12月14日，寧波市衛健委通報了女嬰術后離世事件的調查情況。這名被稱為“小洛熙”的早產女嬰，在5個月大時于寧波大學附屬婦女兒童醫院接受心臟手術后不幸離世。調查組認為，醫療團隊在手術風險評估、操作過程、術中與家屬溝通及術后監護處置方面均存在缺陷，具體醫療過錯及責任程度有待醫療事故技術鑒定完成后明確。

通報發布后，家屬和公眾的質疑焦點集中于手術間的監控配置。據通報，患兒所在手術間配備兩個監控攝像頭：一個專用于監控麻醉車，配有存儲介質，具備回放功能；另一個為廣角全景攝像頭，未配置存儲介質，無法回放。通報稱，該區域監控配置符合規定。然而，自12月15日起，大量網友涌入該全景攝像頭生產商“海康威視”的直播間，通過質問與聲討表達不滿。

公眾的憤怒，源于對“小洛熙”不幸夭折的心痛，以及對其父母的深切共情。母親懷抱幼女悲慟的畫面令人動容。唯有通過公正、專業的醫療事故技術鑒定厘清責任并予以問責，方能告慰逝去的幼小生命及其家庭。

然而，公眾對手術間監控配置的質疑，本身是一個值得商榷的問題。當醫療糾紛發生時，期望通過回放錄像還原真相是人之常情，但必須審慎考量：手術間是涉及患者最私密身體與醫療信息的敏感空間，若管理不當，全程錄像將帶來巨大的隱私泄露風險。更進一步說，即便有錄像，它也很難成為裁判醫療糾紛的“黑匣子”。手術過程中有很多精細操作和臨場判斷，這遠非全景錄像的宏觀視角所能捕捉。相比之下，一份詳盡、規范的手術記錄，在厘清責任時可能具有更高的專業與法律價值。

公眾執著于一段監控錄像，折射出的是深層的社會信任焦慮。當信任的基石出現裂痕，人們便傾向于尋求絕對客觀的“技術之眼”來充當裁判，而過往的一些負面案例也強化了“監控缺失必有貓膩”的思維慣性。

“小洛熙事件”反映出的這種路徑依賴并非孤例。在我們的生活中，攝像頭的覆蓋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和密度擴展。為保障孩子安全，幼兒園普遍安裝監控；為震懾犯罪，大街小巷“天網”密布；為提升管理效率，辦公室里或許也有監控。我們似乎正步入一個依賴無死角的技術監視來填補信任鴻溝的時代。

當然，不可否認監控技術的確扮演著不可替代的“第三方監督”的角色，在許多關鍵事件中成為揭示真相、守護公正的重要工具，在保護弱勢群體方面尤其價值顯著。比如在幼兒園和、養老院等環境中，由于幼兒和部分長者可能難以清晰、完整地陳述自身遭遇，監控記錄便成為還原事實、識別不當行為（例如虐待、疏忽照顧等）的關鍵證據，也能有效震懾潛在的違規行為。

然而，技術從來都是一把雙刃劍。我們對監控的應用，不能因路徑依賴而滑向濫用，也不能在“公正透明”的名義下罔顧基本邊界。監控的應用，必須基于堅實的倫理與法律框架，尤其應遵循目的正當、手段必要、最小侵害等核心原則，并切實保障公民知情權和隱私權。近日，深圳一商場為控煙在廁所安裝“吸煙即變透明”的玻璃，因過度侵犯隱私而引發廣泛爭議。這警示我們：即便初衷良好，一旦越過了邊界，技術也很容易從守護者異化為侵犯者。

我們最終還需達成一個共識：修復社會信任的基石，不能僅靠監控技術。一方面，技術本身存在局限。事件的復雜性和多視角，往往不是一段監控視頻能完全呈現的，“有視頻”未必等同于“有真相”。另一方面，監控或許能震懾某些不當行為，但它難以激發人們內心的良善和主觀能動性。持續的監控可能還會帶來無形的心理壓力。例如，在幼兒園場景中，老師若長期感覺“被凝視”，可能會影響其工作的自然發揮和情感投入。監控在某種程度上預設了不信任的前提，不利于潤滑人與人之間的關系。

共建社會信任，還是要著眼于更根本的層面，要回歸到對內部控制規律的基本遵循，通過制度建設實現對善的激勵、對惡的懲戒以及對權力的有效制衡。另外，當公共事件發生時，含糊其辭的通報只會加劇猜疑，而坦誠、及時、詳盡的真相披露，以及基于尊重和共情的有效溝通，才是消弭隔閡、培育信任的關鍵。最終我們還要追求的，不是在監控凝視下的被迫服從，而是在職業倫理和內生道德激發下的人心向善。監控可以作為一種輔助工具，但信任的根基，還是要深植于潤滑的人際關系和健康的公共生活中。

（作者 言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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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詠

評論版主編 武漢大學法文系畢業。08年入職機動記者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