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4年王平途經武漢沒去看老戰友，氣得楊得志對警衛說：給我綁過來

1974年1月20日的清晨，漢口火車站霧氣濃得像一層灰紗，一列自北京南下的綠皮車緩緩進站，這趟車里坐著久未露面的王平。車門尚未完全打開，他便拎著一個褪色帆布包，下意識把帽檐壓得更低。王平知道，自己只是中途換車，無意驚動任何人，可計劃很快被老戰友楊得志識破。

楊得志那天正在武昌總參接見抗洪部隊代表，秘書忽然塞進一張小紙條：王平上午經停武漢。楊得志瞥一眼就按捺不住，“他要是敢不來軍區，叫警衛把人給我綁過來！”一句半帶玩笑的話，卻讓在場警衛員當真緊張地去備車。

楊、王兩人結下深厚情誼得追溯到1947年的清風店。那場戰役里，王平奉命率地方部隊阻擊羅歷戎第三軍，給楊得志爭取了48小時，使主力趕到戰場形成合圍。戰后，兩人喝了一碗小米粥，沒言沒語，卻各自記了一輩子。楊得志后來常說：“那碗粥里有命。”

進入六十年代末的特殊年份，王平的履歷被反復審查，先是被要求“靠邊”，后又接受“監管”，落腳南京軍區第三招待所11號樓。與外界幾乎隔絕的日子里，他翻來覆去讀的只有兩本舊書和一份過期報紙。直到1972年底，根據周恩來的指示，落實老干部政策才真正動起來，王平的管制逐步放松，但仍限制離寧。

1973年冬，他獲準去北京咨詢自身問題。那段日子正值十大，所有領導事務繁雜。葉劍英讓他去找李德生，李德生先忙得見不了面，拖到會議閉幕才接待。李德生一句“先恢復組織生活”，讓王平看到了縫隙。鄧小平同他談話時笑道：“想干活不犯法。”寥寥數語，卻是一顆定心丸。

半年后，事情依舊卡在原地。王平無奈返程，選擇的路線是北京經武漢轉南京。車到武昌，他本想趁停靠十幾分鐘換乘，不料軍區作訓科的吉普已在站臺等候。警衛小跑過來行軍禮：“司令員讓您務必移步軍區。”王平搖手：“別鬧了，我不想添麻煩。”話音未落，楊得志拎著一只熱騰騰的保溫桶出現，開口就是一句帶地方口音的埋怨：“王老弟，過門不入，咋個意思？”

王平只好隨車去了軍區機關。途中，楊得志半開玩笑：“要是不把你請去吃碗熱干面，對不起那年清風店。”兩位老將軍落座，筷子還沒動，楊得志先問：“你的事兒走到哪步？”王平如實相告，仍無最終結論。楊得志立刻給北京撥了電話，通話完放下話筒，只說一句：“總政那邊會再加把勁。”

當天夜里，王平被安排住軍區賓館簡易套間。臨別前，楊得志拍著他的肩膀：“別急，形勢正往好里轉，等通知。”王平點頭，卻堅持次日一早繼續行程。他清楚，自己的身份在那時仍敏感，不愿給武漢軍區徒增壓力。

1975年春，總政秘書處傳真至南京——王平列席四屆人大。會期結束，他被任命為炮兵政委。第一次在炮兵機關會上發言，他顯得生疏，幾句便咳嗽連連。會后有人嘀咕：“是不是身體跟不上？”王平聽見了，暗地里摘錄技術資料，連著幾周翻閱到深夜。再開大會，他脫稿談炮兵戰術配系和技術革新，語速沉穩，底下嘀咕聲消散。

就在這時，鄧小平、葉劍英研究決定調整武漢軍區領導班子，王平榜上有名。命令一下，他先想到的竟是楊得志：“老楊身體還頂得住不？”臨赴任前，葉劍英叮囑：“武漢形勢復雜，部隊整頓務必壓得住。”王平只回答兩個字：“明白。”

7月初，他抵達武昌，卻得知楊得志因前列腺炎轉入北京治療，原政委王六生調往工程兵，副司令張震亦調總后。這意味著王平需要立刻挑起擔子。慶幸的是原國家體委主任王猛此時到位，兼任副政委。兩人分工，王猛抓思想，王平抓條令，一套組合拳下去，軍區訓練秩序逐步恢復。

1976年，軍委下發加強作戰準備指示，武漢軍區被列為重點方向。王平抓動員會時語氣硬朗：“大堤口子不能開，戰備松不得。”部隊夜訓燈火連綿，江面巡邏艇馬達聲此起彼伏。那年夏天漢江洪峰來勢洶洶，某師官兵24小時在大堤搶險，王平衣衫盡濕蹲在現場，簡單一句“繼續”，連喝水都顧不上。

到1977年春，楊得志病愈返漢。重逢的當晚，兩位老兵默契地沒有寒暄，先拿紅藍鉛筆圈改作戰計劃。圖紙收攏后，楊得志笑罵：“當年要不把你‘綁’來，今天可沒人替我扛這攤子。”王平笑而不答，只提議去江邊吹風，兩人便并肩走出作戰室，背影被微黃的路燈拉得很長。

不久，王平調任福州軍區政委，再次起程時，武漢站臺人頭攢動。楊得志沒說客套，只把一個保溫桶塞進車窗，那是早已準備好的熱干面。警笛拉響，車廂緩緩移動，楊得志的帽檐壓得很低，卻還是能看見他嘴角微微上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