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0年春節熊向暉獨自在家，三只雞“服毒自盡”，全家人哭笑不得

1965年11月，北京西郊落了場薄雪。中央某部門召開業務座談會，請來幾個當年戰時“老地下”交流經驗。輪到熊向暉發言，他談完“兵棋推演”和“文件截獲”后，忽然冒出一句：“情報員下班后若學不會煮飯，早晚要出亂子。”臺下哄笑，誰也沒想到五年后這句玩笑竟被他自己應驗。

熊向暉的名字，在軍統舊檔里排在“極危險目標”前列；在延安的電文里，則是“能頂一師”的代號。1938年冬天，他以清華高材生身份進入胡宗南幕府。那年他才十九歲，桌上放一塊瑞士表、口袋揣一張入黨誓詞。周恩來囑他八個字——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十二年刀口舔血，他把延安安危、解放戰爭節奏，從敵營最深處一次次拖了回來。

讓外人驚訝的是，這位情報高手私下對生活常識一竅不通。秘書處同志打趣，說熊處長寫電報用密碼本是標點分段，回家煮面條也是按密碼分段，水總比面少兩格。夫人蘇明娟原在統戰系統，嫁給他后第一件事是教他區分洗衣粉與面粉。熊向暉恍然：“原來白的不一定都能下鍋。”這句話后來成了家里孩子的口頭禪。

時間來到1969年底。那年北京副食品緊俏，憑票買只雞都得排長隊。蘇明娟要去南京照顧病重母親，女兒熊蕾在東北農場勞作，兒子熊林被廠里留守；春節前后，家里只剩熊向暉和院子里三只肥雞。走之前，兒子把米缸、草料、水壺位置都畫在紙上，反復叮囑：“吃完飯撒一把米，再添一瓢水，簡單！”熊向暉連聲答應，可腦子里想的還是新近收到的國外報刊剪報。

臘月廿八凌晨，他趕去機關交班，午后回到家，第一件事是給雞撒米。第二件事——沒有。他以為喂米即可萬事大吉，順手把院角一只空玻璃瓶擺正，卻不知道那瓶子是鄰居刷墻剩的敵敵畏。幾天過去，北京持續干燥，雞找不到水，只得啄瓶口的殘液。大年三十上午，院子異常安靜，熊向暉以為雞“懂事，不打擾革命干部寫材料”，便繼續伏案翻譯《時代》雜志。

年初一下午，兒子請假返家，推門便見三只雞橫七豎八。熊向暉抬頭，很無辜：“我天天喂米，它們卻集體絕食，看樣子有政治態度問題。”兒子在墻角發現那只空瓶，心頭一涼。“原來缺水，它們喝了毒藥。”熊向暉聽完，只說了一句：“情報員失算，得檢討。”

消息傳到正在南京的蘇明娟，她在信里只寫一句：“家里雞已全部‘光榮犧牲’，食堂供應緊張，你自己想辦法。”熊向暉回信：“敵敵畏事件教育深刻，已向組織保證學習生活技能。”同僚們聽說此事，大笑數日。有人慨嘆：一個能把敵軍十五萬兵力部署背下來的人，卻背不住“米、水”二字。

雞的意外身亡并沒有耽誤熊向暉緊張的工作。1971年夏，他被指派協助接待基辛格秘密來華。一旦進入崗位，他瞬間換擋，資料、路線、談判要點，分秒不差。女兒熊蕾當時回京探親，想見父親，被婉拒，只聽老人一句低聲提醒：“過幾天廣播里就知道我為什么忙。”等基辛格專機離境，熊蕾才從電臺新聞里捕捉到父親的身影，那一刻她才真正明白，“爸爸的工作”意味著什么。

熊向暉對子女的教育，外界以為會是高標準、嚴紀律。事實上，他向來主張放養。熊蕾上中學寫作文，他批注不超過三行；兒子參軍或進工廠，他一句“自己決定，別啃老爸的功勞簿”。孩子們聊起同學父母動輒家訓十條，難免疑惑：父親到底管不管？熊向暉偶爾抬頭：“小樹能自己長直，非得綁根竹竿才算教育？”口氣平淡，卻帶幾分狡黠。

盡管生活笨拙，他對信息捕捉的敏感遠勝常人。南開大學請來兩名英國外教，校方擔心“資產階級思想滲透”，熊蕾回家詢問看法。他反問：“二百名工農兵學員守不住兩名外教？那這課堂本身就該重開。”女兒聽完恍然，心說父親的邏輯永遠出其不意，卻又透著務實。

三只雞事件后來演化成家中“安全演習”笑料。逢年過節，只要熊向暉留守，孩子們會貼一張紙在冰箱門上：水壺在此，米袋在此，藥品遠離食材。熊向暉每見此紙，先是臉紅，隨后點頭：“接受監督。”朋友聚會，他常自嘲：“革命征程一馬平川，生活戰場寸步難行。”一句話引來滿堂大笑，也讓世人見到傳奇特工另一面——質樸，粗枝大葉，卻毫無英雄包袱。

1970年那場小插曲并未寫進任何官方傳記，卻在家族間口耳相傳。熊蕾說，每當回想院子里那三只伏倒的雞，就能把父親的形象連成一幅反差極大的畫：刀鋒上行走十二年，端碗卻能淋得自己一手湯；機要室里連軸轉四十八小時，回家卻記不住一把鑰匙放哪。或許正因如此，他在戰場上敏銳，在生活中遲鈍，才讓家人既敬他又忍不住笑他。

1970年的春節早已過去半個世紀。當年那瓶敵敵畏早就被處理掉，庭院也換了新柵欄，新樹新草。而關于三只雞的段子，還在熊家年夜飯時被提起——那是熊向暉留下的另類“家風”，提醒后輩：再大的本領，也要學會給雞添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