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urope’s second-class citizens
那些曾鄙視海灣國家“卡法拉”(kafala)制度的國家,正悄然走向建立自己的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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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arry Haysom
作者:西蒙·庫珀(Simon Kuper)
本周恰逢我離開卡塔爾三周年。當時我剛報道完世界杯足球賽。黎明時分,我和一位同事搭優步前往機場。我們的巴基斯坦司機剛結束16小時的輪班,盼著能睡個好覺。他解釋說,在多哈開車壓力很大,因為當地“公民”——即卡塔爾人,通常開著四驅越野車,認為自己有權隨意插隊到非公民前面。如果優步司機不順從,他們會大發雷霆。而這位巴基斯坦司機卻毫無申訴渠道。在卡塔爾,移民被當作權利極少的二等人對待。
那時,許多歐洲人對卡塔爾對待移民的方式感到憤怒。海灣地區普遍實行的“卡法拉”制度——賦予雇主對移民工人極大控制權——被視為毫無人道。然而如今,我們正目睹一種新的歐洲體系初現端倪,其面貌驚人地類似卡塔爾模式:不斷引進更多移民勞工,卻將他們永久視為二等階層。不妨稱之為“歐版卡法拉”(Eurokafala)。
背景是老齡化嚴重的歐洲:從清潔到照護等行業都急需移民勞動力,但社會又并不真正歡迎他們。隨著移民來源從以白人歐洲人為主,轉變為以非白人、非歐洲人為主(英國主要是亞洲人,法國主要是非洲人),移民問題變得更具爭議性。這一趨勢還將持續:非洲人口預計將從目前的15億增至2050年的25億,而歐洲勞動年齡人口則急劇萎縮。
維也納經濟與商業大學的研究顯示,即便是受過高等教育的歐洲人,對移民的支持度也在下降。我們的社會已是多元文化,卻幾乎沒有政黨愿意承認這一現實。歐洲極右翼政黨在經濟或性別議題上的立場各異,但在反移民上卻高度一致。這使得移民議題的公共討論幾乎完全圍繞身份認同與犯罪展開,而非人口結構或經濟需求。
政客們如何調和“需要移民”卻又“不愿接納”的矛盾?辦法是:高調反對最顯眼的移民形式(如穿越英吉利海峽或地中海的小船偷渡者、尋求庇護者),同時悄悄引入更多勞工。英國脫歐公投很大程度上由反移民情緒驅動,但此后英國移民人數卻大幅飆升。意大利右翼領導人喬治亞·梅洛尼一方面高調推動在阿爾巴尼亞處理庇護申請——反映出歐洲普遍希望將庇護程序“外包”;另一方面卻發放了近百萬份非歐盟工作簽證。法國議會在2023年通過了嚴格的移民法,但2024年移民人數反而激增。
過去,歐洲政客常高談“融合”——要求移民接受我們所謂的價值觀。如今這類話語正在消失。新趨勢(以英國為例)是:向特定行業發放有時限的工作簽證,限制移民攜帶家屬的權利,并讓他們等待更長時間——某些情況下長達數十年——才能獲得永久居留權。在法國,極有可能成為下一屆執政黨的極右翼政黨“國民聯盟”甚至主張廢除出生地公民權,這意味著一些人即便一生都在法國生活,也永遠只是二等外人。這讓我想起在阿布扎比遇到的一位巴勒斯坦人:他出生在當地,卻要承擔公司幾乎所有工作,而他的本地同事則悠然自得。
一個由單身、權利受限、基本游離于社會之外的人組成的次等階層,必然遭受各種侵害。他們難以就虐待行為提出申訴。于是,我們將看到歐洲版的、曾被我們猛烈抨擊的卡塔爾現象:移民多年無休地工作;建筑工人在不安全條件下喪生。
更嚴厲的歐洲法規無法終結非法移民。人們會逾期滯留。歐洲各國政府可采取的一種應對方式,是效仿美國的移民與海關執法局(ICE)——組建一支準軍事力量,大張旗鼓地搜捕任何看起來像“典型非法移民”的人,即非白人且貧困者。這些搜捕行動同時也成為政府展示“陽剛威權”的宣傳視頻,使所有非白人——哪怕家族幾代都是公民——始終處于“非法”的懷疑之下。
“歐版卡法拉”很可能贏得選民支持。許多本土居民認為,“英國人”“法國人”“德國人”等身份是某種“高端國籍”。建立一個永久性的移民服務階層,正是對這種優越感的制度性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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