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是他們的主張！造成龐大貧富差距，令國企員工處境艱難？

有時候我們站在街角，看著人來人往，心里就會問：這些人，活得輕松嗎？很快又會覺得不對，事情不是那么簡單。我們總說要共同富裕，但感覺有些人走得快了，有些人卻被留在了原地。是不是有人把累死的工人，也變成了那些追逐利潤的棋子？這或許才是最讓人覺得難受的事。

想起那些在工廠里拼命的人，他們習慣了機器的轟鳴，也習慣了效率的提高，卻很少有人關心他們的感受。

生產線上的每個環節都像齒輪，細得像針腳，技術更新得快得看不懂。是什么讓他們在工作中掙扎？

工資付得少，責任壓得更重，漸漸地，感情變得麻木，大家都覺得，反正掙錢難，活也干不完。這種被忽略的感覺，比身體的勞累更讓人疲憊。

有人說，這就是改革。要把企業搞活，就得讓“股東說了算”。這個主張，聽起來好像很有道理。清華大學的侯若石在2018年寫了一篇文章，直接點出了幾個人的名字——吳敬璉、厲以寧、張維迎。他說，正是他們推崇的這套治理模式，把一線的工人徹底推出了決策圈。

這是一個很直接的指責，話里話外都在問，為什么干活最多的人，反而在制度里最沒有說話的權利？

文章發出來，那三位經濟學家沒有公開回應。但大家心里的疑問沒有消失。幾年后，厲以寧先生過世了，關于他主張的討論反而更激烈了。這說明，問題一直都在，只是被藏起來了。

那么，他們主張的到底是什么？

簡單說，就是企業是股東的，管理層要為股東的利潤負責。為了讓管理層有動力，就給他們分股份。這個想法在當年推動了股份制改革，確實有過作用。可后來，事情好像就變了味。

企業制度的架構，越來越像被拆開的拼圖，散落一地。

有的地方，股權激勵變成了管理層自己給自己發錢的工具。他們通過復雜的手段，用很低的價錢把企業的股份弄到自己手里，形成一個個外人進不去的小圈子，悄悄就把一個公共的企業變成了私人的地盤。這些事不是新聞，是發生過的教訓。

結果呢？一個數字就能說明很多問題——基尼系數。

2024年，這個衡量貧富差距的數字還在0。46到0。47之間。它不是一個冷冰冰的數字，背后是無數個家庭的真實生活。一邊是少數人通過股權拿到了驚人的財富，另一邊是無數工人的工資條常年沒什么變化。

那臺停轉的機器，從來不是靠會議室里的文件修好的，而是靠值班工人熬一個通宵，一個零件一個零件排查出來的。

可是在“股東說了算”的邏輯里，那個熬夜的工人，他的價值在哪里？他的經驗，他的判斷，在做決定的時候，有人聽嗎？

這套邏輯真的能把企業管好嗎？

一條現代化的生產線，環節多得數不清，技術變得太快，今天學會的明天可能就沒用了。一個坐在總部辦公室的董事，看著報表上的數字，他真的能決定現場的設備要怎么調整嗎？不可能。

真正懂的，是那些天天和機器打交道的一線工人。

他們知道哪個地方容易出毛病，哪個流程可以稍微改動一下就能省下不少時間。他們的一次及時提醒，可能就避免了一場大事故。這些貢獻，在財務報表上是看不見的。可這些看不見的價值，才是企業能穩定運轉的底氣。

這不只是我們這里的問題，就連提出這套理論的西方，自己也開始反思了。

有研究發現，給高管發再高的薪水，跟公司的長期好壞關系不大。高薪反而讓他們更愿意做短期的事，比如為了讓這個季度的報表好看，不惜犧牲掉未來的發展。他們只盯著眼前的利益，因為他們的位置和財富，都和這些短期數字綁在一起。

看看德國和日本的企業，他們走的是另一條路。銀行會深度參與企業的管理，用長期的合作來穩住團隊。他們的激勵，不是簡單粗暴地分股份，而是鼓勵大家把事情做好，把技術做扎實。這種模式，是不是更能經得起時間的考驗？

后來，網上有很多人開始討論盧麒元的文章。他說的話很尖銳，比如“無底線私有化”、“資本通吃”。雖然聽著刺耳，但他指出的問題，很多人都有同感。為什么這些話能傳得這么廣？因為大家心里的那根弦，早就繃緊了。

資本的邏輯，是不是應該壓過整個社會的利益？這已經不是一個理論問題，而是擺在每個人面前的現實。

好在，風向似乎在變。

國家也意識到了問題。2025年，中辦發了一個文件，明確提出要搞“中國特色現代企業制度”。里面說得很清楚，企業不能只盯著利潤，還要承擔社會責任，比如保證就業、攻克技術難題、服務整個國家的發展。

緊接著，國資委也開始行動，對國企的股權激勵劃定了邊界，不能再像以前那樣隨便搞了。還推出了管理人員不勝任的退出機制。這意味著，權力開始被關進籠子里了。

現在，國際上也開始流行“利益相關者治理”了。什么意思呢？就是說，一個企業不光是股東的，它還關系到員工、供應商、客戶，甚至它所在的社區。在做決定的時候，這些人的聲音也應該被聽到。董事會里開始出現員工代表，就是這個道理。

改革的重點不該再卡在“股權怎么分”這個死胡同里。

真正應該問的是：當企業面臨風險時，是誰在承擔？當企業獲得成功時，又是誰在穩穩地拿走大部分好處？

還有，工人的經驗和判斷，能不能變成會議室里的一項決策依據，而不是總被當成“牢騷”給過濾掉？這不叫情緒管理，這是尊重生產的真實面貌。

上世紀八九十年代，“股東至上”的口號確實解放了生產力。但時代變了，今天的產業密度和技術復雜度，和當年完全是兩回事。繼續拿著舊地圖，想走通今天的新路，遲早要迷航。

企業最終不是為了分蛋糕而存在的，它是為了把一件件復雜的事情，穩穩當當地做成。當一個工人的盼頭回來了，當他覺得自己的付出和智慧被尊重了，效率才可能真正地、持續地穩住。效率，從來不是靠壓榨最辛苦的那群人換來的。

也許有一天，當那個叫基尼系數的數字，能真的往下走一走，哪怕只是一點點，我們才算離那條對的路，近了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