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年兒子上大學，我厚著臉皮給三弟借學費，剛到胡同弟媳迎了出來

我1949年生人，家鄉在豫西南的農村，我是個普普通通的老農民。

我家兄弟姐妹四人，我排行老大，按照排序下面依次是二弟，三弟，四妹。

1958年的秋風裹著豫西南的黃土味，刮得院子里的棗樹沙沙作響。

母親躺在堂屋的木板床上，臉白得像窗紙上的月光，再也不會像往常那樣笑著喊我“大宇”了。四妹在襁褓里餓得直哭，細弱的哭聲像根針，扎得人心里發慌。

父親蹲在門檻上，煙袋鍋子一下下敲著石階，火星子在暮色里明明滅滅。

我九歲，已經能看懂父親眼里的紅s絲——那是熬了三個通宵的模樣。二弟七歲，抱著膝蓋坐在灶臺邊，盯著冷掉的鍋臺發呆。

三弟剛滿三歲，還不太懂“沒娘了”意味著什么，只一個勁往我身后躲，小手攥著我的衣角打顫。

“大宇，去，把灶上的紅薯粥熱一熱。”

父親的聲音啞得像被砂紙磨過。

我剛把鐵鍋端到灶臺，院門口就傳來了腳步聲，是鄰村的陳大伯和陳大娘。

陳大伯兩口子站在院里，搓著手，半天沒說出話。陳大娘眼圈紅著，從藍布包里掏出兩個白面饅頭，塞到我手里：“孩子，先墊墊。”

她的手很暖，帶著皂角的清香味，像母親生前洗手后的味道。

“他叔，”陳大伯終于開了口，聲音壓得很低，“我知道這時候說這話不合適，可……”他看了眼父親，又瞟了瞟躲在我身后的三弟，“我和你嫂子結婚十年，膝下一直空著。你這光景，四個娃……實在難。”

父親的煙袋鍋子“當啷”掉在地上。我心猛地一跳，攥著饅頭的手沁出了汗。

陳大娘抹了把臉：“小偉這孩子，我看過好幾回，虎 頭虎腦的，是個好娃。要是不嫌棄，就讓他跟著我們，吃穿不愁，將來還能讓他識幾個字。”

“不行！”

我喊出聲，把三弟往身后拽得更緊。三弟嚇得哇地哭了，抱著我的腿喊“哥”。

父親猛地站起來，背過身去，肩膀抖得厲害。

那天晚上，父親把我們四個叫到炕邊。四妹已經哭累了睡熟，二弟和三弟擠在一頭，眼睛瞪得圓圓的。

“大宇，”父親摸著我的頭，掌心全是硬繭，“你是大哥，得懂事。”

他沒說要送三弟走，可我知道，陳大伯的話像顆種子，落在了父親心里。

接下來的三天，父親沒怎么說話，只是把三弟抱在懷里的時間格外長。

三弟要騎在他脖子上，他就駝著；三弟要摘房檐下的玉米，他就搬來板凳。

直到第 四天清晨，陳大伯推著自行車來了，后座上綁著一個新做的小棉褥。

父親把三弟的小褂子理了又理，啞著嗓子說：“到了陳家，要聽話，好好吃飯，長壯實。”

三弟似懂非懂，伸手去夠父親的臉：“爹，我還能回來吃娘做的紅薯餅不？”

我躲在門后，看著三弟被陳大娘抱上自行車后座，看著他揮著小手喊“大哥，我還回來跟你掏鳥窩”，看著自行車碾過院門口的泥土路，轱轆聲越來越遠，終于忍不住蹲在地上哭了。

從那以后，三弟成了陳 慶林。

陳大伯家在鄰村，隔著三里地的田埂。

我每天放了學，都要繞路從陳家的地頭過。

有天傍晚，我看見三弟蹲在陳家院子里，手里拿著個紅瓤紅薯，小口小口啃著。

陳大娘端著一碗面條走出來，給他擦了擦嘴角的泥，那溫柔的樣子，讓我想起母親還在時，也是這樣給三弟擦臉。

我正想悄悄退走，三弟突然抬起頭，眼睛亮得像星星：“大哥！”他把手里的紅薯往我這邊遞，“陳家嬸子給的，可甜了，你吃。”

陳大娘聽見動靜走出來，笑著朝我招手：“大宇，進來坐。”

她拉著我進屋，端出一碗荷包蛋，筷子上還臥著兩個，“慶林天天念叨你，說大哥會爬樹給他摘野棗。”

三弟趴在桌邊，眼睛一眨不眨地看著我，把碗里的蛋往我碗里撥：“大哥吃，我不愛吃蛋黃。”

后來我常偷偷去看他。

開春時，我把攢了一冬天的野核桃塞給他，他把陳大伯給買的鉛筆分我一半；

夏天割麥時，他趁陳大娘不注意，從兜里掏出塊糖，飛快地塞給我，糖紙在我手心里焐得軟軟的；

秋天收玉米，他背著半簍子嫩玉米棒，繞到我家地頭，非要看著我啃一口才肯回去。

有回我幫家里放牛，不小心摔進了溝里，膝蓋磕出了s。

三弟不知從哪兒聽說了，第 二天一早就跑來找我，兜里揣著個小布包，打開是半瓶紫藥水，還有塊烤得金黃的玉米面餅。

“陳家嬸子說這個能止血。”他踮著腳給我涂藥水，手笨得像只小鴨子，藥水灑了我一腿，卻沒舍得蹭掉餅上的芝麻。

日子在紅薯粥的熱氣里、在田埂上的追逐里慢慢過。我們兄弟四個像院墻邊的野草，各自在土里扎了根。

我十五歲就跟著村里的大人去修水庫，二弟學了木匠，四妹嫁了鄰村的油漆匠，三弟則在陳大伯的堅持下，讀到了高中。

那時候村里能讀高中的沒幾個，三弟每次放學回來，都會先繞到我家，把課本給我兒子軒軒看。

“哥，讓軒軒多認幾個字，將來考大學。”他蹲在門檻上，給軒軒講課本里的故事，陽光照在他臉上，比當年陳大伯自行車后座的棉褥還要暖。

三弟畢業后沒去城里，帶著幾個鄉親組建了泥水匠隊，誰家蓋房、誰家補墻，他都跑得最 勤。

沒過幾年，陳家就翻蓋了四間平房，紅磚墻在村里格外顯眼。有回我路過，看見他正給陳大伯捶背，陳大娘在一旁曬棉花，三個人的笑聲能傳到巷口。

父親走的那年是1986年，春天的桃花開得正艷。彌留之際，他拉著我和三弟的手，眼淚順著皺紋往下淌：“大宇，別怪爹……當年實在是……”

“爹，”三弟攥緊父親的手，聲音哽咽，“我這輩子都記著您和大哥的好。”

父親走后，日子像是被抽走了主心骨。

我先是得了風濕，腿疼得下不了地，妻子又查出了腎炎，家里的積蓄很快見了底。

那年冬天，我家連買煤的錢都沒有，窗臺上的冰碴子結了半寸厚。

一天清晨，我正蜷縮在被窩里發抖，院門“吱呀”一聲開了。

三弟扛著一麻袋煤塊走進來，額頭上全是汗。

“哥，我聽二弟說你家沒煤了。”他把煤塊卸在灶臺邊，又從包里掏出個布包，“這里有五十塊錢，先讓嫂子抓藥。”

我紅著臉推辭，他卻把錢塞進我兜里：“哥，小時候你總把紅薯給我留半塊，現在該我了。”

妻子的病時好時壞，家里的債像雪球越滾越大。

三弟每次來，不是拎著肉，就是扛著糧，臨走總要往我枕頭底下塞點錢。

有回他看見軒軒穿著露腳趾的鞋，第 二天就把他兒子的新鞋送來了，還說：“孩子長身體，別凍著。”

2000年夏天，軒軒拿著大學錄取通知書沖進家門時，我正在給妻子熬藥。

看著通知書上的學費數字，我手里的藥勺“當”地掉在鍋里——妻子前陣子住院，剛欠了三弟兩千塊，這學費，我實在張不開口再要了。

晚飯時，妻子摸著軒軒的頭掉眼淚：“要不，讓孩子先去打工？”

軒軒攥著通知書，嘴唇咬得發白。我悶頭喝了半瓢涼水，站起身：“我去趟慶林家。”

夕陽把陳家胡同的影子拉得老長，我剛走到巷口，就看見三弟和三弟媳迎面走來。

三弟媳手里拎著個紅布包，看見我就笑：“大哥，我倆正打算去找您呢。！”

“大哥，”三弟接過話頭，眼里的光比頭頂的太陽還亮，“軒軒考上大學的事，我聽四妹說了。我和你弟妹正打算去你家，這里面是五千塊，學費路費都夠了，不夠再說。”

三弟媳把紅布包往我手里塞：“大哥你別多想，當年要不是爹舍得，慶林哪有今天？再說，軒軒是咱老曲家第 一個大學生，該高興！”

我捏著布包，眼淚突然就下來了。

想起那年秋風里，三弟攥著我的衣角哭；想起他塞給我野核桃時，手心的汗；想起他扛著煤塊走進我家，額頭上的熱氣。

原來有些親情，就算隔著田埂、隔著歲月，也從來沒斷過。

如今軒軒在城里安了家，我和妻子跟著享了福。

每年清明，我們四家總會聚在父親墳前，三弟會給父親添把新土，然后轉頭對我笑：“哥，今年收成好，咱回家蒸大花卷。”

風掠過墳頭的青草，恍惚間又聽見那年三弟坐在自行車后座喊“大哥”，聲音清亮得像山澗的泉水，流過了大半個世紀，依舊暖得人心頭發燙。

有些分離是無奈，有些牽掛是宿命，就像老槐樹下的根，看似各長各的，底下早就在土里緊緊纏在了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