項南堅持的理由其實簡單:在經貿談判中,沒有“落地簽”式的快捷航班,外商很難留下來。1979年深圳、珠海動作頻仍,蛇口工地夜里都在亮燈;而廈門這頭,連打國際電話都得排隊。一來二去,福建手中的招商項目屢屢飛到廣東。項南調任福建常務書記才兩個月,已經接到四撥外商的抱怨,最狠一句是“等電話比看項目還累”。這股子尷尬,地方干部心里清楚得很,卻苦于沒有大手筆的基礎設施來破局。
戰備顧慮擺在那兒。廈門與金門直線距離不到十公里,部隊有人搖頭:“飛機沖出跑道,直接滑去金門怎么辦?”會議室里口水仗開打,安全、主權、經費、國際影響,全都抬出來。項南摁住桌角,聲音不大卻鏗鏘:“真出了事,我負責。”兩秒靜默,沒人再接茬。負責,意味著一旦失誤,前程乃至生命都得搭上。可福建再拖下去,特區招牌只剩字面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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錢從哪兒來?李先念給不出答案。“要命有一條,要錢沒有”是實話,改革初期中央口袋也空。國家計委文件很干脆:項目不列入計劃,地方自籌。福建當年的財政收入不足十億元,機場預算卻要數億元。省里拉了又算、算了再砍,連跑道的一角都不夠。常規渠道斷了,項南只能冒險——向外借款。他的設想在那個講“自力更生”的年代顯得離經叛道,但別無出路。
4月中旬,項南飛抵北京找國家進出口委。對方沒推諉,直接把科威特阿拉伯經濟發展基金會的援助名額讓了出來:利率3.2厘,額度600萬第納爾,大約2100萬美元,只夠工程的四成。福建干部算賬算得手心冒汗,但那點外匯就像救命針,省里又籌到一千萬元人民幣,機場項目終于動土。為了顯得氣魄足,草圖赫然寫著“廈門國際機場”六個大字——聽上去膽子很大,其實寄托著必須成功的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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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期讓外國專家直搖頭:兩年?不可能。但中國工程隊半夜打樁、凌晨澆筑,進度條一路狂奔。1983年7月試航,當年10月22日下午15時,中國民航三叉戟客機劃破跑道升空,廈門第一次有了真正意義的民用機場。通航典禮那天,項南捧著剪彩的金剪刀,眼眶發紅卻沒掉淚。科威特親王費薩爾問他:“何時開工?”答曰:“前年一月。”親王愣了三秒,轉而豎起大拇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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跑道有了,飛機呢?福建手上連一架教練機都沒有。項南又把目光投向合資路子。1984年春,他聯系美國夏威夷亞羅哈航空公司,想用對方運營經驗換資金設備,協議草簽,卻被民航總局叫停——領空主權不容地方單獨談判。這一悶棍把廈門攔在紅線外。形勢迫使各方坐到一張桌子上,7月25日,民航局、福建省投資企業公司、廈門經濟特區建設發展公司共同注冊廈門航空有限公司,注冊資本1000萬元。數字寒酸,可牌子算是落地。
公司初創只有七個人,兩間平房當總部,連飛行員都得向部隊借。辦法只有一個:租機。1985年1月,廈航租來兩架波音737-200,由民航廣州管理局帶飛,邊運營邊培訓。接著空軍轉業地勤加入,技術瓶頸慢慢被填平。1986年11月16日,首架自有噴氣客機正式落地廈門高崎機場,自此航線調度不再依賴廣州。僅僅一年后,廈航就把賬本做成了黑字,當年運客三十二萬,貨郵五千多噸,成了國內少數盈利的航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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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8年,廈航再租三架客機,航點擴張至華東、華北。三十多年過去,廈航機隊規模已超過兩百架,年旅客吞吐量逾五千萬人次;而高崎機場也升級為千萬級干線機場,航班覆蓋亞洲、北美、大洋洲。對比1981年的那句“要錢沒有”,落差之大,讓不少老福建干部心里五味雜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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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得不說,廈門機場項目把“借雞生蛋”四個字用到極致:國外低息貸款撬動地方配套資金,再以通航帶來的客流和稅收反哺還貸。短短數年,一個前線港口城市補齊了空中通道,福建的開放格局隨之改寫。今天的廈門依舊維持兩條跑道,而第三跑道和T4航站樓已進入規劃。歷史細節也許會被塵封,但1981年那場“沒錢”的對話,卻為后來的跨越埋下最關鍵的一鍬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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