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的終結”被終結，西方道路不再是唯一答案

導讀

亨廷頓的“文明沖突論”影響深遠，但其“西方獨特論”更具現實意義。他指出，西方價值觀源自特定背景，強加普世性會引發抵制。當前自由主義原則正在瓦解，多元主義興起，一系列全球亂象印證了“西方獨特論”的正確性。中國在崛起的過程中未尋求文化或政治模式普世化，而是強調獨特性。西方自由主義陷入多元與普世矛盾。西方仍是重要的全球性力量，但普世主義時代已經終結，未來世界秩序或將以文明共存為特征。

本文為中國觀察智庫獨家約稿，轉載請注明來源：中國日報中國觀察智庫。

作者：李形

廣東外語外貿大學廣東國際戰略研究院云山領軍學者、教授

丹麥奧爾堡大學國際關系兼職教授

美國政治學者塞繆爾·亨廷頓最著名的理論是他的“文明沖突論”。他認為，在后冷戰時代，文化和文明認同將成為沖突的主要根源。他的這一觀點與弗朗西斯·福山提出的“歷史終結論”形成了鮮明對立：亨廷頓預言了一個以文化和文明分裂為特征的世界，在這個世界里，沖突將沿著文化斷層線而非意識形態斷層線爆發；而福山的“歷史終結論”認為，全球將朝著西方式自由民主、自由市場經濟和世俗理性主義的方向趨同。

過去幾十年來，亨廷頓的這一觀點深刻影響了全球關于國際關系、身份認同以及文化政治的討論。然而，亨廷頓在1996年的另一篇著作《西方文明：是特有的，不是普遍的》其實本應獲得更多關注，尤其是在當今的時代背景下更具現實意義。他在這篇文章中提出了一條深刻見解：盡管西方文明自認為優越，且具有全球影響力，但它對人類而言卻是一種“獨特而非普世”的模式。遺憾的是，這篇文章強烈的批判性與冷戰后單極時代的思想范式背道而馳，因而并未受到太多重視。

亨廷頓的觀點挑戰了把西方的價值觀和制度體系等同于全人類普世追求的種族主義思想。他指出，個人主義、自由民主、自由市場經濟等西方價值理念，源自西方文明所特有的歷史、文化和宗教背景，如果假定這些價值理念具有普遍適用性，不僅是思想上的傲慢自大，政治上也十分危險，因為它有可能疏遠非西方社會，并引發文化抵制。

圖片來源：中國日報

回望歷史，亨廷頓當年的批判性觀點預見了今天21世紀的諸多地緣政治現實，比如西方自由普世主義的式微、西方國家綜合國力的相對衰落、新興國家的崛起、大國競爭與武裝沖突的再度上演、經濟失衡的不斷加劇、逆全球化的抬頭，以及全球規范與價值觀的日益多元化。即便在西方世界內部，隨著民粹主義和身份政治的興起，以及人們對自由主義全球化承諾未兌現的失望加重，自由普世主義也已陷入困境。冷戰后曾一度毋庸置疑的勝利主義情緒，如今已被一個更加分裂和充滿爭議的世界秩序所取代。

這些發展態勢交織在一起，就形成了一系列全球性亂象：中美之間日益加劇的戰略與技術競爭、烏克蘭危機以及歐洲與俄羅斯之間“新柏林墻”的出現、中東地區持續不斷的戰亂、非洲和“印太”地區的代理人沖突、全球能源與糧食安全狀況的惡化，以及氣候相關問題的日益嚴峻，這些都給國際合作帶來了巨大壓力。所有這些危機都凸顯了以西方為主導的自由主義國際秩序深深的無力。

乍一看，這些全球性的動蕩局勢似乎恰好印證了亨廷頓的“文明沖突論”，即可以通過文化的視角解讀全球秩序亂象。但細察之下便會發現，這些發展態勢真正有力證明的不是他的“文明沖突論”，而是他的“西方獨特論”：作為一種強加于人的普遍性組織模式，自由主義原則正在瓦解，取而代之的是主張各種不同治理模式共存并相互競爭的多元主義。

圖片來源：中國日報

值得注意的是，如今西方將中國定位為“體制對手”而非“文明對手”。也就是說，在西方人看來，中國推行的是替代性政治經濟治理模式，而不是試圖將中華文化價值觀和政治規范普世化——盡管這兩個維度其實密切相關。

從這個視角來看，中國呈現出鮮明的反差。作為世界上唯一自古延續至今、從未中斷的文明古國和正在崛起的大國，中國從未尋求將其文化或政治模式普世化。相反，它始終強調自身發展道路的獨特性。中國的近代史就是一部“中國化史”——外來思想與實踐經過不斷調適與整合，最終融入中國政治文化框架。“中國化”是一個動態的過程，它選擇性地吸收外來元素，將其植根于本土價值觀與傳統之中。

由此觀之，從毛澤東的“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到鄧小平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再到習近平的“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無不深刻反映出一條深刻的認知：中國的發展道路與現代化進程根植于自身獨特的歷史經驗、文化遺產與社會現實。任何外來思想觀念或體系要在中國生根發芽，都必須經過“中國化”，適應中國國情。中國的近現代發展歷史表明，它從世界各地兼容并蓄地吸收馬克思主義、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現代化等思想理念，同時對它們進行本土化改造，以適應自身國情。

過去40年來，中國的經濟改革經歷了一個漸進的、適應性的、試驗性的過程。中國的改革者們始終對西方的社會、經濟和金融理論持開放態度，但同時他們也認識到，要成功實施這些理論，就必須將這些理念進行中國化改造，有選擇地學習，批判性地運用，以契合中國獨特的社會經濟與社會政治現實。這種對外部思想的創造性轉化與創新性融入，不僅促進了中國的發展，也豐富了原有理論本身，體現了對不同社會條件、挑戰與問題的自發性反思意識。

圖片來源：中國日報

在中國崛起以及“全球南方”影響力日益增強的背景下，亨廷頓“西方是獨特的，而非普世的”這一洞見，可能是他最寶貴的貢獻。他的論斷印證了這樣一個真理：沒有任何一種文明能壟斷現代性。盡管“文明沖突論”仍是識別和分析潛在沖突根源的有益視角，但未來的世界秩序更有可能以文明共存為特征——每種文明都將從自身的實際情況出發，按照各自對人類進步的理解努力前行。

或許，問題的核心正在于西方自由主義本身。一方面，它倡導包容性、多元化以及不同價值體系的共存；另一方面，它又聲稱自身所秉持的個人權利、民主法治和自由市場經濟等原則具有普遍適用性。這種多元主義與普世主義的矛盾日益使自由主義價值觀陷入兩難境地：要捍衛其普世理想，就往往會與尊重其他社會獨特的文化與政治現實產生沖突，從而削弱了其內在的連貫性及合法性。

總之，西方現在是，且未來仍將是全球核心力量之一。當前西方的相對衰落并不意味著其經濟、科技和政治實力的崩潰，而是標志著西方主導的、曾被盛贊為“歷史終結”的“普世主義”時代被徹底終結。盡管西方憑借其獨特的歷史軌跡，仍掌握著巨大的有形和無形影響力，但其按照自身愿望塑造世界秩序的能力已有所減弱。這印證了西方模式是獨特的，而非普世的。西方式現代化道路已不再是金科玉律，一個不同文明按照自身實際情況各自探索發展道路的多極世界正在到來。

圖片來源：中國日報

本文英文原版發表在中國日報國際版，英文標題為 "Unique not universal"，點擊文末“閱讀原文”可查看。

出品：中國日報中國觀察智庫

責編：杜娟 付曉雅

編輯：張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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