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蘇
1944年深秋，《悉尼晨報》頭版登出一張發黃的照片，蒙著眼的澳大利亞士兵背對大海，日軍的軍刀正要落下，這幀1943年新幾內亞海灘上的畫面，讓七百萬人的小國一下炸開了鍋。
報名站排起長龍的年輕人沒想自己正看著國家一點一點變樣，農場主放下犁，女教師捆好行李，醫院的擔架工也翻起槍械手冊，百萬份申請表堆滿政府大樓，每個數字都連著一個家的路，有位母親在信里寫，他們拿走了倫納德的明天，那我們就把明天奪回來。
被斬首的無線電技工倫納德·西弗利特，最后七十二小時里，挨了無數折磨，可他一句沒說，他從沒碰過槍，卻用不吭聲保住了整個敵后情報網，戰后解密的檔案說，他死那天，日軍還在到處找盟軍的信號，怎么也找不到。
這場憤怒讓澳軍不再當配角，他們把二十萬日軍困在新幾內亞的密林里，不靠大炮重槍，只斷糧道，讓蚊子咬，讓餓肚子，等東京開庭審判時，澳大利亞的法庭也動手了，一百多人被處決，其中就有舉刀的安野近夫。
如今紀念館里，那張泛黃的照片旁邊立著一塊展板，左邊是倫納德被處決時的心跳曲線，右邊是同一時期澳大利亞軍工產量的上升曲線，策展人說這是沉默和怒吼的對話，有個中學生在留言簿上寫，原來有些人的死，真能變成別人的護甲。
歷史的奇怪之處在于，這張本該消失的刑場照片，最后成了最尖銳的東西，它沒去表現暴力，卻用真真切切的殘酷，改變了整個民族的記憶，當解說員小聲說著，展廳里的人走路都慢慢輕了，好像怕吵醒什么沉在底下沒動的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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