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對過毛主席的人，大多數都悔改了，只有兩個人死不悔改

革命路上，總有些人一時看不準方向，對毛主席的思路產生分歧。可時間一長，事實擺在那兒，大伙兒大多能想通，主動調整步調。想想那些年，黨內爭論激烈，有人因為經驗有限，有人受外部影響，站到對立面。但多數人不是死心眼兒，親眼見識了正確路線的威力，就誠心轉過彎來。這不光是政治選擇，還透著人性的柔軟，誰沒犯過糊涂？關鍵是知錯能改，才對得起那份初心。

拿朱德來說，早年他和毛主席在領導模式上掰扯不清。1929年夏天，紅四軍在福建開會，朱德覺得軍委該專管打仗，前委別插手太多，兩人為此吵得挺僵，毛主席干脆撂挑子去閩西養病。那會兒朱德仗著自己帶兵經驗足，堅持己見。可沒多久，部隊內部協調出問題，朱德開始琢磨統一領導的好處。1930年紅一軍團成立，他當總司令，毛主席抓政治，兩人搭檔默契，從井岡山到抗日戰場，再也沒紅過臉。

劉伯承和聶榮臻也曾在關鍵時刻唱反調。1932年秋天，江西寧都那場會議上，他們對毛主席的游擊打法不買賬，認為該直搗大城市。劉伯承強調正規戰，聶榮臻覺得贛東北計劃太保守，兩人合力把毛主席的紅一方面軍總政委職務給擼了，由周恩來頂上。那次會議后，紅軍日子不好過，長征路上連吃敗仗。劉伯承親歷雪山草地，聶榮臻見四渡赤水轉敗為勝，才明白機動靈活的妙處。從陜北到抗日根據地，他們成了毛主席戰略的忠實執行者，開辟新天地。

博古年輕氣盛，1931年就掌權，推行城市暴動路線，跟毛主席的鄉村包圍思路對不上。1933到1934年，第五次反圍剿時，他讓紅軍死守陣地，損失慘重，長征起步就折騰得不成樣。1935年遵義會議，博古還硬扛，不肯讓毛主席掌軍，周恩來勸了半天他才松口。可紅軍在毛主席指揮下擺脫絕境，博古不是瞎子，逐步反思盲從的代價。長征后期，他參與陜北工作，七大時還進中央委員，直至1946年空難。這人雖早逝，但轉變是真切的。

李德作為顧問，1933年到瑞金，指揮紅軍用歐洲戰術，結果廣昌戰役一敗涂地，長征初期直線行軍又遭重創。土城戰斗情報出錯，他計劃圍殲敵軍卻成潰敗。扎西會議后，李德退居二線，眼見毛主席的調整讓部隊起死回生，他后來在延安公開夸毛主席講課高明，中國紅軍偉大。從此他只做訓練，不再指手畫腳。這德國人雖外來，但事實讓他低頭，透出點無奈的服氣。

梁漱溟這知識分子，1953年秋天在政協會議上跟毛主席爭鄉村問題，他代表小農利益，頂撞得挺猛，會場批斗他也不認賬。那場辯論后，梁漱溟被邊緣化，可他沒一蹶不振。晚年80年代，他對美國記者說毛主席是中國史上最偉大的人，沒他就沒共產黨和新中國。他還自責當年講話不注意場合，傷了感情，現在覺得空蕩蕩的。

反對不是天生壞，而是格局一時窄。朱德他們從實踐中醒悟，博古李德從失敗中吸取教訓，梁漱溟從歲月里反思。歷史就這樣，多數人選擇跟上大勢，不為個人意氣用事。這份轉變，不光救了革命，還讓后人看到，人總有糾錯的機會，只要心誠。

可總有例外，王明和張國燾就是那倆死不悔改的。王明從1930年起在莫斯科遙控，推行左傾冒險，害白區黨組織損失九成。1937年回國，又想通過國民黨抗日，架空延安。六中全會后，他表面服軟，1956年借治病去蘇聯，一去不回。在那兒寫書歪曲黨史，攻擊革命，到1974年死在莫斯科，都沒低頭。這人仗著蘇聯背景，頑固得像塊石頭，沒一絲反省。

張國燾更過分，長征時兵強馬壯，1935年會師后反對北上，拖延私下搞分裂。10月在卓木碉自立偽中央，紅四方面軍南下損失過半。1936年北上陜北，他被迫取消偽中央，可1938年借祭黃帝陵叛逃武漢，投國民黨軍統，當反共特務。后來去香港加拿大，收錢寫文章詆毀革命。1976年毛主席去世，西方媒體問他看法，他冷冷說毛澤東不過是凡人，早晚死。到1979年病死加拿大，這家伙至死不改，透著股陰冷的自私。

王明張國燾的頑固，根子在野心和外來影響。王明靠共產國際撐腰，張國燾仗兵力鬧獨立，兩人害黨不淺，卻不肯面對事實。相比那些悔改的，他們像歷史的反面教材，提醒大家，革命容不得小人算盤。毛主席對張國燾家屬還仁義盡到，沒追殺，把人安全送出，可這倆人照樣恩將仇報。人性有時就這樣，扭曲得讓人嘆氣。

縱觀這些事兒，多數反對者悔改，說明正確路線有說服力。王明張國燾不改，暴露了他們的本質。但歷史前進的車輪，沒被他們絆倒。想想那些悔改的人，他們的轉變不光是政治，還帶著人間的溫度，讓革命隊伍更團結。這段往事，值得細品，不是冷冰冰的記錄，而是活生生的教訓和啟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