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800萬的“偽作”：虛齋“仇英《江南春》卷”事件時間線1953-2025及原院長姚遷自殺始末

VIA：清五郎

要了解這件事的始末，首先要了解下龐萊臣和其藏品、家族，以及和南京博物院長達半個多世紀的糾葛：

一、龐萊臣

龐萊臣（1864—1949）

原名龐元濟，字萊臣，號虛齋，中國書畫收藏家。其父龐云鏳為南潯四大富豪之一。家族資產約在600萬兩白銀以上，他以書畫收藏著稱，藏有閻立本《進諫圖》、韓幹《呈馬圖》、王維《春溪捕魚圖》，宋代趙佶《雪江歸棹圖》和《雙鶴圖》，元趙孟頫《秀石疏林圖》、黃公望《富春大嶺圖》、倪瓚《漁莊秋露圖》、唐寅《春山伴侶圖軸》等歷代名跡，被譽為全世界最富盛名的收藏家之一，為六大家之首，他的收藏書畫數以千計，被王季遷稱為全世界最大的中國書畫收藏家，在收藏界與張伯駒并稱為北張南龐。被譽為“收藏甲于東南”。編著有《虛齋名畫錄》、《虛齋名畫續錄》，從其藏品中選擇歷代精品634幅加以著錄。龐元濟的收藏主要進入上海博物館、南京博物館、蘇州博物館。

親屬關系：

夫人：賀明彤（繼室 原配早逝） 【分得少部分藏品】 妻子表弟：鄭山尊（1958年期間供職江蘇省文化局）

弟弟：龐青城（同為收藏大家，孫中山當年主要支持者） 堂弟：龐贊臣

子輩：兒子龐錫寶 31歲早逝過繼龐青城兒子龐維謹（即龐秉禮）為嗣子【分得1/3藏品】

孫輩：龐增和【分得1/3藏品】、龐增祥【分得1/3藏品】

曾孫輩：曾孫女龐叔令（龐增和之女，也作龐淑齡）

二、時間線：半個世紀的糾葛

（內容匯總相關資料）

1945年，龐青城去世，

1949年，龐萊臣去世，藏品大體分為四份，小部分由賀明彤作為公中（家族共有）掌管，嗣子龐維謹、兩孫龐增和、龐增祥各分得三分之一，龐萊臣藏品開始逸散，其中嗣子龐維謹（即龐秉禮）及親姐龐蓮生還掌握部分龐青城“百柜樓”舊藏（《南潯龐氏》陸劍編，2009浙江人民 出版社《南潯叢書 第6輯》）

1953年，時任國家文物局局長鄭振鐸寫給上海文管會會長徐森玉的信中，將《江南春》作為‘非要不可’的征集對象

1958年原中央博物院、江蘇省博物館和蘇南文管會合并為南京博物院

1958年11月，賀明彤表弟鄭山尊， 代表江蘇省文化局到蘇州造訪龐增和家，希望賀明彤與龐增和捐助一部分舊藏古畫。

1959年1月，龐增和無償捐南京博物院137件文物（捐贈的137件文物中，“件”并不嚴謹，準確描述是137套，涉及16種、268幅），其中包括著錄于《虛齋名畫錄》，和本次引起軒然大波的明代仇英《江南春》

1959年，蘇州市文化局代表江蘇省文化局出具收到龐家捐贈文物字畫

1961，姚遷進入南京博物院工作（1962年任副院長）

1961年經由張珩、韓慎先、謝稚柳組成的專家組鑒定其中幾幅為“偽”（兩次共鑒定出5副）

1962年12月6日，江蘇省政府在蘇州召開了頒獎大會，由院長曾昭燏親筆題寫了獎狀贈予龐增和，并附上了捐贈的137件/套捐贈文物資料收據及清單。

1962年12~1963年11月之間，頒獎大會后，南博繼續對龐增和進行動員，這次是以征集的名義。感佩于曾昭燏院長的人文關懷，龐增和全家決定將部分“虛齋舊藏”古畫征集給南博。（2009南博出版《曾昭燏日記》），此次涉及11件“虛齋舊藏”古畫。其中除了宋徽宗趙佶的一幅《鴝鵒圖》出價1萬元外，其他幾件都以象征性的價格給了南博

1963年，南京博物院的一位名叫徐沄湫的征集員到蘇州拜訪龐增和，以開畫展為由，希望向龐增和借兩件畫：一幅是元四家之一吳鎮的 《松泉圖》軸，另一件是清初吳歷的《仿古山水冊頁》。徐沄湫稱展期三個月后就歸還，龐增和沒有在意，將借據與家中畫作卷在一起而沒有專門收好，自此借走的兩件“虛齋舊藏”古畫也就此杳無音訊

1964年，截止此時，龐增和這一支在南博的“虛齋舊藏”古畫為 137+11+2共計150件/套

1964年經由王敦化、徐沄秋、許莘農組成的專家組再次鑒定其中幾幅為“假”（兩次共鑒定出5副）

1964年，南博時任院長曾昭燏自殺身亡（自殺原因與此事無關不討論），但是帶來的問題是元代吳鎮《松泉圖》等兩幅作品所有權就此模糊，直到1988年打官司此事才結束

1964年，曾昭燏死亡后，時任副院長姚遷接任院長

1966-1979，龐家破四舊，79年返回城市

1978~1984年，按照姚遷說法，在這中間有領導借畫不還（根據1988年打官司中提供的1978年藏品造冊，最遲于1978年，捐贈藏品還存于館內，但數量有出入）

1978年，（根據1988打官司時翻閱南京院自有資料）南京博物院一級藏品簡目，其中《松泉圖》和《仿古山水冊頁》登記均為捐贈，捐贈人登記為南京藏家陶白而非龐增和。陶白本人出庭作證，向法院否認捐贈了此本冊頁，稱自己只是看過而已，而徐湖平向法院的解釋是：“是當時的院長姚遷關照，將這件藏品登記在陶白名下。”

1982年，有人揭發南京博物院院長姚遷侵占他人學術成果

1983年，3月和7月，光明進行調查，要通報批評姚遷，時江蘇省文化局未同意，7月姚遷做自我批評，11月光明在其旗下某刊物發文批評姚遷，自此宣傳部組織調查組對姚遷進行調查

1984年8月，26、27光明連發兩文（兩篇文章，另有一篇社論），抨擊南京院院長姚遷工作問題，姚遷事件持續發酵，11月8日，姚遷向選擇自盡（姚遷事件后面附帶詳細過程及討論）

1986年《博物館藏品管理辦法》出臺，國內不再允許個人將藏品調出院外觀摩，并且任何調撥、交換出館都要履行報批手續，一級藏品需要省級簽字，

1986年9月，根據楊仁愷先生書（畫鑒賞大師、書畫大家、美術史家。曾任中國古代書畫七人鑒定小組成員）的自傳《中國古代書畫鑒定筆記》記載，9月楊仁愷先生造訪南京博物院，在此觀摩兩個月左右，10月10日，楊仁愷先生記錄請南京博物院調出虛齋藏畫，在這個1986年楊仁愷先生的記錄中，其涉及本次的5件作品已經沒有記錄，也就是最早于1985年9月，已經看不到這幾幅作品

1988年，龐增和就借走的元代吳鎮《松泉圖》等兩幅畫，與南博院對薄公堂，法院判決南博向龐增和支付兩幅畫的畫款并連同近三十年的利息共四萬多元。但是直到2014年訴訟，龐叔令才得以見到當時年的卷宗，雙方大部分歷史資料都是依據1988年本次庭審提供的資料

1991~1999期間，根據2025本次南京院說，依照《博物館藏品管理辦法》，在90年代某個時間，對該5幅畫作進行了處置，具體時間未知，但是目前搜集的資料，與楊仁愷先生時間上有出入

1995年，龐增和因肝癌逝世

1996年12月之前，按照藝蘭齋說法，本畫作收藏傳承為：清代 “話雨樓”王氏收藏 （王楠、王鯤、王致望三代），期間經寓居樓中的金農過眼；后經“過云樓”顧文彬藏，著錄于《過云樓書畫記》中，稱為“仇畫第一”，傳至其孫顧麟士后，轉藏龐萊臣處，為“虛齋至精之品”。

1997年，龐鷗稱：明代仇英《江南春》圖卷歸于龐萊臣在蘇州的女兒，被藝蘭齋陸挺、丁蔚文夫婦所收藏，藝蘭齋得名于收藏的匾額，于注冊1996年12月注冊，本畫見報于2010年8月底，所以在1997后歸于藝蘭齋（注冊后），并持續到最少2010年（2010年報道此畫時依然在藝蘭齋手中）

2009年，一篇作者為丁蔚文，題為《仇英〈江南春〉卷考辯》的碩士學位論文中曾提到《江南春》如何流轉到藝蘭齋。文內稱，直到上世紀90年代，這件藏品仍在龐家后人手上。龐萊臣1949年去世前，將藏畫分成三份由其后人繼藏，這些藏品的流向有三個部分。藝蘭齋收藏的《江南春》卷，得于龐氏后人。

在1997~2008之間，陸挺邀請楊仁愷在藝蘭齋觀摩過仇英《江南春》卷。（2008年楊仁愷先生逝世，所以應該在2008之前在陸挺處觀摩，資料顯示應該在2006年期間）

陸挺與楊仁愷觀摩《江南春》卷留影

2005年，出版《龐萊臣舊藏·龐增和捐贈古代繪畫選》，南博時任院長徐湖平為所撰寫的序言中，提到：“1956年 賀明彤女士希望能夠將家中舊藏古畫捐賣……，在鄭山尊局長與龐家長達八年的友好磋商下，龐增和先生最終分別在1958年至1968年間將家中所藏古代書畫 陸續獻出，共計135件作品。”而135件作品，和前面提到的137對不上，和后來征集的11+2也對不上。（筆者注：該內容與當前137-5的數量也對不上）

2014年，出現兩件事件

1、當年6月18日，上海嘉泰拍賣公司在嘉泰十周年春季藝術品拍賣會曾拍賣出一幅趙光輔《雙馬圖 立軸》，成交價為人民幣230萬元。拍賣信息顯示，該幅圖題簽為“宋趙光輔雙馬圖。鈐印：龐元濟印（白）、萊臣眼福（朱）”（龐元濟即為龐萊臣）（此事無后續，但根據2025年6月28日，龐叔令依據南京市玄武區人民法院(2025)蘇0102民初1397號《民事調解書》，前往南京博物院核驗137件(套)藏品原件，發現其中有五件古畫無法看到，包括仇英《江南春》圖卷、趙光輔《雙馬圖軸》、王紱《松風蕭寺圖軸》、王時敏《仿北苑山水軸》、湯貽汾《設色山水軸》。2025年7月3日，南京博物院發文告知她捐贈的上述五件藏品系偽作，已將上述五件捐贈藏品剔除藏品序列，并對藏品原件進行劃撥、調劑處理。）

2、南京博物院龐萊臣虛齋專展舉辦，以下為時間及內容：

2014年12月26，為紀念龐萊臣誕辰150周年，南京博物院策劃了一個“藏天下：龐萊臣虛齋名畫合璧展”，邀請龐叔令觀摩參加，本次展覽共展出70多件（套），200余幅“虛齋舊藏”古畫。策展人、南京博物院研究館員龐鷗（與龐家沒有親屬關系）為展覽畫冊撰寫的一篇文章，文中有一句是：“龐萊臣也沒有想到，他的子孫會敗落到賣畫為生。”龐叔令將本次畫冊帶回家后，龐家發現這句話，隨即就此發起名譽權官司，該官司涉及另一位人員：與南京博物院研究館員龐鷗共同策展者之一，為龐贊臣的曾外孫女徐鶯

2015年2月刊《三聯生活周刊》，為本覽所撰寫的《龐萊臣“虛齋”名畫：藏家的趣味》。南京博物院古代藝術研究所所長萬新華所述，南博共藏有虛齋藏品137件，龐鷗、徐鶯接受采訪。

2015年2月~3月期間，看到《三聯生活周刊》采訪后，龐叔令對徐鶯身份存疑，詢問南博萬新華，萬新華收信后馬上來電，對龐叔令說不要多想，以后再也不會有這樣的事情發生了。并稱徐鶯還只是個學生，是來南博學習的，院領導也知道這件事

2015年4月，龐叔令給在杭州師范大學工作的徐鶯去信，希望她能夠出示自己在接受采訪時所陳述內容的有效證據，但從未收到回復。于是龐叔令將徐鶯也訴至法院。與徐鶯的糾紛集中在了兩個問題上，一是她本人的身份與龐贊臣的關系，二就是由此而來的她所敘述的龐贊臣與龐萊臣是否發生的事項（指委托管理藏品）。在后續判決中，龐叔令提交了上海市檔案館館藏的民國時期龐萊臣與龐增和口卡檔案和解放后蘇州市公安局的戶表，以及證明龐萊臣與龐叔令親屬關系等證據，以證明自己是龐萊臣的曾孫女。而法院認定徐鶯無直接證據，其所出示的證據不具有完全排他性，因此不認定龐贊臣為其曾外祖父，推翻徐鶯身份。（另根據歷史資料，龐萊臣和龐贊臣是堂兄弟，但交集不多，委托管理藏品一說其夫人賀明彤否認）

2016年7月，該案宣判， 蘇州市吳中區人民法院對龐萊臣后人狀告南博以及徐鶯的侵權責任糾紛和名譽糾紛做出判決，法院駁回了原告龐叔令對南博和時任院長徐湖平提起的侵權訴訟請求，但認定南博策展人龐鷗在南博畫冊里所撰寫的專論捏造并散布虛構事實，侵害了龐增和的名譽權，判決南博和龐鷗均應承擔侵權責任。期間龐叔令在與《東方早報·藝術評論》進行了四個多小時的對談

2024年10月份，龐叔令就137件(套)(含明代仇英《江南春》圖卷)藏品是否得到妥善保管、流向等有關情況，致函南京博物院，要求其將所有137件(套)古畫制作詳細說明及清單，并將藏品逐一當面展示，確定所有文物現狀，但當時南京博物院對于龐叔令的要求，未做任何答復。龐叔令遂對南京博物院提起訴訟。

2025年出現了兩件重大的事情，需要連起來看：

1、5月8日，藝蘭齋陸挺先生去世，各方發文悼念

2、同月，仇英《江南春》圖卷出現在北京一拍賣預展上，估價顯示待詢，經其了解估價達8800萬元，遂立即向國家文物部門舉報，拍賣公司后撤拍，此事件也是目前兩難境地的問題關鍵：拍賣行為業內口碑翹楚，那么要么是拍賣行賣假貨，要么是鑒定錯了

2025年6月28日，龐叔令依據南京市玄武區人民法院(2025)蘇0102民初1397號《民事調解書》，前往南京博物院核驗137件(套)藏品原件，發現其中有五件古畫無法看到，包括仇英《江南春》圖卷（2025年拍賣）、趙光輔《雙馬圖軸》（2014年拍賣）、王紱《松風蕭寺圖軸》、王時敏《仿北苑山水軸》、湯貽汾《設色山水軸》

2025年7月3日，南京博物院發文告知她捐贈的上述五件藏品系偽作，已將上述五件捐贈藏品剔除藏品序列，并對藏品原件進行劃撥、調劑處理。但是，南京博物院并未提供這五件古畫明確的劃撥、調劑去向材料，也未給予答復。

以上為截止2025年12月全部消息

三：姚遷事件始末與本事件可能的關系（需要結合姚遷事件）

以下貼圖為節選

節選自《風雨平生—馮其庸口述自傳》馮其庸口述 宋本蓉整理記錄-2016-商務印書館）第十部分：《項羽不死于烏江考》小標題四：姚遷事件321P

看完上文后，你會發現，南京博物院現在的問題不僅疑點重重，而且和姚遷事件有可能有關聯，因為這幅畫在1996年左右被收購時，距離姚遷去世相隔不過十二三年，這兩件事的時間間隔，比1997到現在近的多。

在1984年自盡后，姚遷在1985年立即被平反，而且明確說明錯不在他（后貼新華社當時平反通訊），此件事最大的謎團，也就是本事件有可能的答案，就藏在這件事的問題里，但是問出這個問題筆者還是忐忑的，不知道該不該問，以姚遷、馮其庸的講述為基礎，問題是：

指使光明這種國家級報刊發文抨擊姚遷的人，是不是當年借畫的人？

當年借走了什么畫？借走了的到底還回來了嗎？

（當然這只是依據馮其庸及姚遷口述產生的疑問）

姚遷當時雖是南京博物院院長，但是這種能上綱上線到國家級媒體，并且連發新聞及社論的事情，1983改開后的時代已經是極其罕見了，而且從事件處理結果來看，更是謎上加謎，因為親手辦理此案的領導也不知道為什么辦理此案，更不知道出于什么目的組織對姚遷的審查，下面內容為事件親歷者，時任江蘇省委宣傳部部長的胡明福回憶

（內容出自：胡明福自傳--《我的學術小傳》江蘇人民出版社2016-中“南京博物院院長姚遷自殺事件，148P-149P內容）

看完后你會發現，連當時的經辦人胡明福，也不知道是誰跨過各層（南京-江蘇-中央），從光明調人到本地挖了姚的材料，并組織人對其攻訐，直到材料羅織完、有了定論才找他去簽字，胡明福時任部委高官（省委宣傳部部長），他如此級別甚至都不知道具體是要做什么事兒，也摸不清目的為了什么，所以只能拒絕簽字，最后稀里糊涂背了這個處分。這倒是和馮其庸的內容對得上的：

有人組織姚遷的材料，目的就是逼迫姚遷下臺，但是連組織者可能都沒想到，姚遷本人的性格是寧為玉碎不為瓦全，他沒有選擇離開崗位，而是直接自殺明志，這是多方都沒料到的結果，但是帶來的問題就是隨著姚遷的死亡，很多細節就成了謎題。

那么到底是誰逼迫姚遷離任，又借走了畫作呢，根據馮其庸回憶錄，至少南京院知道這件事的當事人是知道是誰的，當時南京院后續的院長徐湖平等幾人已經了解到了內情，和馮其庸在揚州見面，并且把省委幾個老干部與姚遷的談話記錄，到姚遷死以前的所有資料，全給了馮其庸一份，其中涉及的人物，就是“省委幾個老干部”，在多渠道反應無果后，馮其庸最終將此事件的復印件，交給了《紅旗》雜志的主編王忍之（馮其庸和王忍之解放前是戰友，后一個黨支部），王忍之讓馮其庸寫一封信，加上該材料，一起交給耀邦同志加以澄清，馮在現場寫了信，王忍之立即將信送去。

送信后沒有幾天，胡同志下命令，組織一個調查組，到南京去徹底調查姚遷事件，一定要平反、昭雪、見報，才準許調查組回來。 經過這一番調查，一清二楚，姚遷是為了保護國家的文物，最后遭到種種打擊、誣蔑，弄得他覺得已經走投無路了，國內外都傳開來了，所以他上吊自殺了。最后由江蘇省委給他正式平反。

在馮其庸的不懈努力下，這件事有了定論，有友如此，是本件事里不多的欣慰，后新華社通訊昭雪，內容如下：

《原南京博物院院長姚遷錯案得糾正 中紀委調查組就姚遷自縊身死問題提出調查報告》

《人民日報》1985年8月4日 第三版 專欄 報載原文：

新華社北京8月3日電：

中共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調查組在江蘇省調查組的配合下，最近就南京博物院院長姚遷自縊身死問題作了調查，向中央寫出了調查報告。調查報告認為，原來中共江蘇省委宣傳部對姚遷同志的結論性意見和《光明日報》對姚遷的點名批評不是實事求是的，定性是錯誤的。

中紀委的調查報告說，姚遷是入黨四十年的老同志，六十年代初任南京博物院院長。他學習刻苦，事業心強，是懂行的領導干部，對江蘇省博物、考古事業和南京博物院的建設作出了顯著貢獻。他主持編寫的有關院藏珍貴歷史文物的資料和有關文章，對國內外學術交流活動，起了積極作用。姚遷同志在國內外博物館界是有影響的。

調查報告說，早在1982年冬，有人揭發姚遷同志在文章署名中有侵占他人學術成果問題。1983年3月和7月，《光明日報》進行了兩次片面的調查，并提出對姚遷要登報批評。當時江蘇省文化局黨組沒有同意《光明日報》的意見，認為姚遷是屬于工作中的缺點，姚遷同志1983年7月在黨的生活會上也作了自我批評。可是，時隔不久，1983年11月，《光明日報》又在它的一個刊物上發表了姚遷剽竊、侵占科研人員學術成果的文章。省委宣傳部便組織調查組，再次調查了姚遷同志的問題。

報告說，省委宣傳部根據調查組的調查，認定姚遷不但在署名文章上侵占他人學術成果，而且在執行知識分子政策上也存在不少問題。這個結論性意見是在沒有向本人認真核對事實和聽取意見的情況下作出的。省委宣傳部同時又同意《光明日報》于1984年8月26、27日發表了《南博院長姚遷以權謀私侵占科研人員學術成果》、《對姚遷同志所犯錯誤問題江蘇省委宣傳部作出有關決定》和《姚遷在執行知識分子政策方面存在嚴重問題》三篇報道。《光明日報》還配有《知識分子的智力成果不容侵占》的評論員文章。報道中說姚最近幾年侵占他人學術成果二十余篇（本），并說姚個人主義惡性膨脹，憑借權勢，不擇手段，把科研人員作為獲取名利的搖錢樹，還批評姚邊查邊犯。

調查報告說，姚遷同志看到《光明日報》的報道后，連喊冤枉。南京博物院一副院長說，這是對姚遷同志搞傾盆大雨，不教而誅。這些報道使姚精神壓力很大，情緒反常，于1984年11月8日凌晨在家中自縊身死。

中紀委調查組對姚遷在署名問題上受到指責的二十五篇文章、圖錄作了具體調查和分析，認為省委宣傳部對姚遷在文章署名問題上侵占他人學術成果、有的文章還帶有剽竊性質的認定，不是實事求是的，“侵占”、“剽竊”的結論是不能成立的。

調查報告說，姚遷同志近幾年來在平反冤假錯案，選拔知識分子到領導崗位以及解除知識分子后顧之憂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關于“姚遷在執行知識分子政策方面存在嚴重問題”的報道，所舉事例有的完全失實，有的將工作作風上的缺點上綱為執行政策問題。

調查報告說，省委宣傳部主要負責同志等在查處姚遷同志問題過程中，違背了黨的實事求是和治病救人的方針，違反黨的民主集中制原則，違反了黨章和《關于黨內政治生活的若干準則》的有關規定，采取了一系列的錯誤做法，造成了錯案，再加上《光明日報》錯誤的點名批評，導致了嚴重后果。

調查報告說，《光明日報》在姚遷事件中，犯有嚴重錯誤：

報道時既不核實情況，又不聽取本人意見，嚴重失實就連續報道，公開批評，并且在評論中任意上綱。對姚遷這樣一個在國內外博物館界有一定影響的黨內知識分子，輕率地橫加罪名，無限上綱，致使姚遷同志含冤去世，嚴重違反了黨的干部政策和知識分子政策，造成了嚴重后果。中央紀委責成《光明日報》編委會對此作出認真檢查，對有關人員作出處理。江蘇省委對在查處姚遷問題過程中犯有錯誤的人員也作出了處分決定，這些處分決定已經中央批準。

看完這一切，我們再回到那個最敏感、最核心的問題：

當年借了嗎？借了的話，借的什么，還回去了嗎？

這個問題，有答案嗎，應該是有的，徐湖平先生應該是知道的，但是這個回答，對老先生來說，好答，也不好答。

時代自然有其局限性，但是隨著時代的發展，2025年的今天，希望這件事有個真正的、明確的答案，畢竟滾滾歷史車輪，總是向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