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么蘇聯模式失敗而中國取得了成功？

當西方學者仍在爭論“歷史終結論”時，中國共產黨已經用讓全球22%人口的生活水平躍升這一歷史成就，寫下了人類發展史上最震撼的答案。 在新著《百年大變局：中國與世界》中，前倫敦經濟與商業政策署署長、人大重陽金融研究院高級研究員羅思義，以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為主線，揭開一場持續百年的宏大敘事：從1949年人均GDP低于全球90%國家的貧困農業國，到即將躋身高收入經濟體的現代化強國，中國共產黨的實踐不僅顛覆了“貧窮注定代際傳遞”的宿命論，更重塑了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的對話邏輯。 本文為新書序言下篇。

羅思義新著《百年大變局：世界與中國》

【文/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羅思義】

蘇聯模式的成功和不足

馬克思和恩格斯去世太早，沒能看到社會主義國家——人類歷史上最偉大的智慧成果之一的建立。社會主義國家的建立是他們預見到的社會發展進程，但是在他們去世后才發生的。在他們有生之年，工人階級只掌權了幾個星期——1871年巴黎工人建立的巴黎公社只存在了72天。

1917年，列寧和布爾什維克黨領導十月革命在沙俄取得勝利，建立了世界上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1922年，蘇聯成立。列寧取得了劃時代的成就，他在歷史上首次展示了工人階級如何掌權——更準確地說，是如何在帝國主義國家掌權。他的思想體系被命名為列寧主義，無疑是對他的這一劃時代的成就的認可。

1922—1929年，蘇聯的政治、經濟和社會結構基本上與馬克思所設想的一致：政治權力掌握在工人階級手中；大型工業和其他高度社會化的生產單位，如銀行、通信、鐵路和土地的所有權屬于國有；農民則繼續實行生產個體化，這與中國的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類似。

1929—1933年，蘇聯的經濟和社會結構發生了根本性變化。農業集體化取代了家庭農業，所有的生產、分配和交換單位都被納入國有部門，所有產品的價格都由政府制定，市場機制被政府分配生產和定價取代。總之，從1929年開始，蘇聯采用全面國有化的非市場經濟模式。也是在1929年，資本主義國際貿易體系因一場廣泛的資本主義危機而崩潰，世界上主要國家退回到自給自足經濟模式，其中包括國際貿易占經濟比重較小的蘇聯。

蘇聯實行的全面國有化的非市場經濟模式顯然不符合馬克思主義。正如《共產黨宣言》所述，應一步一步地奪取資產階級的全部資本，而不是“政治至上”。實際上，蘇聯經濟一步到位地完成了這種過渡。此外，蘇聯沒有參與國際勞動社會化——最大規模的勞動分工/社會化，而是走上相對孤立的道路。

蘇聯模式優先考慮的是重工業，尤其是軍事工業的發展，為其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戰勝納粹德國提供了基礎。這場勝利不僅是客觀上的勝利，而且給蘇聯帶來了巨大的威望。因此，絕大多數社會主義國家要么直接采用蘇聯模式，要么受到蘇聯模式的高度影響。中國雖然從未機械照搬蘇聯模式，但在20世紀50—60年代基本上實現了城市經濟國有化、農業集體化，并在國際上發展成為一個相對自給自足的經濟體。

建成時為蘇聯國內最大的車里雅賓斯克拖拉機廠，于1933年正式投產

除了社會主義國家，許多非社會主義發展中國家即便沒有采用蘇聯經濟模式，也試圖將蘇聯模式的一些特點與資本主義制度結合起來。它們引進了“五年計劃”，雖然在資本主義制度之下無法具有蘇聯管制經濟的能力，但這些國家依然部分實行國有化，試圖建立相對自給自足的國民經濟體系等。

全世界絕大多數左翼和右翼政治力量認為，蘇聯模式代表了馬克思設想的社會主義模式。筆者認為，蘇聯模式并不適用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不過，與戰勝法西斯主義的實踐成就相比，指出這一點似乎有紙上談兵的嫌疑——只有那些關注抽象馬克思主義理論的人才感興趣。但這是關乎馬克思主義發展十分重要的問題。1978年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取得的成就以及20世紀70年代社會主義制度和資本主義制度發展都遭遇世界性危機，均印證了這一點。1978年，中國共產黨團結帶領中國人民進行改革開放，成功開創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這是中國取得的偉大歷史性成就。

20世紀70年代：全球轉折點

20世紀70年代，始于資本主義國家的變革，極大地改變了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的國際形勢。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爆發在經濟上主要是由國內投資崩潰以及國際貿易和投資急劇下降引起的，因此，從1929年到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勞動社會化程度大大降低。根據馬克思主義理論，不難得出世界產量大幅下降的結論。

20世紀30年代，蘇聯和資本主義國家一樣，都是在國際上相對孤立的經濟體。但是得益于其奉行的社會主義制度，蘇聯的國內投資水平并未下降，反而是有所上升的，其經濟發展速度遠遠超過資本主義經濟體。也是得益于社會主義制度，蘇聯迅速從第二次世界大戰中恢復元氣，到1948年，蘇聯的生產水平便恢復到戰前的水平。

與20世紀30年代的情況相反，第二次世界大戰后的資本主義體系在全球范圍內迎來大洗牌。在美國霸權的碾壓下，世界資本主義經濟的分裂得到彌合，并持續了60多年的全球化進程，其中貿易占世界GDP比重在2008年逾60%，達到了峰值。從馬克思主義視角來看，這意味著世界正在發生一場大規模的國際勞動社會化，預計將導致生產增長。同時，日本和德國等主要資本主義經濟體，以及“亞洲四小龍”的固定投資占本地生產總值比重大幅上升。根據馬克思主義理論，國際貿易和固定投資發生歷史性的勞動社會化，將會促進經濟發展。事實上，正如馬克思主義預測的那樣，20世紀50年代至60年代初的德國、40年代末至70年代初的日本以及60年代至90年代末的“亞洲四小龍”的經濟增速，高于主要資本主義經濟體以往任何時候的經濟增速。

面對資本主義經濟體的長期快速增長，蘇聯并未改變其經濟結構。雖然蘇聯國內投資仍維持較高水平，但它仍然是一個相對自給自足的封閉經濟體系。也就是說，它仍然被排斥在國際勞動社會化之外，保留了全盤國有化的城市經濟、集體農莊。處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蘇聯的這種經濟結構并不符合馬克思主義。結果是，20世紀60年代，蘇聯年均GDP增速不再快于美國，到20世紀70年代中期，蘇聯年均GDP增速實際上慢于美國（見圖0-1），甚至到20世紀70年代中期，蘇聯已深陷經濟危機。

20世紀70年代中期，在蘇聯深陷經濟危機的同時，第二次世界大戰后資本主義國家的繁榮也宣告終結，世界資本主義經濟體系進行大洗牌。在資本主義世界，美國在經濟上成功地擊敗了主要競爭對手德國和日本，扭轉了20世紀50年代至70年代初的局面，當時德國和日本的經濟增速都明顯高于美國。美國在戰后經濟競爭中失利這一事實，給其經濟帶來了相當大的壓力，包括美國黃金儲備急劇減少，而黃金是唯一重要的非美元外匯儲備。

1971年，在尼克松執政初期，美國對其主要資本主義對手發動了一次重大進攻。美元實行浮動匯率，這一舉措增強了美國的國際競爭地位。美元停止兌換黃金，避免美國黃金儲備遭遇擠兌。美國暫時單方面對競爭對手加征關稅。美國國內實行價格、工資管制。1973年，美國與中東國家合作，大幅度地提高石油價格，這對美國非常有利，因為美國是一個石油生產大國，而德國和日本的石油產量微乎其微。

20世紀70年代中后期至80年代，美國總統以不同的形式繼續對德國和日本發動經濟攻勢。這些政策并沒有提振美國經濟，美國經濟增速反而繼續下滑。但通過這些手段，美國成功地大幅減緩了其競爭對手的經濟增長。因此，到了20世紀80年代中期，美國已經從資本主義世界的競爭斗爭中勝出，德國和日本經濟增速急劇放緩，甚至增速顯著低于美國。

1978年，中國開始實行改革開放，其基本經濟特征：一是實行對外開放，參與國際貿易和投資，而非自給自足。用馬克思主義術語來說，中國開始以參與國際勞動社會化/分工為目標。二是實行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取消吃“大鍋飯”的人民公社。三是放棄公有制一統天下，建立以公有制為主體，公有制經濟與非公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經濟格局。四是按勞分配被確定為薪酬分配的基本依據。五是逐步放開價格管制，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

總之，中國逐漸向馬克思所設想的經濟結構靠攏，而非效仿1929年后的蘇聯模式。盡管馬克思在理論上預見了中國的經濟結構，但在實踐中，這是一種史無前例的經濟體系。因此，中國的經濟改革既在理論上嚴格符合馬克思主義，又在實踐上是一種前所未有的創新。這兩方面的結合代表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取得了勝利，它幫助中國取得了人類歷史上最快的經濟增速，證明馬克思主義行！

中國取得的偉大成就與蘇聯模式的失敗形成鮮明對比

在過去100年中，世界上主要存在3種基本經濟結構：一是資本主義經濟，它不是任何理論的產物，只是由亞當·斯密和馬克思首先分析和批判的；二是1929年后建立的蘇聯模式；三是中國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最后一種被證明是人類歷史上最成功的經濟結構。

為便于大家對中國經濟結構的成功有進一步的認識，我們可以從1950年到1976年中國、蘇聯、美國和世界GDP增速比較入手。在此期間，蘇聯經濟增長220%，高于美國的154%，但未高于世界平均水平的227%。中國經濟增速為224%，與蘇聯基本相當。直到20世紀70年代中期，中國經濟增速與蘇聯、世界平均水平大致持平。

1949—1978年，中國創造了一個社會奇跡——人民生活水平大幅提升，這是人類歷史上一個大國人均預期壽命增長最為迅速的一段連續時期，為中國工業化奠定了基礎，但按國際標準衡量，中國經濟增速并不是特別快。由于這一時期中國的經濟結構與蘇聯有很大的相似性，中國經濟增速與蘇聯大致持平也就不足為奇了。1949—1978年，中國取得了人類歷史上最偉大的社會成就，但其經濟發展無法與之相提并論，中國總體經濟增長并無出奇之處。1978年后，中國經濟增速遠遠超過美國、蘇聯或世界平均水平——創造了上文所提到的經濟奇跡。

因此，中國自1978年起實施的經濟改革是中國共產黨所創造的第二項史無前例的偉大成就。正如習近平2018年1月5日在新進中央委員會的委員、候補委員和省部級主要領導干部學習貫徹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和黨的十九大精神研討班上講話指出：“鄧小平同志說：‘改革是中國的第二次革命。’改革開放至今已經40年了，我們一直在實踐和探索，在堅持中國共產黨領導和我國社會主義制度的前提下，在社會主義道路、理論、制度、文化上進行了一系列革命性變革，開辟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使我國發展大踏步趕上時代。”

與創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中國形成鮮明對比的是，蘇聯深陷危機。到20世紀80年代初，中國的改革開放已經取得了巨大的經濟成就。但無論是勃列日涅夫，還是安德羅波夫和契爾年科，均沒有認真研究中國或者試圖借鑒中國的成功經驗。1985年戈爾巴喬夫成為蘇共總書記時，并沒有讓蘇聯推行馬克思設想的、由中國實施的那種經濟結構。但這顯然開始促使蘇聯向資本主義靠攏——這一過程最終導致蘇共于1991年8月解散，蘇聯于1991年12月解體。

蘇聯解體后，俄羅斯經濟崩潰，人均預期壽命下降，反俄軍事聯盟——北約東擴至俄羅斯邊境。當前仍在持續的俄烏沖突只是這場國家災難的最新延續。

而很明顯的是，到20世紀70年代末，1929年后建立的蘇聯模式已經走入死胡同。雖然這一模式在戰勝納粹德國的軍事斗爭上取得了成功，但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后世界資本主義重組的長期經濟競爭中被美國擊敗。這最終導致蘇聯解體。蘇聯沒有回歸馬克思主義，也沒有像1978年后中國共產黨一樣追求創新，而是轉向資本主義，從而制造了一場國家災難。正如俄羅斯聯邦共產黨領導人根納季·久加諾夫在2008年談到中國改革開放政策時所說：“如果我們早些時候就借鑒中國的成功經驗，那么蘇聯就不會解體。”

簡言之，蘇聯取得重大歷史性成就：建立了世界上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在中國之前以最快的速度實現工業化，戰勝納粹主義及由此帶來的影響，對殖民帝國的覆滅起到了關鍵作用，在領導社會主義陣營與資本主義斗爭中發揮了鼓舞人心的作用。但蘇聯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后未能及時調整政策適應新形勢，最終導致解體。反過來，蘇聯解體對于俄羅斯人民乃至國際社會來說都是一個巨大的失敗。這些后果包括因蘇聯解體而失去制約的美國發動了針對南斯拉夫、阿富汗、伊拉克、利比亞、敘利亞等國的一系列侵略性軍事戰爭。

中國的改革開放取得成功，不僅改變了世界局勢，而且使中國避免重蹈蘇聯覆轍，并拯救了世界社會主義。習近平指出：“歷史發展從來不是筆直的，而是充滿曲折和波折。上世紀80年代末90年代初，蘇聯解體、蘇共垮臺、東歐劇變，不僅導致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和東歐社會主義國家不復存在，而且對向往社會主義的廣大發展中國家帶來嚴重沖擊，很多發展中國家被迫走上了照搬西方制度模式的道路。世界社會主義遭受嚴重曲折，正所謂‘萬花紛謝一時稀’。”

習近平還強調：“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在中國取得巨大成功表明，社會主義沒有滅亡，也不會滅亡，而且煥發出蓬勃生機活力。科學社會主義在中國的成功，對馬克思主義、科學社會主義的意義，對世界社會主義的意義，是十分重大的。可以設想一下，如果社會主義在中國沒有取得今天的成功，如果中國共產黨領導和我國社會主義制度也在蘇聯解體、蘇共垮臺、東歐劇變那場多米諾骨牌式的變化中倒塌了，或者因為其他原因失敗了，那社會主義實踐就可能又要長期在黑暗中徘徊了，又要像馬克思所說的那樣作為一個幽靈在世界上徘徊了。”

1980年以來，中國（藍）、美國（橙）與歐盟（紅）GDP占全球份額變化，基于購買力平價指數。 圖自：國際貨幣基金組織

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

中國在改革開放后數十年的巨大成就，為中國乃至當今國際社會創造了一個新時代。就本國人民福祉而言，在確保國家獨立的前提下，中國按照本國標準在2021年已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按照世界銀行標準將在未來2―3年躋身高收入經濟體；就國際比較而言，中國創造了人類歷史上主要經濟體增長持續時間最長、增速最高的紀錄，按照市場匯率計算已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按照購買力平價計算已成為世界第一大經濟體。此外，中國已成為世界第一大貨物貿易國。這些變化必然從根本上改變中國國內外形勢。

習近平指出：“黨的十八大以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中華民族迎來了從站起來、富起來到強起來的偉大飛躍。”這說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得到進一步發展。習近平強調：“旗幟決定方向，道路決定命運。道路錯誤，我們不僅達不到目標，甚至可能中斷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進程。黨的十九大作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這個重大政治論斷，我們必須認識到，這個新時代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時代，而不是別的什么新時代。黨要在新的歷史方位上實現新時代黨的歷史使命，最根本的就是要高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旗幟。”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對這一新形勢有所闡述。這與中國共產黨以往取得的偉大成就具有相同的特點——把堅持馬克思主義和發展馬克思主義統一起來。下面將舉3個例子來說明中國共產黨是如何同時堅持馬克思主義和發展馬克思主義的。

一是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改革開放以來，特別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以來，隨著經濟的迅猛發展，中國日益走近世界舞臺的中央。在此背景下，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應運而生。人類命運共同體，顧名思義，就是每個民族、每個國家的前途命運都緊緊聯系在一起，應該風雨同舟、榮辱與共，努力把我們生于斯、長于斯的這個星球建成一個和睦的大家庭，把世界各國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向往變成現實。世界各國要順應時代發展潮流，作出正確選擇，齊心協力應對挑戰，開展全球性協作，共同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

堅持對話協商，建設一個持久和平的世界；堅持共建共享，建設一個普遍安全的世界；堅持合作共贏，建設一個共同繁榮的世界；堅持交流互鑒，建設一個開放包容的世界；堅持綠色低碳，建設一個清潔美麗的世界。堅守和平、發展、公平、正義、民主、自由的全人類共同價值，推動構建新型國際關系，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共同創造世界更加美好的未來。

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在經濟方面明確支持全球化。習近平指出：“經濟全球化是歷史大勢，促成了貿易大繁榮、投資大便利、人員大流動、技術大發展。本世紀初以來，在聯合國主導下，借助經濟全球化，國際社會制定和實施了千年發展目標和2030年可持續發展議程，推動11億人口脫貧，19億人口獲得安全飲用水，35億人口用上互聯網等，還將在2030年實現零貧困。這充分說明，經濟全球化的大方向是正確的。當然，發展失衡、治理困境、數字鴻溝、公平赤字等問題也客觀存在。這些是前進中的問題，我們要正視并設法解決，但不能因噎廢食。”這一觀點源自馬克思的分析，即勞動社會化是推動人類進步的最重要因素。國際勞動社會化即全球化，是范圍最大的勞動社會化。

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還發展了馬克思主義。勞動社會化意味著，生產者在生產中的互動效應所產生的生產率和產出遠遠大于他們個人努力的總和。正如習近平用最通俗的經濟學術語指出的，可以起到一加一大于二的效果。這必然會打破國際關系零和游戲的觀念。與“零和”局面不同，通過參與分工或勞動社會化，雙方或多方均可獲益——也就是說，國際互動可以實現雙贏。因此，國際合作不僅是解決固有的國際問題（氣候變化、恐怖主義等）的必要條件，而且能在創造高品質生活方面實現優勢互補。這只有植根于國際分工/勞動社會化，并且通過國際分工/勞動社會化才能實現。這種互利唯有通過國家間的互動才能實現。

自然，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并不意味著國家之間沒有沖突，而是意味著他們有更為重要的共同利益，因為每個國家的繁榮都依賴于國際分工——每個國家的富裕都依賴于其他國家。這一點構成了國際共同體——人類命運共同體的現實。因此，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反映了基本的國際現實，既符合馬克思主義，又是對馬克思主義的創新。

二是共同富裕。共同富裕的目標并不局限于純粹的經濟目標，其目標非常廣泛，涵蓋了確保和改善中國人民的生活品質、增強社會凝聚力和促進政治穩定，進而在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過程中發揮基礎性作用。從經濟角度可以清楚地看出，共同富裕政策具有驚人的獨創性以及與馬克思主義理論的一致性。共同富裕是中國共產黨堅持守正創新馬克思主義的又一個重要例子。

馬克思指出，從資本主義向社會主義過渡是一個長期的歷史過程。在這一階段，公有制和私有制將在一段時間內同時存在，國有財產和私有資本也將同時存在，將使資產階級從私有資本中獲得收益，這會對整個社會的收入和不平等產生明顯的影響。馬克思基于此得出一個必然的推論：在社會主義國家政權和國有部門建立后的一段時期內，即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資產階級財產收入仍然存在。因此，在這樣的社會中存在兩種收入來源：勞動收入和財產收入。勞動收入分配應按勞分配。資產階級的收入并非來自工資，而是來自財產。因此，與全盤國有化的蘇聯模式以及中國計劃經濟體制相比，改革開放后中國建立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產生的不平等程度有所不同。

全盤國有化的蘇聯模式以及中國計劃經濟體制意味著資產階級財產收入不是主要問題。收入不平等可能存在，但在包括資本主義社會在內的所有社會里，收入不平等遠小于財富不平等。與存在資產階級財產的社會相比，全盤國有化的蘇聯模式和中國計劃經濟體制下的社會必然是一個相對平等的社會。1978年后，推行經濟改革的中國創造了一種更接近馬克思設想的經濟結構，隨著實質上具有一定資產階級性質的有產階層的重新出現，財產收入問題必然不再是一個無關緊要的問題。資本收入增加衍生了一個重要問題，即資本收入用途是否會成為一個嚴重的問題。在計劃經濟時代，中國不存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制度。缺乏對這一問題的分析必然是一個弱點，因為它是一個理論上的漏洞，由此可能會產生具有破壞性作用的錯誤觀點，甚至影響到整個社會的收入，放任自流會貽害無窮。

馬克思指出，根據花在消費上的收入用途，消費可以分為兩種，其中包括必要的消費，它用于維持大部分人的生活。這種消費來自工人階級、農民、自由職業者等的工作收入。資產階級的收入并非來自工資或個人工作收入，而是來自財產——在現代經濟中，絕大多數來自企業利潤。這種財產收入經常用于兩個方面：其一是生產性投資；其二是購買奢侈品。財產收入兩種不同的用途產生完全不同的經濟效果。投資是生產性投入，因此會促進經濟增長——每個經濟體系都需要投資。購買奢侈品，即奢侈消費資料“只進入資本家階級的消費”，既非生產投入，又非經濟增長投入。因此，任何用于奢侈品消費而非投資的財產收入部分，都會減少對經濟增長的投入。

因此，從基本的經濟學視角來看，只要資產階級將其財產收入用于投資，那么它就是在以資本主義的形式履行任何社會所必需的投資功能。但是，一旦資產階級沉溺于奢侈品消費而不再投資于生產，那反而是在不斷消耗資源——這些資源本可以用于提振大眾消費占經濟的比重，或是用于擴大投資，促進經濟增長。因此，財產收入用于投資將惠及任何經濟體系，用于奢侈品消費則不利于經濟增長。

到社會主義高級階段，資產階級的奢侈品消費將為零，因為資產階級的財產將不存在。中國正處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富豪將繼續存在，盡管他們不能掌握國家權力，但只要富豪存在，他們除進行合乎邏輯的投資外，還會進行一些奢侈品消費活動。因此，在這一目標實現之前，尚無法完全消除財產收入用于奢侈品消費的現象，只能將其最小化，以限制其負面經濟和社會影響。這為共同富裕提供了基本的經濟基礎。

這一經濟原則也適用于資本主義社會。眾所周知，瑞典、挪威、芬蘭和丹麥等斯堪的納維亞國家的民眾對生活質量的滿意度在世界上排名最靠前。但斯堪的納維亞資本主義模式恰恰建立在將資產階級財產收入用于投資與奢侈品消費之間的區別上。這種模式旨在最大限度地減少奢侈品消費和不平等，同時允許資產階級進行高水平投資。也就是說，在這種模式中，將財產收入用于投資被視為有利于經濟增長，而用于奢侈品消費則被視為不利于經濟增長。這意味著資產階級財產收入分配的最大壓力是要么重新分配給民眾進行一般消費（通過稅收等），要么投資于經濟發展。因此，斯堪的納維亞資本主義模式完全遵循了馬克思設想的分配理論——當然，這是在資本主義框架內，而不是在社會主義框架內。

顯然，這些問題與中國的共同富裕政策息息相關。奢侈品消費并非生產性投入，從經濟效益角度看，將財產收入用于奢侈品消費是一種浪費。這些收入的再分配既可以用于提高大部分人的生活水平和購買對社會有益的資源，又可以用于投資（或兩者兼而有之）——在這種情況下，它將促進經濟增長，同時提高人民生活品質。

經濟結構問題和不平等密不可分，并衍生出了兩種錯誤的解決方案。

一種觀點認為，為了避免與社會不平等相關的問題，中國應該回歸全盤公有制的蘇聯模式或者以前的計劃經濟模式。從根本上消滅資本家，肯定會消除社會不平等，但是這樣的經濟結構不會產生完全意義上的“平等分擔貧困”。幸運的是，中國已經打贏脫貧攻堅戰，實現全面脫貧，如果回歸計劃經濟模式，將意味著“平等分擔相對較低的生活品質”，意味著經濟增長相對放緩，生活品質相對較低，這反過來會阻礙中國實現民族復興。這種方案是一個非常嚴重的錯誤，不會被接受。

還有一種觀點認為，中國應該在堅持社會主義的基礎上，像美國模式一樣允許資本家不受管制地“瘋狂”。如果真如此，那么整個社會將會產生嚴重的不平等，甚至會產生政治動蕩。公然炫耀財富，過度張揚名人效應，將金錢視為唯一的價值衡量標準等在社會上大受歡迎，將導致社會財富的巨大浪費。從技術經濟學角度來看，這意味著財產收入將從投資轉向過度浪費的奢侈品消費，從而導致可用于經濟增長投資的資源減少。事實上，這在美國成為一個嚴重的問題——隨著利潤占經濟比重上升、投資占經濟比重下降，經濟增長速度也逐漸下降——利潤和投資占經濟比重的差異恰恰意味著奢侈品消費占經濟比重有所上升。因此，無論是出于社會原因，還是出于經濟原因，這種方案都是不可取的。

相比之下，共同富裕符合社會政治理想目標，從根本上講，是合理利用中國的經濟結構。在公有制經濟占主導地位的社會主義初級階段，資本家不會被消滅，資本家的財產收入用于有益的經濟生產將受到大力支持。由于資本家的存在，其部分財產收入將不可避免地用于奢侈品消費，而非投資。但這種奢侈品消費應該最小化——這也意味著在大眾輿論和政治政策方面，它將不受社會歡迎，也不會受到贊賞。這既符合社會需要，又有利于提高經濟效益，是完全符合馬克思主義的。

共同富裕恰恰為分析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結構中經濟、社會和政治之間的關系提供了框架。通過這種方式及其所處理的實際問題，共同富裕是對馬克思主義的守正創新。總言之，中國共產黨建立了前所未有的新經濟結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然后又發展了解決新問題的共同富裕理念。這是馬克思主義創新性發展的一個突出例子。

三是生態文明。生態文明建設是中國共產黨為解決人類面臨的生態危機，尤其是氣候治理問題貢獻的中國方案。生態危機愈演愈烈，現在已成為迫在眉睫需要解決的問題。習近平指出：“人類進入工業文明時代以來，傳統工業化迅猛發展，在創造巨大物質財富的同時也加速了對自然資源的攫取，打破了地球生態系統原有的循環和平衡，造成人與自然關系緊張。”

位于福建省龍巖市長汀縣的汀江國家濕地公園 新華社

馬克思一直明確強調人與自然和諧共生。比如，他在《哥達綱領批判》中就德國工人黨綱領中“勞動是一切財富和一切文化的源泉”的說法進行了猛烈抨擊：“勞動不是一切財富的源泉。自然界同勞動一樣也是使用價值（而物質財富就是由使用價值構成的！）的源泉，勞動本身不過是一種自然力即人的勞動力的表現。”毫無疑問，自馬克思時代以來，特別是自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這一理論觀點面臨迫在眉睫的現實問題，環境惡化和氣候變化威脅著人類文明的現有基礎。

中國共產黨為解決生態危機貢獻的中國方案及其對生態文明理念的發展創新，完全符合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習近平指出：“人類是命運共同體，保護生態環境是全球面臨的共同挑戰和共同責任。”“生態文明建設關乎人類未來,建設綠色家園是人類的共同夢想。保護生態環境、應對氣候變化需要世界各國同舟共濟、共同努力。任何一國都無法置身事外、獨善其身。”

但生態文明理念在某種意義上比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更為廣泛，因為它不僅涉及人類與自身的關系，而且涉及人類與自然的關系。這些關系決定了必須著力解決的問題。2018年，習近平在全國生態環境保護大會上強調：“加快構建生態文明體系。加快解決歷史交匯期的生態環境問題，必須加快建立健全以生態價值觀念為準則的生態文化體系，以產業生態化和生態產業化為主體的生態經濟體系，以改善生態環境質量為核心的目標責任體系，以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為保障的生態文明制度體系，以生態系統良性循環和環境風險有效防控為重點的生態安全體系。”這是中國發展的根本基礎。習近平還強調：“綠色是生命的象征、大自然的底色，更是美好生活的基礎、人民群眾的期盼。”而在美國，反科學和破壞性政治力量試圖否認氣候變化。在特朗普執政時期，美國退出了《巴黎氣候變化協定》。中國共產黨則完全反對這種觀點，并在應對氣候變化方面發揮了國際領導作用。

中國在思想和實踐上都優于西方

當然，本書序言只是對中國共產黨的實踐成就和理論成果之間的相互關系作簡短總結——更詳盡的分析請見本書正文內容。希望可以拋磚引玉，給大家一些啟發！要取得驚人的實踐成就，中國必須在思想、理念和理論上取得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先進的成果，中國共產黨必須成為世界上最先進的政黨。從馬克思主義出發，沿著馬克思主義指引的方向前進，中國共產黨對馬克思主義進行了偉大創新。簡言之，中國不僅在實踐上優于西方，而且在思想上優于西方。

現在或許可以總結由此帶來的主要影響。中國共產黨成立百年來，不僅帶領中國走向民族復興，而且帶領中國實現了人類歷史上最多數量人口生活水平的最大改善。要取得這史無前例的實踐成就，中國共產黨必須成為世界上最先進的政黨。

在毛澤東的領導下，中國共產黨首次展示了如何在發展中國家建立社會主義。在馬克思主義內部，可與這相提并論的成就是創建馬列主義——列寧首次展示了如何在一個帝國主義國家建立社會主義。新中國成立后，在毛澤東的領導下，中國共產黨不僅為中國工業化奠定了基礎，而且創造了一個社會奇跡——帶領中國實現人類歷史上最多數量人口生活水平的最大改善。

總的來說，中國的發展成就表明，一個大國利用一個人將近一輩子的時間，從幾乎是世界上最貧窮的國家躋身高收入經濟體，使其人民生活得到全方位改善。如果其他生活在發展中國家、占世界絕大多數的人民能實現同樣的目標，那么人類面臨的許多問題都將得到解決。因此，中國的發展成就給世界上絕大多數人帶來了希望。中國人民追尋自己的夢想，比歷史上任何時期都更接近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目標，這讓每個發展中國家人民都明白，只要有正確的政策，他們也能夢想成真。

中國在改革開放前取得的驚人成就表明，將改革開放前和改革開放后兩個歷史時期割裂開來、對立起來是錯誤的。習近平指出：“這是兩個相互聯系又有重大區別的時期，但本質上都是我們黨領導人民進行社會主義建設的實踐探索。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是在改革開放歷史新時期開創的，但也是在新中國已經建立起社會主義基本制度，并進行了20多年建設的基礎上開創的。雖然這兩個歷史時期在進行社會主義建設的思想指導、方針政策、實際工作上有很大差別，但兩者決不是彼此割裂的，更不是根本對立的。不能用改革開放后的歷史時期否定改革開放前的歷史時期，也不能用改革開放前的歷史時期否定改革開放后的歷史時期。”

改革開放后，中國共產黨取得了第二個驚人的成就，創造了一種全新的經濟結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盡管馬克思經典著作在理論上設想過這樣的結構，但在人類歷史上，它從未真實存在過。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使中國取得人類歷史上最快的經濟增速，使中國沒有重蹈蘇聯覆轍，塑造了當今世界政治格局。

中國在兩個歷史時期取得的巨大成功必然改變其所面臨的形勢。自1949年新中國成立以來，中國實現了國家獨立，掌握了自己的命運，從幾乎是世界上最貧窮的國家到即將邁入世界高收入經濟體，成為在國際事務中發揮重要作用的強國。

中國共產黨如果只取得了其中一項成就，那么也能被視為世界歷史上最成功的政黨之一，而取得系列成就的中國共產黨在世界歷史上是無與倫比的。

我的個人注腳

中國人民最能直接感受中國共產黨成功、中國發展成就對自己生活的影響。作為一名“老外”，我無法做到如中國人民那樣感受深切。我在這里表達自己的想法，希望有助于大家理解本書的內容。

1969年，我第一次接觸中國共產黨。我拜讀了毛澤東的諸多著作，比如《矛盾論》《實踐論》《反對自由主義》《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關于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等。當然，我讀的這些作品都是英文版本，它們對我產生了巨大的影響。

拜讀毛澤東的作品，這在當時似乎是不可思議的和不可能的。當時的我只是覺得，這些都是人類思想的杰出成果，有助于分析任何國家的任何問題。

我與中國的第二次接觸始于1978年。20世紀70年代，我在研究國際經濟期間，仔細閱讀了馬克思主義的部分經典著作，并研究了蘇聯經濟。當時，蘇聯經濟尚未陷入20世紀70年代中期開始的那場危機。但我注意到，蘇聯經濟在許多方面偏離了馬克思主義。我只是將這些問題視為經濟理論問題，并沒有預料到這些問題后來會嚴重影響世界格局。

1978年中國開始實行改革開放。我站在馬克思主義研究的角度，得出中國的改革開放將會取得成功的結論，從此我更加關注中國。1981年前后，可以清楚地看出，中國的經濟改革取得了巨大成功。

1985年，戈爾巴喬夫成為蘇共總書記，開始實行災難性的政策。蘇聯模式偏離馬克思主義的做法并沒有得到任何糾正，蘇聯沒有意向參與全球經濟競爭與合作，農業的去集體化不但沒有任何進展，反而準備將大規模社會化生產行業私有化。根據馬克思主義理論，這些政策將導致災難，而事實也是如此。因此，從1985年起，兩種經濟模式的結果顯而易見：中國經濟改革取得了巨大成功，而戈爾巴喬夫的政策則引發了一場大災難。

當戈爾巴喬夫制造的災難變得清晰時，我選擇去蘇聯。我到達那里后不久，蘇聯正式解體。1992年3月，我搬到莫斯科，并在那里待了8年。我的目的很簡單，就是遵循我早期的研究思路，盡我所能說服俄羅斯借鑒中國的經濟改革，而非采用西方的“休克療法”。作為這項研究的一部分，我不僅研究了中國經濟政策基本原理，而且還認真研究了我能找到的每一份更詳細的研究資料，然后據此于1992年初發表了題為《為什么中國的經濟改革會成功，而俄羅斯和東歐會失敗？》的俄語文章。我的勸說雖未獲成功，但是我的觀點在俄羅斯也不乏認同者。

2000年，肯·利文斯通當選倫敦市長，邀請我從莫斯科回到英國負責倫敦的經濟政策。因此，我開始與中國進行實際接觸。倫敦市長與中國高層官員舉行會議時，我也在旁參與其中。為促進與中國的關系，我們決定在中國設立倫敦駐中國辦事處，由我負責。2005年，我第一次訪問了中國，這個我慕名已久的國家！從那時起，我定期訪問中國。

2009年，在肯·利文斯通不再擔任倫敦市長后，我受邀來中國一所大學講學。2013年，我成為中國人民大學重陽金融研究所高級研究員，并在那里工作一直到現在。50多年前在我看來不可能的事情變成了現實——我不僅研究中國，而且身在中國。

總而言之，我與中國的不解之緣是間接達成的——從拜讀毛澤東的著作開始，然后了解中國共產黨理論的光輝，再之后研究中國改革開放涉及的經濟原理。

在中國工作后不久，習近平當選中共中央總書記，我能在中國共產黨的新理論新思想發表的第一時間開展研究。我一開始并不是研究中國問題的專家，而是研究國際經濟和經濟理論問題的專家。正是這些使我與中國有了日益密切的接觸。這條學習中國共產黨的道路，自然不同于中國人。但這是基于同樣的事實——中國共產黨的思想是世界上最先進的思想。

1921年，中國共產黨接受馬列主義并將其應用于本國，開始馬克思主義中國化。中國一貫正確地堅持，任何國家都不應全盤照搬另一個國家的做法。中國共產黨并沒有簡單套用馬克思主義，同樣的道理也適用于其他國家，哪個國家都不能全盤照搬中國經驗，但可以向中國學習。我最初和中國共產黨接觸是因為我認為中共的思想理論是正確的，中共應該取得偉大的實踐成就。正如我所預料的，在之后的數十年中，中國共產黨也的確做到了，而同期預測中國將會遭受失敗的那些西方人則被事實打臉。

這意味著什么？誠然，中國共產黨在中國發揮著獨特而具體的作用。但是，無論是在理論上還是在實踐上，中國共產黨都取得了如此偉大的成就，也必然將會產生巨大的外溢影響，進而影響到國際社會。筆者就是其中之一。

（上篇請點擊這里，全文完）

本文系觀察者網獨家稿件，文章內容純屬作者個人觀點，不代表平臺觀點，未經授權，不得轉載，否則將追究法律責任。關注觀察者網微信guanchacn，每日閱讀趣味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