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偽作”、“惡意捐贈”與虛齋之樂：一幅《江南春》，跨越時空的相視一笑

這種穿越時空的相視一笑，或許才是高階文物真正給予人的饋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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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呦呦鹿鳴

12月19日，“南京博物院名畫去向不明、《江南春》8800萬起拍”一案，迎來了一個遲到的節點：

新華社記者介入采訪，南京博物院終于說明了“南博版”的《江南春》流向，分為鑒定和剔除兩部分，原文如下：

有關“鑒定”：

“1959年，龐萊臣之孫龐增和攜家人向南京博物院無償捐贈龐萊臣“虛齋舊藏古畫”137件(套)……南博向新華社記者出示了專家鑒定記錄及有關流程證據：第一次是1961年11月，原文化部組織以張珩（張蔥玉）為主的全國書畫鑒定專家組到南博進行書畫鑒定，張珩、韓慎先、謝稚柳三位專家鑒定后認為：“江南春圖卷，偽，一般，陳鎏題引首真，后面題跋完全不對，偽做得很好，原龐家是當真的藏的”。第二次是1964年6月，王敦化、徐沄秋、許莘農三位專家再次鑒定，認為“仇英江南春圖卷，假”。”

有關“剔除”：

“1986年6月，原文化部制定出臺《博物館藏品管理辦法》。之后，南京博物院依照此辦法，由原江蘇省文物出境鑒定組及南博鑒定人員對一批建議剔除的書畫作品進行再次審核，確認不宜入藏。1997年4月15日，南京博物院向原江蘇省文化廳提交《關于處理不夠館藏標準文物的報告》，請求‘將不夠館藏標準的文物（即博物館的處理品）進行調劑，價撥給省文物總店處理’。原江蘇省文化廳于1997年4月21日同意調劑。1997年5月8日，被專家認定為贗品的《江南春》圖卷撥交給原江蘇省文物總店，于2001年4月16日被“顧客”以6800元價格購買，銷售清單明示為《仿仇英山水卷》。”

這個流向說明，來之不易。

要知道，早在1979年，龐家就在和南博交涉了，1988年打了第一場官司（要求歸還借出的兩幅名畫），2015年打了第二場官司（名譽權），2024年打第三場官司（要求查詢龐家捐贈文物的賬目）。多年來，龐家一直要南博說明所捐贈的137件文物去向，一直被拒絕，多少個日夜過去了，終于，終于在2025年6月，才經法院確認，龐家后人有權進去查看一二，這才知道5件名畫不知去向了。也直到今天，12月19日，輿論起來了，全國網友圍觀之下，南博也才終于說了：賣了，當假畫（贗品）賣的，鑒定-建議剔除-審核-報告-價撥-銷售，手續齊全，合乎流程。

這是第一個關于文物流向的南博官方說法。它的重要性不在于說了什么，而在于“終于說了”。

當然，它不是對多年來一直申請了解該畫流向的龐家說的，而是對新華社說的，然后通過新華社報道讓廣大群眾知曉。它像一封被貼在公告欄上的回信，所有人都能看到，卻唯獨不是寄給最早寫信的人。這種繞一個大彎的做法（不直接告訴龐家），看起來麻煩，但可能也避免了以后的“麻煩”：如果再有捐贈人來要求了解捐贈文物的流向，他們仍然可以像拒絕龐家一樣繼續拒絕，而且對方無法援引龐家的例子，畢竟，他們是對新華社記者說，而不是對龐家說的。“尊敬的捐贈人先生/女士，請問您可有新華社記者隨行？”

形式上，這是一次回應；但在結構上，它仍然保留著一種微妙的距離。

“The world goes on。”加繆說。

說了，比不說好。新華社做了一件好事，箱子打開了一些，這輛晃晃蕩蕩的大車，也被大家往前推進了一步。

那么，南京博物院今天所說的偽作論，是不是真相？

如果是真相，那么，由此倒推，問題是不是恰恰出在龐家身上，龐家很可能就要被認為是“捐假賣真”，捐贈了假畫給了南京博物院、把真畫偷偷賣到市場上，最后出現在拍賣會。這樣的做法，欺騙了國家，欺騙了政府，欺騙了人民，而之后幾十年龐家不斷追問這些畫的去向，囔囔著要查賬，甚至不惜告上法庭，鬧得舉國皆知，就是揣著明白給政府機關添堵添亂，毫不利己專門折騰人。

嗯，如此這般，有些人恐怕要說是“惡意捐贈”了。

對上述這類說法，我是很難同意的，這種推論，在歷史、人格與常識層面上，都有漏洞。

對于當前這個“偽作論”，我有四個方面的疑問，以下逐一匯報，請朋友們一起參詳一二。

壹. 彼蒼蒼者

第一個方面的疑問來自龐萊臣收藏的獨特性。

龐萊臣畢生從事實業和收藏兩項事業，又以實業（繅絲廠、造紙廠等）的成功，支持和實現了收藏上的成功。我手上有一本書，《海上收藏世家》，作者鄭重，上海書店出版社2003年版，這本書評價說，龐萊臣“是中國近代最大的收藏家和鑒賞家，收藏書畫之富冠于江南，盡其畢生精力和財力收藏和保護了我國許多藝術珍品。”

更重要的是，龐萊臣不是那種自己欣賞秘而不宣不給別人看的“秘藏家”，而是那種開放性的收藏家。他歡迎各界人士到家觀畫，為研究者提供資料，為了廣而告之，他甚至還在1909年向社會刊行了《虛齋名畫錄》，錄入歷代名畫538件，后來的《續錄》又收入96件，因此，所有人都知道龐家藏了哪些珍品。龐家每天也門庭若市，來來往往都是看畫談畫的。

誕生一個龐萊臣需要許多機緣巧合。他恰好有一位在湖南當師爺、幕僚的爺爺，與在中國近代風起云涌的湘軍在其根基之地有了關聯；他恰好有一位在上海做蠶絲、醫藥、醬園生意的父親，得以有近代中國最發達城市的依托，而且父親還因為與胡雪巖相交莫逆，在左宗棠四處征戰（太平軍、陜甘回亂、收復新疆）的過程中，受胡雪巖之托，與洋商接洽，從事軍火生意，由此成為一方豪富；他恰好自己具備實業之才，創辦的繅絲廠、紗廠、造紙廠、印染廠、電燈公司，都超越了父輩，也積攢了財力；最重要的是，他恰好“自幼嗜畫”，能畫、懂畫，漸成書畫鑒賞大家，文化功底深厚。

閱讀《虛齋名畫錄》，可以直接感受到龐萊臣那種對收藏的癡誠，在自序中，他文采斐然地說：

余自幼嗜畫……年未弱冠，即喜購乾嘉時人手跡，刻意臨摹，頗得形似。先君子顧而樂之曰:“此子不愁無飯吃矣。”迨后搜羅漸及國初，由國初而至前明，由明而宋，上至五代李唐循序而進，未嘗躐等。每遇名跡，不惜重資購求，南北收藏，如吳門汪氏、顧氏、錫山秦氏、中州李氏、菜陽孫氏、川沙沈氏、利津李氏、歸安吳氏、同里顧氏諸舊家，爭出所蓄，聞風而至，云煙過眼，幾無虛日。其間凡畫法之精粗，設色之明暗，紙絹之新舊，題跋之真贗，時移代易，面目各自不同，靡不惟日孜孜潛心考索，稍有疑竇，寧慎毋濫，往往于數百幅中選擇不過二三幅，積儲二十余年而所得僅僅若此。……歐陽子曰，物常聚于所好，而常得于有力之強，余不敢有力自居。惟好之既篤，積之既久，則凡歷代有名大家，蓋于是略備焉。

嗜痂成癖、潛心考索、披沙揀金、殫精竭思……龐萊臣作為一個“癡人”，心氣極高，一般藏品不屑入目，但對貨真價實的作品，則不吝重金，在《續錄》中，他又說：

比年各直省故家名族因遭喪亂，避地來滬，往往出其所藏，……以余粗知畫理兼嗜收藏就舍求售者踵相接。余遂擇其真而且精者，稍稍羅致，然披沙揀金，不過十之一二，因思古人所作，殫精竭思，原冀流傳后世，歷久勿佚。余自問生平無得意事，無勝人處，惟名跡之獲，經余見雖屬云煙過眼，而嗜痂成癖，所得在是，所勝似亦在是。彼蒼蒼者，殆不欲名跡湮沒，特令余裒集之以廣流傳耶。

彼蒼蒼者，是上天的意思。這些文字，可以直接地感受到龐萊臣對于書畫文物的歷史使命感：不能讓傳統文化名跡（名家的手跡）湮沒在時間里，上天特意命令了我，安排了我，將它們收集起來并將它們廣為流傳，留給后世。

我擁有什么，我如何判斷真偽，我愿意讓后來者檢驗、質疑、討論。在龐萊臣的文字中，反復出現的不是炫耀，而是克制；不是占有，而是篩選；不是“我得到了什么”，而是“什么值得留下”。這種收藏倫理，與“惡意捐贈”四字，在精神氣質上幾乎是完全相反的。

龐萊臣被譽為“收藏甲東南”（清廢帝溥儀的老師鄭孝胥語），并不像某些人一樣德不配位，而是實至名歸。簡單來說，第一，龐萊臣的“虛齋”印章就是真品保證，以他的作風，絕不屑于“偽作”；第二，龐萊臣并不藏私，很有公心，其后人將遺藏捐獻給公共機構讓大眾共享，也是承襲先輩精神。

1949年之后，龐家給故宮博物院、上海博物館、南京博物院都捐贈過，有些成了受贈機構的“鎮館之寶”，“文革”前，龐增和仍存有不少龐萊臣遺藏，文革中龐家被造反派抄家，運動后，政府落實政策，龐增和又把它們全部捐給了蘇州市博物館。

在上海博物館，藏有龐氏后人龐增和、龐維謹、龐增祥三人聯名寫的捐獻書，文字高雅精致，很有美感，大家一起體會下：

“我國刻絲藝術，溯自周漢，盛于唐貞觀開元間，至趙宋徽高二朝絢爛光輝，精致絕倫，可謂臻盡善盡美之境。但以其刻制復雜，一幅之成窮年累月猶恐未能竟事，至其精品之流傳自更珍稀。維謹等藏先人所遺宋朱克柔《蓮塘乳鴨圖》緙絲一幀，設色布置盡絕造化之妙，紅蕖白鷺綠萍翠鳥子母鴨各二，泳游水中，蜻蜓草蟲夾雜其間，并刻有朱氏款識。明文從簡嘗題其作品之‘精巧疑鬼工，品價高一時，’古淡清雅，洗去脂粉，其運絲如運筆，為一時之絕技，非今人所得夢見。”……“自先人收藏以來，幾經災劫，堅貞保持得無毀失，值今全國解放，此種天壤瑰寶，不敢再自珍秘，亟宜獻捐國家，公諸人民。”

（上海博物館得到龐家捐獻的一批緙絲文物，如北宋《蓮塘乳鴨圖》、明《仙人佛果圖》、明《歲朝清供圖》、清《花鳥圖》、清《封侯晉爵圖》、清《仙女載花圖》等，藝術價值很高。所以這里談到緙絲）

我實在無法相信，寫出這樣捐獻書的龐家，會造假捐假畫給南京博物院。

縱觀龐家幾十年來行事，龐家后人對龐萊臣收藏倫理的繼承，是連續而清晰的。向故宮、上博、蘇州博物館的多次捐贈，在措辭、態度與行為邏輯上高度一致：謹慎、鄭重，帶著一點古典式的自持。

如果說一次捐贈尚可作偽，那么橫跨數十年、覆蓋多家機構的整體行為，幾乎不可能建立在欺騙之上。

貳. 非要不可

第二個疑問來自《江南春》的獨特性與“偽作”鑒定的獨特時代背景。

在了解龐萊臣的背景后，現在我們具體來談《江南春》圖卷這幅作品。

根據鄭重《海上收藏世家》以及藝蘭齋丁蔚文《仇英 < 江南春>卷考辯》等資料，我們得知，1953年，上海曾將龐萊臣遺藏目錄送往北京，國家文物局局長鄭振鐸看完目錄后致信上海文管會：“我局在第二批單中，又挑選了二十三件，茲將目錄附上：‘非要不可’單中，最主要者，且實際'非要不可’者，不過(一)沈周《落花詩圖卷》,(二)文徽明《張靈鶴聽琴圖卷》,(三)仇英《梧竹草堂圖軸》,(四)仇英《蓬菜佩弈圖卷》,(五)仇英《江南春圖卷》,(六)陸治《瑤島接香圖軸》等六件而已，因此間明清的畫，至為缺少也。”

《海上收藏世家》第70頁，鄭重著，上海書店出版社2003年版

也就是說，《江南春》圖卷是被國家文物局局長點名“非要不可”的，且北京上海來回討論過，由此我們可以推測，當時上上下下都知道這幅畫的重要。當龐家1959年向南京博物院捐贈時，《江南春》圖卷就在137件捐贈文物之列。如今，2025年，南京博物院說，1961年鑒定這幅圖卷為“偽作”，所以2001年的時候才賣掉了。問題有三：

1、如此被重點關照的一幅畫，捐贈時如果發現是假的，為什么不找龐家要真的？為什么直到2025年才說？

2、在1959年、1961年那個高度政治化、對“欺騙國家”極度敏感的年代，龐家是否具備、也是否敢于這樣的動機？

3、龐家給那么多政府機構捐贈了那么多文物，他們有必要在《江南春》上作假嗎？如果龐家捐的是假畫然后自己賣掉真畫，為什么他們后來反復要求博物院公布、展出這幅作品？這不是自我暴露、自找麻煩嗎？

這不合常理。一個精心策劃的騙局，不會以持續半個世紀的追問為表現形式。因此，我們需要更多一些細節，解釋清楚這些疑問，才能接近真相。

叁. 首次糾葛

第三個方面的疑問來自鑒定人。

在南京博物院向新華社提供的鑒定材料中說，第二次鑒定是1964年6月，王敦化、徐沄秋、許莘農三位專家認為“仇英江南春圖卷，假”。”

鑒定專家中有徐沄秋這個名字。恰好，我注意到，龐增和一家在2016年接受《東方早報》采訪時說：1963年，南京博物院征集員徐沄湫找到龐增和，請求借兩件畫用來辦畫展（元四家之一吳鎮 《松泉圖》軸、清初吳歷《仿古山水冊頁》），說好展期三個月后就歸還，不料，這兩幅畫就此杳無音訊。幾年后，龐家被下放到蘇北農村，1979年龐家回到蘇州后，多次找南京博物院想要回徐沄湫借走的兩幅畫，遭拒，“特別是當年到蘇州參與征集的姚遷院長，曾經的殷勤變為冷漠，使龐增和夫妻心酸不已。”1988年，龐增和就此起訴，法院認定兩幅畫是南京博物院從龐家“征購”的，判令南博支付2.6萬元畫款、2.8萬元利息。龐家在法庭上發現，這兩幅畫被南京博物院登記為捐贈，而且捐贈人被登記為“陶白”。

也就是說，徐沄湫恰是龐家與南京博物院第一次糾葛的關鍵人物。

徐沄湫和這次提到的徐沄秋應該是同一個人。歷史在此出現了令人不安的重疊。

問題來了：

1，既然1964年徐沄秋鑒定《江南春》為“假”，這段時間前后，他作為“征集員”不斷登門拜訪龐家要征集文物，為什么卻不向龐家提及此事？這樣不是更能征集到真品嗎？

2，一個借走名畫卻拒絕歸還的人，對當事方做出的鑒定，可信度是不是就打了一個折扣？

鑒定從來不只是技術判斷，它同樣是一種權力行為。而權力，一旦缺乏透明，就會自動消耗信任。

肆. “顧客”是誰

第四個方面的疑問還是那件起拍價8800萬的《江南春》。

南京博物院說，《江南春》是以《仿仇英山水卷》的名義，在2001年以6800元的價格賣給一個叫做“顧客”的人。

這位“顧客”是誰呢？

前面兩篇文章（《》）我已經提到，江蘇著名的民營藝術館藝蘭齋（成立于上世紀90年代末）創始人陸挺曾經公開表示擁有《江南春》圖卷，并列為“鎮館之寶”。陸挺會不會就是那位“顧客”呢？

2025年，以8800萬起拍價出現在北京拍賣會上的《江南春》，是不是就是陸挺所有的這件？（陸挺于2025年去世）

另一個說法是藝蘭齋陸挺的《江南春》得自“龐氏后人”，但龐萊臣的曾孫女龐叔令堅決否認這個說法，為此，甚至在法庭上進行辯爭。

以上時間線中，存在一種需要進一步澄清的可能：2001年，陸挺以6800元從南京博物院購得《江南春》，并將其列為鎮館之寶，2025年，陸挺去世后，該畫被拿去拍賣，起拍價8800萬元。但是，如果這個故事線就是真相，“偽作”之說就更可疑了。如果它是偽作，何以有8800萬的起拍價，如果它不是偽作，那之前一系列制度性處置，又意味著什么？

這團迷霧，還沒有驅散。

基于以上四個方面的疑問，我認為，12月19日南京博物院通過新華社給出的文物流向說法，還不足以說服各方，還有進一步解釋的必要，而且，最好是有沒有利益關系的第三方介入才好。敬請各方諸君再接再厲。

伍. 虛齋之樂

這是我關于此事寫的第三篇文章。

今天，以首次公布畫作流向為突破口，龐家與南京博物院半個世紀的糾葛終于看到厘清的曙光。

最開始，我非常氣憤，拍案而起。尤其是，自1979年以來，南京博物院對待龐家的態度，不管是把人晾在辦公室不理不睬坐冷板凳，還是院長姚遷前恭后倨的冷眼；不管是把借走辦展的畫拒絕歸還，還是把畫的來源改成某位高干的名字；不管是收信不回，還是把龐增和妻子氣得突發心臟病身故；不管是策展人在斥責龐家后人“敗落賣畫”，潑人臟水，還是在法庭上以“你不是捐贈人本人”質疑龐增和之女龐叔令的對話資格……種種蠻橫，種種無禮，都令我感覺到相當程度的生理不適。

好久沒有這么生氣過了。

后來，我又為龐家感動，感動于他們幾代人具有公心的收藏理念，以及在各種委屈之下堅持不斷的追索，感動于他們對文物跨越時間的關切和那種厚重感，他們始終在堅持著什么，始終在對抗著什么。面對那些高墻，面對那些冷眼，面對那些臟水，面對那些“無物之陣”的消磨，他們并沒有放棄。

最后，當我多花了一些時間了解虛齋，特別是看到來自《虛齋名畫錄》的“書后記”里陸廉夫關于“虛齋之樂”一段話時，我又釋然了：

“后之同志者，就其錄，讀其畫，摩挲展對，如見其人，然功力有淺深，精神有專泛，必得有虛齋之樂而始能樂其樂，茍同其樂則好與知焉。”

譯為：“后來的同道之人，翻閱書畫里的文字，凝望其中的筆墨，在紙頁之間反復把玩、對照，仿佛隔著時光，見到了那個人本身。然而，修為自有深淺，心神亦有專注與散漫之分。必是體會到了虛齋主人的那種快樂，才能真正領會其中的歡愉。只有在情趣相通、喜樂相共之時，才會由衷地喜歡，也才真正懂得。”

“虛齋之樂”，并非占有之樂，而是理解之樂；并非定價之樂，而是共鳴之樂。它要求后來者在面對一件作品時，愿意放下功利的急迫，進入時間的深處，與前人對坐。

其實，古畫文物本身價值多少，是6800元還是8800萬元？或許并不是最重要的；甚至，官方文物管理體系是不是漏洞百出，也并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還是“樂其樂”“同其樂”，是體會到古畫本身的氣韻與美，體會到作者創作時的那種歡愉，體會到與畫作相交的那些人投入其中時的喜樂——這種穿越時空的相視一笑，才是高階文物真正給予我們的饋贈。

在《江南春》圖卷里，三十多個明代的文人，相互唱和，跨越了幾十年，完成了一次詩情畫意的集體創作，營造了一個文人理想中的世界：詩酒唱和，山水悠然，時間被拉長，世事被暫時擱置。通過那十幾個龐萊臣的各式印章，人們也可以感受到這位近代鑒賞家看到它時難以自持的喜悅，這種喜悅幾乎溢出圖卷。以后，如果我們再看到它，會想起龐家幾十年不懈追問它的去向，想起捐獻與“偽作”之說，想起文物商店的6800元和拍賣會上的8800萬元，想起法庭上有人以此指責龐家后人“敗落賣畫”，想起全國網友的拍案而起與義憤填膺，想起一個時代的共鳴。

一件書畫文物的真正價值，從來不是它有多么古老——畢竟每一塊石頭都足夠古老，也不是它用材有多珍稀——否則金銀珠寶將霸占王座，而是它本身所承載的氣韻、精神與故事，以及其脆弱卻珍貴的信任。而這，是無法被某些人獨占的。

在這個意義上，這些天來，一起參與這個故事追問的我們，已經共享了一部分“虛齋之樂”。

朋友們。謝謝。

呦呦鹿鳴202512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