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3年,國民黨高級將領錢大鈞,在一次偶然的機會中抓到了正在被國民黨當局四處通緝的共產黨重要將領陳賡。
按理說,這可是天大的功勞,足以讓他加官進爵。可錢大鈞非但沒有抓人,反而還客客氣氣地把陳賡給放走了。
他身邊的副官急得直跺腳,滿臉困惑地問他為何要放虎歸山。
危機四伏
1933年的上海,表面上是燈紅酒綠、歌舞升平的“東方巴黎”,但在這浮華的表象之下,卻是暗流涌動,殺機四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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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民黨為了肅清心腹大患,在上海、南京等核心區域掀起了殘酷的“白色恐怖”,大肆搜捕共產黨人。軍統、中統的特務們如同獵犬一般,嗅探著城市的每一個角落,任何可疑的跡象都會引來雷霆一擊。
時任紅軍師長的陳賡,就在這個節骨眼上,悄悄潛入了上海。他不是來執行什么秘密任務,而是因為在之前的鄂豫皖蘇區作戰中腿部負了重傷,急需到上海這個醫療條件更好的地方接受治療。
對于一個被國民黨高額懸賞通緝的“要犯”來說,這無疑是虎口拔牙,風險極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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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叛徒的出賣,陳賡在上海的藏身之處很快就暴露了。1933年3月的一天,大批特務包圍了他所在的診所,經過一番短暫的抵抗,陳賡不幸被捕。
消息傳到南京,蔣介石可以說是喜憂參半。喜的是抓到了一個心腹大患,憂的是這個陳賡身份實在太過特殊。
陳賡被捕后,被押送至南京,國民黨內部許多人都想勸降這位驍將。畢竟,陳賡是黃埔軍校一期的畢業生,天資聰穎,戰功赫赫,是公認的軍事奇才。
他還曾是蔣介石的救命恩人。
面對高官厚祿的引誘和嚴刑逼供的威脅,陳賡始終堅貞不屈,明確表示“蔣介石可以殺我,但休想改變我的信仰”。這讓想拿他做“轉化”典型的蔣介石大為頭疼,一時間竟不知該如何處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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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國民黨方面左右為難之際,上海的中共地下黨組織在周恩來的親自指揮下,展開了一場驚心動魄的營救行動。
他們利用各種社會關系,包括宋慶齡等愛國民主人士的出面斡旋,向國民黨當局施加壓力。
最終,在多方力量的復雜作用下,陳賡奇跡般地從看守嚴密的牢獄中脫身。
陳賡自由了,但他還有下一個目標,就是穿越重重封鎖線,前往位于江西的中央蘇區。
狹路相逢
逃出生天的陳賡,一刻也不敢耽擱。在地下組織的安排下,他化裝成一個南來北往的商人,登上了開往南方的火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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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壓低了帽檐,盡量讓自己淹沒在嘈雜的人群中,心中時刻保持著高度警惕。
火車緩緩啟動,車輪與鐵軌的撞擊聲規律而沉悶,陳賡的心也隨著這節奏時而緊張,時而稍緩。
然而,命運似乎總愛開一些驚心動魄的玩笑。就在火車行至徐州站附近時 一個熟悉的身影出現在了陳賡的視野里。那人身著筆挺的國民黨將官服,在一群副官和衛兵的簇擁下,正從站臺走過。
陳賡的心猛地一沉,他認出來了,那人正是錢大鈞,他當年的黃埔教官,如今蔣介石身邊的紅人,“八大金剛”之一。
此時的錢大鈞,時任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委員長南昌行營的要職,正要去前線督戰對中央蘇區的第四次“圍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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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陳賡此行的目的地,恰恰就是蘇區。一個是奉命“剿共”的國軍上將,一個是急于歸隊的紅軍師長,兩人在這趟列車上相遇,簡直就是現實版的“狹路相逢”。
陳賡下意識地想躲避,他把頭埋得更低,希望對方沒有注意到自己 。但錢大鈞的目光何其銳利,他在黃埔軍校時就對陳賡這個得意門生印象深刻。
盡管陳賡一身商人打扮,但那獨特的氣質和身形,還是一眼就被他認了出來。
空氣仿佛凝固了。錢大鈞的副官也順著長官的目光看到了那個“形跡可疑”的商人,手已經下意識地摸向了腰間的槍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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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副官看來,這簡直是送上門來的功勞,只要長官一聲令下,他們就能立即拿下這個通緝犯。
可接下來發生的一幕,卻讓副官和周圍的衛兵都大跌眼鏡。錢大鈞非但沒有下令抓人,反而面帶微笑,徑直朝陳賡走去。
他沒有聲張,只是讓副官客氣地把陳賡“請”到了自己乘坐的豪華包廂里敘舊。
包廂內,氣氛微妙而緊張。錢大鈞悠閑地泡著茶,像是招待一位多年未見的老友,與陳賡聊起了黃埔軍校的往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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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問陳賡:“最近做什么呢?”陳賡則含糊地回答:“什么都沒干,正想出去找份工作呢。”。兩人一問一答,話語間充滿了試探與默契,誰都沒有點破那層窗戶紙。這場看似平淡的閑聊,實則是一場高手過招的心理戰。
門外的副官越聽越糊涂,長官這葫蘆里到底賣的什么藥?他不知道,他的長官正在做一個足以影響自己乃至時局的重大決定。
黃埔情深
要理解錢大鈞的異常舉動,我們必須先把時鐘撥回到近十年前的廣州黃埔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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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4年,在孫中山先生的倡導下,黃埔軍校正式成立。這所旨在為國民革命培養軍事骨干的學校,匯聚了當時中國最優秀的一批熱血青年。
而錢大鈞,正是黃埔軍校最早的一批教官之一,負責教授兵器學等課程 。他治學嚴謹,深受學員們的尊敬。
在眾多學員中,來自湖南湘鄉的陳賡,無疑是最耀眼的新星之一。他聰明、機智、性格活潑,軍事才能出眾,很快就脫穎而出,與蔣先云、賀衷寒并稱為“黃埔三杰”。
作為教官的錢大鈞,自然對這位才華橫溢的學生青睞有加,時常在課后與他交流,對他寄予厚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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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說,在那個革命熱情高漲的年代,錢大鈞和陳賡之間,建立起了非常深厚的師生情誼。
黃埔軍校的特殊之處在于,它不僅僅是一所軍事院校,更是一個巨大的政治熔爐。在國共第一次合作的背景下,軍校師生中有國民黨員,也有共產黨員。他們雖然信仰不同,但在“打倒列強、除軍閥”的共同目標下,并肩作戰,結下了生死情誼。
當然,不僅僅是師生情誼。
沒人愿抓陳賡
陳賡這個名字,對于國民黨,尤其是對于蔣介石和黃埔系將領來說,實在太特殊了。他就像一個“燙手山芋”,誰碰了都可能引火燒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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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5年,國民革命軍進行第二次東征,討伐軍閥陳炯明。時任黃埔軍校校長的蔣介石親臨前線指揮,卻在華陽戰役中遭遇慘敗,部隊被沖散,陷入叛軍重圍。
危急關頭,蔣介石一度心灰意冷,想要拔槍自盡,以“成仁”了事。就在這千鈞一發之際,時任蔣介石衛士連連長的陳賡,不顧個人安危,硬是連拖帶背,將蔣介石從亂軍之中救了出來,一路奔波數十里,最終才脫離險境。
可以說,沒有陳賡,就沒有后來的蔣介石。這份天大的恩情,蔣介石嘴上不說,心里卻一直記著。這也是為什么陳賡被捕后,蔣介石遲遲沒有下令處決他,反而親自去探望,希望能勸降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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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于錢大鈞這樣深得蔣介石信任的心腹來說,他非常清楚委員長對陳賡的復雜情感。如果自己貿然抓了陳賡,甚至將其就地正法,表面上是立功,實際上卻可能觸碰了蔣介石內心最敏感的地帶。
萬一蔣介石哪天念起舊情,怪罪下來,自己豈不是自討苦吃?所以,動陳賡,就是“自找個燙手山芋”。
其次,陳賡在黃埔系中的人脈和聲望,也是一個讓所有國民黨將領都感到棘手的因素。
作為“黃埔三杰”之一,陳賡在軍校時人緣極好,與許多同學都結下了深厚的友誼 。后來,這些同學大多成了國民黨軍隊中的中高層軍官,遍布各個派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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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錢大鈞抓了陳賡,必然會引起黃埔系內部巨大的輿論反彈,得罪一大批手握兵權的同僚。這在派系林立、人際關系錯綜復雜的國民黨內部,無疑是政治上的自殺行為。
臨別贈金與一句叮囑
在確認陳賡即將下車后,他叫來副官,取出了三百塊大洋,塞到陳賡手里,說:“路上盤纏,切莫推辭。此去前途多艱,好自為之。”
這三百塊大洋,在當時可不是一筆小數目,足以解一個人的燃眉之急。
贈送金錢,也是錢大鈞在主動“示好”。這不僅徹底打消了陳賡的疑慮,讓他能安全離開,更是一份“人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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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國的社會文化里,“人情”是一種無形的資產。錢大鈞深知,今天他放陳賡一馬,還贈予錢財,這份恩情,陳賡一定會記在心里。
國共兩黨未來的走向誰也說不準,今天的敵人,或許就是明天的朋友。為自己留一條后路,多一個朋友,總比多一個死敵要好。這是一種極具遠見的政治投資。
他們曾是同一個戰壕里的師生,如今卻因信仰不同而分道揚鑣,未來還要在戰場上兵戎相見。
事實證明,錢大鈞的判斷是完全正確的。他放走陳賡這件事,并沒有給他的仕途帶來任何負面影響,蔣介石也從未因此事而責備過他。
他依舊穩坐高位,深得信任。而他和陳賡,在此次一別之后,果然再也沒有見過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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