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2年彭德懷從朝鮮回國前，點名要見洪學智，洪學智：諾言不要忘

1951年5月1日，北京的天空剛放晴。天安門城樓里，周恩來遞過一套新軍裝，“合身嗎？”洪學智抬頭望了望飄揚的紅旗，只答了兩個字：“正好。”此刻，他剛結束一整夜的匯報，文件還夾在腋下，油漬和泥點未干。外面的鑼鼓聲提醒他，前方戰場尚在炮火中，但首都已經走進五一的喜慶。

幾天前，后方的空氣可沒有這么輕快。4月下旬，朝鮮江原道一段鐵路上濃煙滾滾，三登小站的倉庫被美軍四次轟炸，七百多車皮物資只救下寥寥六車皮。彭德懷拍桌，聲音壓得人發抖：“后勤還要不要？”洪學智站在一旁，喉嚨里像塞了石頭，腦子里卻在飛速計算損失——不僅是衣糧彈藥，士氣也會被炸掉。

一個星期后，洪學智把《關于供應問題的指示》送上彭德懷辦公桌：運輸手段薄弱，防空火力缺位，兵站距離過長，物資損耗過高。方案寫得直白：要成立專門的后方勤務司令部，集中指揮、防空、通信、鐵道、工兵等多兵種。彭德懷只說一句：“就照這辦。”

緊接著的電話更直接。黃昏剛落，彭德懷用沙啞的嗓子吼過來：“老洪，馬上回國，向周副主席當面說。”洪學智放下話筒，連夜坐吉普南下，一路塵土翻飛。車到安東，換火車，再換汽車，頭頂不時有敵機盤旋，警衛員把車蒙上樹枝才敢前行。四晝夜后，他推門走進中南海。

周恩來聽完匯報，眉心微擰，“飛機問題我們明白，可運輸瓶頸更急。”兩人對著地圖研究到凌晨，決定把兵站密度縮短，用汽車掩體遮蔽，用多線并行分散風險。談到設立后方勤務司令部，周恩來點頭：“你們提出的，軍委會盡快批。”臨別時他叮囑：“五一上城樓，人民需要看看志愿軍。”

節日過后，洪學智又回到炮火里。5月中旬，志愿軍常委會議在一個山洞里開，燈泡晃動。彭德懷先拋出一句：“中央要求副司令兼任后勤司令，誰來？”洞壁上靜得能聽見呼吸。鄧華、宋時輪都盯向洪學智，他低頭數著鞋上的塵。半晌，他抬頭：“可以干，但兩條：干不好就撤；戰爭一完，換我回到作戰崗位。”彭德懷哈哈大笑：“同意！你不干誰干。”

后方勤務司令部就這樣在炮聲里掛牌。第一件事，是把高炮團成倍拉到渡口和橋頭；第二件事，改建臨時機場，用蘇制卡車成列輸送炮彈；第三件事，增設獨立通信連，使兵站之間保持無線不斷線。到1952年春，前線到達率由六成提高到九成，志愿軍號碼簿上出現一串新通話呼號——那是后方勤務司令部的“熱線”。

同年六月，平壤附近山間臨時司令部，一封加急電報送到：中央決定彭德懷回國任軍委常務副主席，他指定在動身前見洪學智。陳賡抓著電話笑：“老洪，彭總點名啊，快滾回來！”洪學智趕到，彭德懷先拉住他的手，“學智同志，辛苦。”聲音少了往日的粗獷，多了三分鄭重。

屋里只有幾個人，陳賡半開玩笑：“我資格不如老洪，還得靠他撐。”彭德懷看向洪學智：“我走后，你支援陳賡。”洪學智答：“保證配合。”臨別前，彭德懷忽然問：“還有事？”洪學智憋了半晌，把塵封一年多的“條件”又拿出來：“您在黨委會上答應過，戰爭結束我就不搞后勤。”彭德懷瞇起眼，笑紋擠出：“形勢不同了嘛；再說，也許我當了參謀總長，還得抓你回去管后勤！”

屋里一陣哄笑，洪學智卻半真半假地喊：“那可得記賬，諾言不要忘。”彭德懷揮手：“記著呢，先打完仗！”

后方的夜風掠過松樹林，燭光映在地圖上。洪學智轉回崗位，電臺里傳來嘈雜信號，他拿起話筒繼續調度。遠處炮火閃亮，他心里卻惦記著那句玩笑式的承諾。諾言寫在筆記本，也存在前線數十萬將士的口糧彈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