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者｜沈濱：從一件衣服的旅程，讀懂“循環經濟”

【編者按】黨的二十屆四中全會將“美麗中國建設取得新的重大進展”作為“十五五”時期經濟社會發展的主要目標之一。為此，需要加快形成綠色生產生活方式，“促進循環經濟發展”是其中一個重要方面。在東華大學旭日工商管理學院副院長沈濱教授看來，循環經濟并非可有可無的“選擇題”，而是關乎國家資源安全、產業升級與全球氣候治理的“必答題”。他從一件衣服的旅程切入，揭示了其背后的“循環經濟”大道理。以下是他在“東方講壇·思想點亮未來”系列講座上的演講。

黨的十八大以來，黨中央把生態文明建設納入“五位一體”總體布局，圍繞綠色低碳循環發展，持續完善頂層設計與制度供給。黨的二十屆四中全會提出，加快形成綠色生產生活方式，其中一個重要方面就是“提高垃圾分類和資源化利用水平，促進循環經濟發展”。要讀懂中國經濟高質量發展與生態文明建設的宏大敘事，不妨從一件衣服的“循環再生”之旅切入。

一件普通的T恤衫，從棉田的耕種到染料的浸染，從流水線的縫制到全球物流的轉運，最終懸掛在商場的衣架上，其旅程似乎完成了使命。但是，大家有沒有想過，它最終去了哪里。可能很多人會說，應該是被丟了吧。在某種程度上，這件衣服的旅程可以說是人類工業文明“線性經濟”模式的微觀縮影。在傳統的“提取—制造—消費—丟棄”的路徑上，我們對地球資源進行單向消耗，實際上對環境造成了巨大負荷。對于今天的全球經濟而言，這件衣服的最后歸宿并不簡單，里面或許藏著“循環經濟”的大道理。

“快時尚”商業模式帶來的問題

在過去數十年中，由“快時尚”模式主導的紡織服裝供應鏈，成為資源消耗的“黑洞”。其底層邏輯是消費者喜新厭舊想要穿新衣裳，零售商提供高頻次的產品迭代以及低價格的時尚新品滿足消費者的需求，供應商應用數字化技術實現供應鏈的快速響應。“快時尚”商業模式徹底改變了傳統紡織產業過去數十年一直沿用的運營與供應鏈方式，在給人們生活帶來更多選擇的同時，也導致了資源生態問題。比如，一件純棉T恤的生產可能消耗約2700升水，而一條牛仔褲的生命周期碳排放量更是遠超我們的想象。再加上，傳統供應鏈在原材料采購、加工和長距離運輸中產生的能源、資源消耗和碳排放，使得相關問題更為突出。之所以產生上述問題，主要有以下兩方面原因：

一是供應鏈的“信息盲區”與效率低下。在線性經濟中，供應鏈的信息流是單向的、斷裂的。雖然品牌商擁有消費者的偏好數據、制造商擁有前端生產數據，但對產品到達消費者手中之后的命運幾乎一無所知。廢舊衣物進入回收系統后，由于缺乏標準化的“數字檔案”，回收企業無法快速、準確地識別衣物的材質、混紡比例、染料類型和潛在毒性等，導致分揀效率低下。這種異構性和信息不對稱性，使得纖維化學回收成本高昂，多數衣物最終只能降級利用，或直接進入填埋場。

二是價值鏈的錯配與斷裂導致循環動力不足。傳統的價值鏈設計缺乏“歸零”的意識，設計產品時并未考慮其生命周期結束后的拆解和回收性。低耐用性設計加速了淘汰周期，而社會回收基礎設施的不足和二次利用技術的成本劣勢，共同構筑了循環經濟的壁壘。在市場經濟中，如果回收利用的成本高于使用原生材料，循環經濟就缺乏持續的內生動力。

因此，單靠簡單的末端治理已難以為繼，而把希望寄托于消費者捐贈或政府補貼，也并不是一件衣服旅程的理想終點。必須引入更具系統性、以數據為驅動的管理視角，以數字化轉型與綠色供應鏈管理“雙輪驅動”，在從源頭到回收的全生命周期中重塑衣物的命運軌跡，真正把循環做成閉環、把增效做在前端。

數字科技賦能衣物“重生”管理

數字化轉型是解決循環經濟效率和透明度問題的核心鑰匙。物聯網、人工智能和區塊鏈等新技術能夠為每件衣服頒發一張“數字護照”，從而實現高效的“重生”管理。

首先，以數字化為底座，為每件衣物建立“數字護照”。在成衣上嵌入不可磨滅的二維碼、RFID標簽，或更前沿的纖維級傳感器，為產品生成唯一且可追溯的“數字身份”。借助區塊鏈，將原材料來源、生產批次、染整用料、銷售記錄直至最終回收點等關鍵數據寫入分布式賬本，確保全鏈條信息真實、不可篡改。這場由“數字護照”引發的透明度革命，讓消費者能夠一鍵追溯產品的環境足跡，從而增強對綠色品牌的信任。同時，“數字護照”也顯著優化了回收環節。當衣物進入回收系統后，掃碼即可即時獲取材質、混紡比例與染料配方等信息，無需再進行耗時的物理檢測，大幅降低分揀成本，并為高價值的“物料回爐”創造條件。由此，數據貫通起衣物的全生命周期，讓循環真正閉環、價值真正回流。

其次，人工智能在逆向供應鏈中起到核心應用。廢舊紡織品的異構性是制約循環的“最后一公里”難題。目前市面上的衣物多為混紡，材質復雜，難以分離。人工智能和機器學習在該領域的應用解決了這一痛點。高速AI視覺識別系統以遠超人力的速度和精度，對流水線上的廢舊衣物進行材質、顏色、款式、成色、利用價值的判斷。這使得回收企業能夠將衣物從低價值的降級利用，提升到高價值的“物料對物料”的閉環循環。此外，人工智能實現了需求的精準預測與優化。通過利用紡織人工智能大模型分析二手市場、租賃需求、翻新偏好等數據，企業可以精準預測不同品類、不同成色的廢舊衣物的潛在去向和市場價值，優化逆向供應鏈的庫存管理和物料調配，確?！芭f物”以最快的速度和最高的回報進入下一生命周期。

最后，“數字孿生”驅動供應鏈協同與優化。數字孿生技術使管理者在虛擬世界中模擬和優化衣物的整個逆向物流過程。通過建立回收網絡、分揀中心和再制造工廠的數字模型，實時監測物理世界的運行狀態。數字孿生技術模擬不同回收方案下的運輸成本和碳排放，找到最優的“樞紐—輻射式”逆向物流路徑。同時，數字孿生技術在虛擬環境中對分揀流水線的自動化設備進行壓力測試和流程調整，確保在面對突發波動時，系統仍能高效運轉。

綠色供應鏈的邏輯重構

如果說數字化是工具和手段，那么綠色供應鏈管理就是實現循環經濟的頂層邏輯和系統框架。綠色供應鏈管理的核心思想是，將環境因素有機融入企業從產品設計到回收利用的每一個供應鏈決策之中。

綠色供應鏈管理的本質在于源頭控制。當一件衣服尚處于設計階段時，其80%以上的環境影響便已確定。因此，我們應推廣“為拆解而設計”的理念，鼓勵使用易于拆卸的扣件和拉鏈，以利于產品生命周期結束后的高效物料回收；同時要踐行“為循環而設計”，優先選用單一材質纖維，減少混紡，或選擇技術上成熟、易于分離的組合，這不僅能簡化回收流程，更大幅提高了再生材料的品質和商業價值。此外，供應鏈需要積極與上游供應商協作，推廣生物基材料、再生纖維等創新材料的應用，從根本上減少對原生資源的需求。

在政策層面，延伸生產者責任制是驅動綠色供應鏈管理落地的關鍵制度創新。2022年國家發展改革委會同有關部門印發了《關于加快推進廢舊紡織品循環利用的實施意見》等一系列重磅文件，明確提出到2025年廢舊紡織品循環利用率達到25%的目標，為延伸生產者責任制機制的落地提供了堅實的政策基礎和量化目標。延伸生產者責任制機制要求將衣物回收、處理和再利用的成本和責任，內化到品牌企業的產品全生命周期管理中。通過政策引導，品牌商不再僅僅是產品的“賣方”，更是其“終生管理者”。這種制度安排將迫使企業將環境成本計入產品售價，并促使其投資建設或參與高效的、數字化的回收網絡，主動優化綠色設計，使其更耐用、更易回收、更易拆解，從而降低產品在逆向物流環節上的成本負擔。延伸生產者責任制機制的實施，有利于最終實現環境責任與經濟利益的統一。

高效的逆向物流網絡是循環經濟的“血管”。在中國，回收點高度分散，亟需進行專業化、集約化的整合。我們應借鑒傳統物流的經驗，建立以城市或區域為核心的分揀樞紐，通過專業的逆向物流服務商，連接廣泛的社區回收點、智能回收箱等輻射點，樞紐內應配置高精度人工智能分揀系統和自動化拆解設備。同時，必須推進運輸與倉儲的綠色化，優化逆向物流的運輸路線，利用電動/氫燃料車輛，推廣共享倉儲空間，減少逆向運輸的碳足跡和閑置資源。

循環經濟的成功，絕非某個企業或行業的獨角戲，它需要整個價值鏈上下游和跨界參與者的深度協同。在產業鏈內部協同方面，原材料供應商、制造商、品牌商和回收企業應共享產品“數字護照”數據，建立行業級的數字化協同平臺。在跨界合作層面，科技公司應提供人工智能、物聯網解決方案；金融機構應提供綠色信貸和供應鏈金融支持；政府應提供政策引導和基礎設施支持。最重要的是消費者深度參與，通過數字化的激勵機制，引導消費者主動參與回收。只有形成“政府—企業—社會”三位一體的共治格局，循環經濟才能真正落地生根。

中國循環經濟的戰略支點與全球擔當

一件衣服的循環再生，其實也可謂關聯著中國在國家戰略層面的重大布局和全球氣候治理中的大國擔當。中國是全球最大的制造業中心，對各種原材料的需求量巨大，資源對外依存度高。發展循環經濟，特別是紡織品循環，具有多重戰略意義。

首先，通過高效率的閉環循環，可以大幅減少對原生棉花、石油基纖維等原材料的進口依賴，增強國家資源供給的安全性和供應鏈的韌性，這是服務國家資源安全戰略的關鍵。其次，將廢棄物轉化為高品質的再生資源，不僅創造了新的經濟增長點，也迫使中國制造業從傳統的“規模優勢”轉向“技術和綠色優勢”，推動中國制造邁向全球價值鏈的中高端，實現產業競爭力跨越式提升。最后，循環經濟將創造大量的綠色就業機會，促進中國經濟發展模式向集約型、創新型轉變，這也是實現高質量發展的關鍵支撐。

中國承諾實現“雙碳”目標，力爭在2030年前實現碳達峰，2060年前實現碳中和。而資源利用效率的提高，是實現這一目標的根本路徑之一。通過大規模、高價值的紡織品循環，中國可以削減巨大的工業碳足跡，實現減排的巨大潛力，為全球氣候治理提供實質性貢獻。更重要的是，中國在供應鏈數字化、大規模工業回收體系建設方面的經驗和創新，可以為共建“一帶一路”國家和全球發展中國家提供可復制、可借鑒的“中國方案”，彰顯中國在全球可持續發展中的大國擔當和領導力。

構建萬物互聯的“可持續”系統

剛剛我們追溯了一件衣服的旅程，并且論述了在數字化和綠色供應鏈管理驅動下，它走向“循環經濟”的新歷程。這是一場涉及技術、制度和文化的全方位革命。數字化轉型提供了透明度與效率，綠色供應鏈管理提供了系統框架與邏輯重構，而國家戰略則提供了強勁的推力和廣闊的舞臺。

衣在“衣食住行”中居首，是每個人每日相伴的物件。一件衣服從原料到設計、制造、流通、使用，再到回收與再生的全生命周期，折射的正是資源要素如何被更高效地配置、如何在制度與技術支撐下實現閉環。由此觀之，循環經濟并非可有可無的“選擇題”，而是關乎國家資源安全、產業升級與全球氣候治理的“必答題”。把一件衣服的旅程走成閉環，就是把中國式現代化的綠色底色落到微處、細處、實處。

展望未來，我們正在構建一個“萬物互聯、高效循環、自我修復”的可持續經濟系統：每件產品都攜帶“數字記憶”，每一次回收都精準高效，每一家企業都切實履行延伸生產者責任。然而要把愿景化為現實，仍需跨越多重門檻：從數據標準與互聯互通，到隱私與安全，從成本結構與商業激勵，到回收基礎設施與跨區域協同，再到消費者參與和綠色能源供給。唯有以制度設計、技術創新與產業協同同向發力，這一系統才能真正自洽運行、持續進化。具體來說，可以從以下幾方面重點推動：

一是強化數字化與延伸生產者責任制的掛鉤機制。將企業實施“數字護照”和產品全生命周期信息披露作為參與延伸生產者責任制體系的核心要求。通過稅收優惠、政府采購傾斜等方式，激勵使用區塊鏈等技術實現物料級的可追溯性，確保再生材料的真實性，并打擊“漂綠”（虛假綠色）行為。

二是設立高值化再生激勵基金。針對化學法回收等高附加值、高技術門檻的循環項目，政府應設立專項產業基金和稅收減免，降低其初始投資風險，加速技術成熟和產業化落地。同時，在條件成熟時，可考慮通過稅收等手段，使再生材料在成本上更具競爭力。

三是統一回收和再生材料的國家標準。借鑒國際經驗，建議盡快制定和實施一套嚴格的再生纖維品質和性能國家標準，并建立權威的第三方認證體系。只有消除對再生材料“質量不穩定”的疑慮，才能有效推動大型品牌商和供應鏈上下游放心地大規模采購使用。

四是優化城市回收基礎設施建設規劃。將廢舊紡織品回收體系納入城市新型基礎設施建設范疇，對于分揀中心、拆解工廠的相關供給予以適當保證，并鼓勵引入公私合營模式，激活社會資本參與逆向物流網絡的投資和運營。

讓我們以一件衣服的循環旅程為起點，推動制度創新和技術落地，加速中國循環經濟的實踐進程，為構建美麗中國和人類命運共同體貢獻智慧和力量。

【思想者小傳】

沈濱，東華大學旭日工商管理學院副院長、教授。國家級人才項目哲學社會科學青年拔尖人才、德國洪堡學者、上海市人民政府決策咨詢研究基地青年菁英人才。（作者照片由本人提供）

原標題：《思想者｜沈濱：從一件衣服的旅程，讀懂“循環經濟”》

欄目主編：王珍 文字編輯：王珍 題圖來源：視覺中國 圖片編輯：曹立媛 編輯郵箱：shhgcsxh@163.com

來源：作者：沈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