趕緊查查司母戊鼎吧，我怕被人贗品了

蛋總在文章中說過很多次，信任如同一面鏡子，一旦打碎就很難復原。最近曾多年存放司母戊鼎的南京博物院，因藏品出現在拍賣市場引爆了一場信任危機。

事情的原委是這樣的。1958年，中國近代收藏大家龐萊臣的后人，向南京博物院等多家文博機構捐贈了大量珍貴古代書畫，而其中受捐最多的當屬南京博物院，共有137件。龐家后來還得了一張獎狀。

然而66年后出現了令人震驚的一幕，當年捐給南京博物院的藏品之一——明代仇英的《江南春》，竟然出現在北京一場藝術拍賣現場，且估價高達8800萬。

這引起了龐家后人的不滿。在龐萊臣曾孫女龐叔令的舉報與國家文物部門的干預下，拍賣公司對該拍品作了撤拍處理。不僅如此，龐叔令一紙訴狀，把南京博物院告上了法庭。

12月17日，南京博物院發布了通報，給出了一些解釋。說是龐家捐贈的137件藏品中，有五件分別于1959年和1964年被專家組鑒定為贗品，上世紀90年代，博物院對五件藏品進行了處置。

從大家樸素的直覺來看，這里邊有大問題。既然是受捐的藏品，即便是被專家組鑒定為贗品，也應當退還捐贈人，不能擅自處置，最起碼也得跟人家打個招呼。

還有個問題，既然已經兩次被鑒定為贗品了，那為什么拍賣估價高達8800萬呢？如果是真品，那為什么兩次被專家組鑒定為贗品了呢？是專家組成員集體失誤，還是另有隱情？

南京博物院的這個操作，引發了一場信任危機，蛋總也不由得擔心起來，擔心當年收藏于南京博物院的司（后）母戊鼎（1958年調入位于北京的國博），會不會被鑒定為贗品而被調包？

這種調包的丑聞不是沒發生過。廣州美術學院圖書館原館長蕭元就曾用臨摹贗品調包了143幅館藏名畫，通過拍賣行拍賣了125件，獲利超 3470萬元。

受捐贈的藏品出現在拍賣會，對南京博物院來說是一件丑聞。但圍繞這件事的討論，我認為是有積極意義的。大型國有博物館，是傳承和傳播中華文明的主力軍，有責任守護好所有藏品。

在保護藏品的問題上，其實南京博物院曾有過非常光輝的歷史，甚至可以說彪炳史冊。重新溫故一下那段歷史，我們更加懂得什么叫珍惜，當然也會讓一小部分人汗顏。

說起南京博物院的歷史，得從1931年說起。1931年9月18日，日本關東軍自導自演了九一八事變，侵占了中國東北，隨后又把魔爪伸向了華北，平津地區受到嚴重威脅，中華民族面臨空前的危機。

當時的有識之士已經充分認識到了日本鯨吞中國的野心，于是著手準備。比如故宮博物院的院長易培基等有遠見之士，致電南京國民政府，建議文物盡快南遷。

與此同時，中國營造學社的梁思成和林徽因等人，也開始緊鑼密鼓摸排測繪華北的古建筑，李濟、梁思永、董作賓等考古學者，也開始對殷墟進行搶救性發掘，與日本侵略者爭時間。

1933年，蔡元培倡議創建國立中央博物院籌備處，這就是南京博物院的前身。傅斯年擔任籌備主任，他們接受了自北平轉移來的5450箱國寶，以及殷墟發掘出來的大量文物。

日本滅亡中國的野心早已經昭然若揭了。要滅掉中國，他首先就要把中國的歷史文化給毀掉，正所謂：“滅人之國，必先去其史”。而文物則是歷史文化最直接的見證。

為了徹底征服中國，徹底毀滅中華民族的文化，日本侵略者在使用武力的同時，還制定并實施了對中國的精神征服戰略。我們要對抗日本的精神征服，就必須保護好自己的文化。

可中央博物院還沒建好，日本又發動了七七事變和八一三事變，打響了全面侵華戰爭。淞滬會戰打響的第二天，中央博物院首批文物從南京中山碼頭起航西遷。

為什么動作這么迅速呢？因為在七七事變之前，中央博物院籌備處主任李濟，已經預感到日本的戰火將至，于是未雨綢繆，開始把文物分批裝箱，準備西遷。

結果中山碼頭的文物轉移船剛開走，日本的轟炸機就來了。日本對南京的轟炸，加速了文物的全面西遷，于是一場空前的文物大遷徙開始了。

但文物究竟要遷徙到哪兒、走什么路線最安全，誰心里都沒底，因為誰也不知道日本會把戰火在什么時間燒到哪里，日本的空軍也隨時可能扔下炸彈。

這些國寶可以說跟整個民族、整個國家一樣，都前途未卜、吉兇難料。全面抗戰爆發初期，整體氛圍還是比較沉悶和悲觀的。

為了分散風險，避免被日軍一窩端了，文物遷徙分成了北路、中路和南路，三條線路同時進行。當然還有另一個原因，那就是運輸工具嚴重不足，時間也非常緊迫，有輪船就裝輪船，有火車就裝火車。

當時博物院的學者們立下了“人在文物在，文物亡人亡”的誓言。從中山碼頭走的那一批是屬于南路，乘船抵達漢口后，然后轉至長沙，存放在了岳麓山下湖南大學的圖書館。

為什么轉運至長沙呢？因為蔣介石下決心要死守長沙，大家覺得這里應該很安全。結果日本兜著屁股就追到了這里，長沙面臨一場惡仗。

李濟覺得這里也不安全了，必須得轉移。幸好中國比較大，還有很大的地盤可以撤。他們翻開地圖一看，覺得貴州比較安全，于是又開始往貴陽轉移。

幸虧他們把文物轉移走了，因為他們剛轉移不到一個星期，日本就開始對長沙狂轟濫炸，湖南大學圖書館被夷為平地，只留下三根柱子。

然而又過了一年，日軍又把戰火燒到了貴陽，南路文物又被迫轉移到了安順的華嚴洞內。按說這里比較偏僻，且深處大西南腹地，應該比較安全。

可萬萬沒想到蔣介石有那么菜，國軍在1944年的豫湘桂戰役中連連潰敗，一口氣丟了20萬平方千米的領土，安順這里也不安全了，南線文物被迫轉移到了四川巴縣的飛仙巖。

我們再說北線文物。北線文物共有7286箱，分三批在南京浦口火車站裝車。李濟派自己的得意弟子尹煥章負責押運。這一路最為兇險，因為火車要經過徐州。

當時日軍已經在部署徐州會戰了，時不時會沿著鐵路線進行轟炸。這列火車只能在日本的炮火下一路狂奔，好不容易才來到了鄭州。

到了鄭州，大家終于可以喘口氣了，結果日軍的飛機也追了過來，伴隨著刺耳空襲警報的，是震耳欲聾的爆炸聲，日本的轟炸機群對鄭州站展開了地毯式的空襲。

當時鄭州站的工作人員，看到車廂里的箱子上貼著中央博物院的封條，他們樸素的直覺斷定這東西很寶貴，于是他們冒死把火車開到了比較隱蔽的地帶。

等日本轟炸結束后，鄭州站已經被炸成了廢墟，只剩下一個孤零零的雨棚。在他們奮不顧身地營救下，北線文物僥幸保存下來了。

這時負責押車的尹煥章被嚇壞了，趕忙押著文物離開鄭州繼續西行，往西安和寶雞方向繼續轉移。可在這里，他們竟然沒找到適合存放文物的安全地點。

于是他們又分批裝上了卡車，翻過秦嶺往四川轉移。“蜀道難，難于上青天”，何況還是冰天雪地，何況還是解放前。你看下圖有多揪心，萬一卡車打滑一下就麻煩了。

在信念的支撐下，他們翻越了秦嶺，終于來到了峨眉山，把文物存放在了大山深處的大佛寺里。

接著我們說說中路。中路也是坐船到漢口。到了漢口，他們發了四十多天呆，不知道該去哪里。后來不走也不行了，因為日軍進攻武漢了。

于是他們沿江而上，來到了陪都重慶，把這些文物存放在了沙坪壩重慶大學的臨時倉庫。后來，這個臨時倉庫房頂垮塌，砸壞了幾個箱子。

這里不安全，所以文物又被轉移至幾家銀行臨時保存。為什么叫臨時保存呢？因為按照李濟的計劃，他是要挖防空洞。可半年之后，李濟改變了主意，火急火燎地要把這些文物轉走。

為什么呢？因為北京大學存放在重慶北碚的幾十萬冊珍貴藏書，在重慶大轟炸里被日軍飛機炸為灰燼。文物存放在重慶，已經非常危險了，必須馬上轉移。

于是中路文物再次溯江而上，經宜賓到樂山，存放在了樂山安谷鄉的朱羅祠。尹煥章被安排在這里負責看守文物，有一個連的士兵負責守衛。

這次文物大遷徙歷經了半年之久，最后一批文物乘船離開南京是1937年12月10日的深夜，三天后南京淪陷，毫無人性的日本侵略者屠殺了我同胞三十多萬。

日本大開殺戒的同時，還派出了330名專家和360名士兵，肆無忌憚地掠奪中國文物。日軍在南京掠奪的文物可裝滿310輛大卡車。

南京紫金山天文臺的明朝渾天儀，見證了中國近代的屈辱。1900年八國聯軍占領北京后，德軍把它搶走了。一戰中，中國作為戰勝國，又要了回來。南京淪陷后，日軍卻把它給毀了。

重慶大轟炸后，中央博物院也帶了部分文物轉移到了昆明。1940年6月，日軍進攻云南，這時李濟心急如焚，因為他遲遲得不到轉移的命令，于是寫信給上級催問。

其實上級也著急，因為他們也不知道該往哪里轉移，能接受轉移的地點早已經人滿為患了。這時四川宜賓一個三千多人的小鎮，向他們敞開了懷抱，這個小鎮就是李莊。參見《》

李莊的士紳在得知遷至昆明的同濟大學有困難后，發去了電報：“同大遷川，李莊歡迎，一切需要，地方供給”。結果同濟、帶著中央博物院等十來個單位上萬人一起遷了過去。

1940年底，中央博物院及隨行文物抵達了李莊。為了迎接這些下江人，李莊人把自己家的房子能騰出來的都騰出來了，但還是不夠，于是把自己祖宗和神仙的房子也騰出來了。

中央博物院被安排跟張家的祖宗同住——也就是搬進了張家祠堂。從此中央博物院算是安頓了下來，一直到1946年10月才遷回南京。

1948年，國民黨大局已定，蔣介石決定退守臺灣。于是他下令，將南京博物院所有文物打包遷往臺灣，大部分人只好默默執行。

但有一個人極力反對，她就是中央博物院的工作人員曾昭燏，她怒斥道：如果文物在遷出的途中有何損失，主持文物遷出的人，將成為民族的罪人！

在曾昭燏的努力下，南京博物院的工作人員開始磨洋工，以各種理由拖延時間。最終第三批運往臺灣的852箱文物被留了下來，其中包括司母戊鼎。司母戊鼎1958年被轉移至北京的國博。

曾昭燏本人也不顧家人的勸說，獨自留在了大陸，后來成了南京博物院的首任院長。胡適抵達臺灣機場后，還在打聽她的下落。聽說她選擇留在大陸后，胡適很失落地說：可惜了一個人才。

南京博物院的先輩們，在國難當頭、山河破碎之際，為了保護中國的文化國寶，可謂是奮不顧身。他們心中有一個執念：中國文化不死，中國就不死。

然而在新中國，在和平年代，我們的文物卻離奇地被鑒定為贗品，甚至出現在拍賣會的現場，可以說是一種莫大的恥辱和莫大的諷刺。

曾昭燏說過，如果文物在遷出的途中有何損失，主持文物遷出的人，將成為民族的罪人。那么同樣的道理，如果文物在館藏期間有了任何損失，相關人員更是民族罪人。

關于文化抗戰的故事，請參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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