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0年，開國中將譚甫仁被暗殺，他兒子譚一兵多年后被授少將軍銜

1969年冬，云南滇池畔的寒風刺骨，軍區機關卻一片忙碌。那時人們議論最多的，是“內部保衛”這四個字——國防部剛剛下發整頓警衛紀律的電報。誰也沒料到，不到一年，一樁駭人案件就在昆明軍區大院42號悄然醞釀。

據檔案顯示，譚甫仁接任昆明軍區政委的正式任命書落款是1968年10月。毛主席點將，理由很直接：西南邊疆局勢復雜，需要一位既懂政治又精通部隊管理的老資格。譚甫仁到任后，第一件事就是抽調工兵部隊擴建中越邊境防御工事，他向作戰部講過一句看似隨意的話：“大山里槍響不起眼，但一走神就要命。”一年后，這句話成了刺耳的回響。

1970年7月17日凌晨，三聲槍響劃破軍區宿舍樓上空。秘書王克學推門而入，見到的情景令他血壓驟升——譚甫仁夫婦倒在血泊中，地板上散著五枚彈殼。院內兩名值班警衛尷尬地從行軍床上翻下，鞋都沒穿齊。王克學吼道：“出了人命，你們還愣著？”這句咆哮，在靜夜里顯得格外刺耳。

很快，副政委周興與昆明軍區司令部聯合成立專案組，周恩來總理當夜批示：全力搶救；封閉現場；兇手極可能來自內部。兩小時內，機場備機待命，心外科專家空運昆明。遺憾的是，腹部與顱部兩處貫通傷對六十三歲的譚甫仁來說過于致命，搶救持續五個小時依舊回天乏術。

偵查卡在第一天陷入僵局。現場除彈殼與一枚軍用皮手套外，毫無有價值的指紋。突破口來自一名十三歲的軍屬子弟。他告訴專案組，槍聲后，鄰居王自正在走廊里徘徊，神情兇狠，似乎在找什么人。“叔叔還問我‘值班員住哪間’。”孩子的證詞讓刑偵人員同步鎖定了王自正。

王自正，昆明軍區政治部保衛科科長，曾用名王澤民。審查卷宗揭示，他的堂兄在50年代“反攻倒算”中殺人逃竄，而他本人疑似參與掩護，此事一直藏在暗處。1966年王自正更名后重回部隊，憑著敏銳的政治嗅覺坐上保衛科長的位置。1969年底，上級開始清理“歷史問題人員”，他的案底浮出水面。隔離審查意味著前途盡毀，他在筆記本扉頁寫下：若已無路可走，拉上幾個“絆腳石”一同赴死。

7月18日凌晨，王自正在山腳小屋被捕。押解途中，他奪槍自盡，供詞隨之斷線。偵查組隨后在他宿舍搜到一張名單——譚甫仁排首位，其余三人分別是政工部、后勤部兩位處長及一名專案審查員。這張紙見證了極端心理的可怕：制度正欲拔除一顆毒瘤，毒瘤卻提前爆發。

對于軍史研究者而言，這起案件還有更深層的震動。建國后，軍中高級干部遇刺的記錄幾乎是空白。曾任工程兵政委的陳士榘私下感慨：“譚老要是留在工程兵，恐怕就沒這檔子事。”然而毛主席點將已成定局，陳士榘也只能搖頭嘆息。

回溯到1927年南昌起義，年輕的譚甫仁曾因傷病脫隊，被軍閥朱培德俘虜。毛主席率紅軍攻打吉安時，他在俘虜隊伍里高唱《國際歌》，贏得救贖機會，從此跟定共產黨。此后，中央蘇區反“圍剿”、長征、百團大戰、淮海戰役，譚甫仁幾乎場場在列。1955年授銜儀式上，他佩戴中將領章，風度從容。有人問他戎馬半生是否后悔，他搖搖頭：“跟著黨走，死都值。”

譚甫仁去世后，遺下五名子女。長子譚一兵當時在北京衛戍區任連長。奔喪結束，組織決定保送他入國防科大深造。1984年老山前線激戰，他擔任某團副團長，兩次帶突擊分隊拔點阻擊，腿部負傷仍不下火線。1993年晉升大校，2000年夏季將官例行晉銜，他被授予少將軍銜。頒授儀式后，有戰友打趣：“父子倆都是將軍，基因夠硬。”譚一兵淡淡回了句：“父親的星星用命換的，我得用成績去對得起。”

案件平息幾十年后，昆明軍區舊址已成居民小區，42號院的老樓翻修成灰白相間的新磚房。院門旁掛著一塊金屬銘牌，上書：“譚甫仁同志犧牲處”。偶爾有老人停下腳步，輕聲議論當年那三聲槍響。年輕人聽不明白，他們只知道，院里住過一位硬骨頭的老軍人。

軍史資料常提到，軍事斗爭勝利不等于內部安全萬無一失。譚甫仁案給了軍隊一記警鐘，隨后的保衛系統大整改、軍區警衛條例升級，都與那三聲槍響存在直接聯系。不同崗位的干部再讀這段記錄，也許會感慨制度之于人性的復雜，但規章的完善確實降低了類似悲劇再現的概率。

譚一兵后來和同僚聊到父親：“他晚年常說，戰場上敵人的火力不算可怕，可怕的是內部風氣松弛。”一句話，道破警衛安全的要害。如今檔案塵封，卻提醒后人：安全底線，一旦疏忽，代價不止是星星的熄滅，更是信任體系的裂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