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母親（不）是計算機：凱瑟琳·海爾斯與未完成的代碼本體論

【作者按】：

N.凱瑟琳·海爾斯（N. Katherine Hayles，又譯海勒斯）的《我的母親是計算機》中文版于近日面世。在生成式AI重塑人類認知邊界的當下，這部著作的引介可謂恰逢其時。然而，要真正理解海爾斯“計算宇宙”觀點的激進與審慎，我們不能止步于書名的隱喻，而必須重返“代碼作品”（codework）的歷史現場，去打撈那些在書中隱而未顯的理論潛流——尤其是約翰·凱利（John Cayley）與海爾斯之間關于語言、代碼與具身性的著名論辯。

通過回溯這場關于“計算體制”與“人類語言特殊性”的理論博弈，本文試圖在海爾斯的宏大敘事中尋找裂隙：如果宇宙的本質即計算，那么人類主體的特殊性何在？“我的母親是計算機”，這一命題否定了對起源喪失的哀悼，以一種激進的方式開啟了新的親緣關系。但吊詭的是，恰恰因為我們承認了這種深度的糾纏，才更需要在這個關系內部通過否定來確立主體——即最終宣告“我的母親不是計算機”。

（美）凱瑟琳·海爾斯《我的母親是計算機：數字主體與文學文本》[M].陳靜 譯，南京大學出版社, 2025.

《我的母親是計算機：數字主體與文學文本》英文書封

一、引子：當我們談論“代碼作品”

當我們凝視屏幕時，屏幕也在凝視我們。海爾斯在《我的母親是計算機》的開篇，并沒有直接拋出晦澀的哲學概念，而是引領我們進入了一個處于語言與代碼夾縫中的“中間地帶”。在這里，文學不再是印刷在紙張上的墨跡，而是演變為一種被稱為“代碼作品”的奇異存在。要理解海爾斯宏大的“計算體制”（regime of computation）理論，我們必須首先直面這些處于破碎邊緣的文本。它們是理解海爾斯核心概念——“媒介間性”（intermediation）的最佳入口，因為它們赤裸裸地展示了自然語言與計算機代碼之間的暴力融合、相互滲透與這種糾纏所產生的審美震驚。

在海爾斯的關于代碼作品的論述譜系中，網絡藝術家Mary-Anne Breeze（又名MEZ）占據了不可替代的位置[1]。MEZ創造了一種名為“mezangelle”的混合語言，這并非一種為了機器執行而編寫的有效代碼，也非為了人類流暢閱讀而書寫的自然語言。用海爾斯的話來說，它是一種賽博化的“克里奧爾語”（Creole），一種在互聯網早期BBS、郵件列表甚至MUDs（Multi-User Dungeon，一種基于文字的多用戶虛擬世界）的混沌中誕生的混雜語體。

MEZ的電子詩the data][h!][bleeding texts（2001）界面截圖。作品以“mezangelle”這種混合語，將自然語言與代碼纏繞在一起，在閃爍滾動的界面中呈現一個被計算條件重寫、不斷“出血”的數據身體。（截圖自網站The NEXT: The Museum of Electronic Literature）

mezangelle的特征在于它對編程語言句法元素的挪用與重組。它大量使用ASCII字符、括號、反斜杠、點號以及類似Perl語言的變量標記，將英語單詞切割、解剖并重新縫合。例如，MEZ其代表作_the data][h!][bleedingt.ex][e][ts_中，標題本身就是一個充滿張力的符號集合。讓我們對這個標題進行一次海爾斯式的聯想與細讀：data（數據）與bleeding（流血/滲漏）這兩個詞被各種符號咬合在一起，方括號仿佛變成了某種手術縫合線，或者是某種被撕裂的傷口邊緣。數據不再是冷冰冰的數字，它有了肉身，它在“流血”。這隱喻了在計算環境中，信息的傳遞往往伴隨著意義的損耗或溢出，似乎也暗示了海爾斯一貫強調的觀點——信息永遠無法徹底脫離其物質載體。這種語言實踐不僅僅是形式上的游戲，它深刻地揭示了數字文本的本質：在屏幕背后，所有的符號都是代碼的幽靈。可以說，mezangelle通過“身份交換”和語言游戲，模糊了人類作者與機器執行者之間的界限。

某種程度而言，代碼作品的核心美學張力在于其“不可讀性”。對于不熟悉編程的讀者來說，mezangelle是一堆亂碼，一種視覺噪音；而對于嚴謹的程序員來說，它往往又是充滿語法錯誤、無法編譯的無效代碼。這種雙重的不透明性，恰恰是其存在的意義。MEZ的作品挑戰了這種二元對立，她創造了一種處于“中間狀態”的文本。這種文本懸置了意義，迫使我們去關注媒介本身。回到_the data][h!][bleedingt.ex][e][ts_這一作品，括號[ ]的使用既是視覺上的阻斷，也是意義的擾動。在編程語言中，括號可能是一種功能的邊界，用于包含參數或定義執行范圍。但在MEZ的詩歌中，括號內的內容（如[h!]或[e]）既可以被閱讀，也可以被忽略，甚至作為一種注釋、一種潛臺詞存在。這種閱讀體驗要求讀者必須習得某種“機器視覺”的習慣——學會像解析器（parser）一樣去處理文本的嵌套結構。海爾斯認為，這正是人類認知模式向計算邏輯的一次妥協與協商。為了閱讀mezangelle，我們必須讓自己的一部分思維“機器化”。這便是人類主體性在數字環境中發生位移的直接證據。我們不再是語言的絕對主宰，我們成為了語言與代碼之間的一個“中介者”。這樣的思考在本書的第八章《仿真敘事：虛擬生物能教會我們什么》中達到了頂峰。

二、尋址與執行：重訪凱利與海爾斯之爭

“代碼作品”作為計算體制下的一種文學實驗，曾引發關于“代碼本體論”的激烈爭辯。這場交鋒主要在海爾斯與約翰·凱利——這位身兼程序員身份的數字文學學者——之間展開。需要特別說明的是，盡管凱利的名字赫然列于海爾斯的致謝名單，但這場至關重要的論戰并未直接顯影于《我的母親是計算機》的文本之中。

John Cayley和N. Katherine Hayles。[2]

要理解海爾斯，我們必須重返這場作為“前傳”的理論現場。在我看來，海爾斯晚近的著述其實是對其20世紀90年代的理論洞見所進行的“方法化”重構，而這一演進軌跡，在某種程度上恰恰是對凱利批評的一種隱性“收斂”（convergence）。作為這一理論運動的里程碑，《我的母親是計算機》為我們重新界定數字時代的“書寫”與“存在”提供了關鍵的坐標。

早在1999年，海爾斯在《我們何以成為后人類》中就提出了著名的“閃爍的能指”（flickering signifier）概念（其實相關論文早在1993年的October中就已見刊），用以描述屏幕文本在多層編碼（從源代碼到電壓）之間快速轉換、刷新且缺乏固定物質銘刻的特性。她認為，這種“閃爍”打破了傳統符號學的穩定性，標志著后人類文本性的誕生。

然而，凱利在他2002年的檄文《代碼不是文本（除非它就是文本）》[“The Code is Not the Text (unless it is the text)”]中，對海爾斯這一理論以及當時彌漫的“代碼即文本”傾向發起了猛烈攻擊。凱利的核心論點建立在兩個關鍵概念之上：地址（address）與執行（execution）。凱利指出，海爾斯的“閃爍能指”雖然捕捉到了屏幕文本的不穩定性，但卻掩蓋了代碼真正的本體論地位。

首先，關于“地址”。凱利指出，自然語言（小說、詩歌）是指向人類讀者的，而代碼的首要受眾絕非人類，而是機器——具體來說，是中央處理器（CPU）。代碼不僅僅是被閱讀的符號，它是指向計算機內存中特定位置的指針，是對硬件發出的操作指令。其次，關于“執行”。凱利強調，代碼的本質在于它能“做事情”（doing）。一段代碼如果不能運行，它就只是一堆死去的字符。代碼具有一種功能性的時間維度，它在運行過程中介入現實，改變狀態。某種程度上，這種理路也與當今被冠以“媒介考古學”的學術源流相交匯。歸根結底，凱利認為，當海爾斯和代碼作品創作者把屏幕上顯示的、無法運行的“偽代碼”視為具有顛覆性的文本時，他們實際上是犯了一個范疇錯誤：他們迷戀的是代碼的“圖像”或“表象”，而忽視了深層運作的、不可見的代碼本身。

在2005年的《我的母親是計算機》中，海爾斯并沒有回避凱利的批評，而是通過構建更精細的理論框架來吸納并超越這一二元對立。她承認凱利關于代碼“可執行性”的觀點是正確的，代碼確實具有獨特的、不同于自然語言的功能性。雖然從未明言，但她拒絕接受凱利由此推導出的“代碼完全不同于文本”的結論。

為了回應凱利，海爾斯在這本書中提出了“媒介間性”的概念。她指出，雖然代碼在底層確實是機器指令，但在當代的計算文化中，代碼已經不僅僅是工具，它形成了一種獨特的“代碼世界觀”。這種世界觀不僅影響機器，也深刻地反向塑造了人類的自然語言（言語和書寫）。海爾斯辯稱，雖然代碼具有雙重受眾（機器與人類程序員），但我們不能僅僅因為它的機器可讀性就將其排除在文本研究之外。相反，代碼的注釋、變量命名、甚至其邏輯結構，都是人類思維與機器邏輯相互糾纏的產物。

海爾斯進一步論證，凱利所謂的“深層代碼”與“表層屏幕”并不是截然斷裂的，而是通過復雜的反饋循環緊密相連。屏幕上的“閃爍”正是底層代碼執行的結果。因此，閱讀數字文本不應像凱利建議的那樣將代碼與文本“分家”，而應采用一種特定媒介分析（media-specific analysis）[3]的方法：既關注代碼的邏輯與執行，也關注其在屏幕上的符號呈現，并分析這兩者是如何通過“媒介間性”過程相互生成的。通過這種方式，海爾斯在《我的母親是計算機》中完成了一次理論的辯證綜合：她接納了代碼的“功能性”，但堅持將其置于廣義的符號學和文化實踐中進行考察，從而避免了將技術神化或將其與人類意義徹底割裂的技術決定論傾向。

三、宇宙作為一種計算：對沃爾夫拉姆“新科學”的形而上學批判

公允而言，代碼作品作為計算體制下的微觀美學，并未攫取海爾斯的過多精力，在本書理論含量最高的前兩章，海爾斯花了相當的篇幅批判分析沃爾夫拉姆（Stephen Wolfram）的“宏觀神學”——《一種新科學》（A New Kind of Science），這部分內容構成了她對“計算世界觀”的深刻審視。沃爾夫拉姆的核心論點建立在對“元胞自動機”（Cellular Automata, CA）的研究之上。元胞自動機是一種極為簡化的計算模型：在一個網格上，每個格子的狀態（黑或白，0或1）僅由其上一時刻的狀態及其鄰居的狀態根據一套簡單的規則決定。沃爾夫拉姆系統地研究了所有可能的256種基本規則，并有了驚人的發現。他發現，即使是最簡單的規則——例如著名的“規則30”和“規則110”——也能生成極度復雜、不可預測且看似隨機的圖案。這種復雜性并不是由復雜的輸入或復雜的方程產生的，而是由極簡單的規則通過反復迭代涌現出來的。

基于此，沃爾夫拉姆提出了一個顛覆性的假設：宇宙本身的復雜性（從流體力學到生物進化，再到人類智能）可能并非源自復雜的數學方程，而是源自簡單的計算規則的迭代。宇宙不是由微積分描述的連續體，而是由離散的、類似元胞自動機的簡單規則生成的數字結構。沃爾夫拉姆進而提出了“計算等價性原理”（principle of computational equivalence）。該原理斷言，所有非顯而易見的簡單系統，在計算復雜性上都是等價的。換句話說，一旦一個系統達到了產生復雜行為的極低閾值，它就具有了“通用計算”（universal computation）的能力。這意味著，一個簡單的元胞自動機在計算能力上與人腦、超級計算機甚至宇宙本身是等價的。根據計算等價性原理，并沒有什么神秘的“生命力”或“靈魂”讓人類顯得特殊，人類的智能只是復雜計算的一種表現形式，而這種計算能力在自然界中隨處可見（如湍流、晶體生長）。

海爾斯對沃爾夫拉姆的批判是多層次且富有洞察力的。首先，她贊賞沃爾夫拉姆展示了“簡單規則生成復雜性”這一機制，這為理解“涌現”（emergence）提供了強有力的工具。但她強烈反對沃爾夫拉姆將這種機制普遍化為宇宙的唯一真理。海爾斯指出，沃爾夫拉姆犯了一個根本性的錯誤：他混淆了“模擬”與“現實”。元胞自動機可以模擬流體的湍流，但這并不意味著流體本身就是由離散的元胞構成的。沃爾夫拉姆將連續的模擬世界強行塞入離散的計算模型中，這是一種暴力的“離散化”行為（making discrete）。

海爾斯認為，沃爾夫拉姆的理論是“計算體制”的極端體現。在這個體制中，計算既是探索世界的“手段”（means），也成為了理解世界的“隱喻”（metaphor）。當這兩者形成一個封閉的反饋回路（feedback loop）時，我們就陷入了認知的盲區。我們用計算機作為手段來模擬世界，模擬的成功讓我們產生錯覺，認為世界本身就像計算機，這個隱喻反過來強化了我們將世界視為計算系統的傾向，導致我們只去尋找那些符合計算特征的現象，從而“證實”了世界就是計算機。在這個意義上，海爾斯直言了代碼本體論的另一種可能：“即使代碼最初并非本體論的，它也通過這些遞歸的反饋循環變成了本體論的。”

四、“媒介間性”與三種世界觀的博弈

為了從沃爾夫拉姆式的技術決定論中突圍，海爾斯提出了一套更具動態性和歷史感的理論框架：媒介間性與三種世界觀的演變。在這一部分，海爾斯直接與媒介理論家杰伊·戴維·博爾特（Jay David Bolter）和理查德·格魯辛（Richard Grusin）展開對話。博爾特和格魯辛曾提出著名的“再中介化”（remediation）理論。他們認為，新媒體總是通過“借用”舊媒體的形式來確立自身（例如，網頁借用了報紙的排版，電子游戲借用了電影的鏡頭語言）。這是一種較為線性的、形式層面的繼承關系。

海爾斯認為“再中介化”不足以描述數字時代的復雜性。她所提出的“媒介間性”強調的是不同認知層級、不同符號系統之間的遞歸反饋循環。媒介間性不僅發生在媒介之間（如書與屏幕），更發生在“人類認知”與“機器認知”之間。

為了說明這一點，海爾斯曾詳細分析馬克·丹尼雷夫斯基（Mark Z. Danielewski）的印刷小說《葉之屋》（House of Leaves）[4]。這部小說雖然是紙質書，但其排版極其復雜，充滿了迷宮般的腳注、倒置的文字和色彩編碼，仿佛在模擬超文本（hypertext）和數據庫的結構。這其實已經不僅僅是“再中介”（書模仿網頁），而是“媒介間性”：數字邏輯已經滲透進了作者的認知模式和讀者的閱讀習慣中，反過來重塑了印刷書這種舊媒介的物質形態。數字并沒有取代印刷，而是通過媒介間性，使印刷本身變得“數字化”了。

海爾斯《我的母親是計算機》的核心架構建立在對三種主要符號技術體制的比較上：言語（speech）、書寫（writing）和代碼（code）。言語的世界觀對應于索緒爾的符號學。在這里，能指與所指的關系雖然任意，但在言語社群中是約定俗成的。這種世界觀強調“在場”和即時的交流。書寫的世界觀對應于德里達的解構主義。書寫引入了“延異”（différance），打破了說話的在場性。能指變成了“漂浮的能指”，意義永遠在延遲中，且依賴于上下文的無限引用。代碼的世界觀則是海爾斯重點闡釋的新體制。與德里達筆下在語篇內部“漂浮”的能指不同，海爾斯提出“閃爍能指”來描述數字條件下的符號狀態。數字代碼中的符號一方面必須遵守精確的語法和內存地址等約束，以便被機器正確執行；另一方面，它們又在從電信號到二進制、從機器碼到界面文本的多層編碼之間不斷轉換、顯隱不定。正是在這種嚴格可執行性與多層轉換的張力之中，能指呈現出“閃爍”的動態形態。

在代碼世界觀中，意義不再是解釋學的問題，而是由于其可執行性，變成了因果律的問題——代碼不僅意味著什么，它還做著什么。從這個角度看，凱利的批評與亞歷山大·加洛韋（Alexander Galloway）一道，深刻地影響著海爾斯。當然，后者也以同樣的方式影響著前者[5]。從某種程度上而言，代碼世界觀正在重新解釋前兩者。例如，雖然代碼表面上類似書寫（都是銘刻符號），但它具有言語的某種“在場”特征（實時執行、即時反饋）。這種“次級口語性”（secondary orality）使得代碼成為了連接抽象符號與物理行動的強力中介。今天，我們的說話被Siri解析，我們的書寫被Word糾錯，這正是代碼世界觀對前兩者的殖民與重構。

五、代結語：我的母親不是計算機

《我的母親是計算機》原版出版于2005年。那是一個屬于Web 2.0、博客和早期社交媒體的時代。近二十年過去了，隨著深度學習、大數據和生成式人工智能的爆發，海爾斯當年的預言不僅應驗，而且變得更加緊迫和復雜。在最后，我們將目光投向海爾斯最新的研究，探討她如何修正和擴展早期的理論，以應對AI時代的挑戰。當海爾斯在2005年談論代碼時，主要針對的是確定性的算法和規則（如沃爾夫拉姆的元胞自動機）。然而，今天的深度學習和神經網絡引入了概率與統計的邏輯，這使得“代碼”變得更加不可讀，甚至對程序員本身也是一種黑箱（black box）。在2022年的文章《進入AI之腦：物質性與再現的危機》（“Inside the Mind of an AI: Materiality and the Crisis of Representation”）中，海爾斯直面了GPT-3等Transformer語言模型帶來的沖擊。她批評了將AI簡化為“隨機鸚鵡”（stochastic parrots）的觀點，同時也反對將其完全擬人化，而是提出一種介于兩者之間的中間立場。海爾斯指出，AI擁有自己的“環境界”（umwelt）——一個由數據、向量和概率構成的世界。在這個世界中，意義的生成機制與人類截然不同。人類的意義基于意圖/意向性（intentionality）和具身經驗，而AI的意義基于概率分布和高維向量空間中的關聯。

為了描述這種新的人機關系，海爾斯曾提出“認知組合”（cognitive assemblages）這一概念[6]。這是對“我的母親是計算機”這一隱喻的最終回應。“我的母親是計算機”曾經暗示了一種譜系上的繼承甚至替代關系（機器是我們的后代，或者我們是機器的后代）。而“認知組合”則強調分布式的認知（distributed cognition）。在這種圖景中，并沒有獨立的“人類主體”面對“機器客體”，只有流動的、暫時的組合體。無論是金融市場的高頻交易算法，還是輔助寫作的AI工具，決策和意義都是在人類與技術行動者的協作網絡中涌現的。海爾斯的理論始終保留了一份對“不可計算之物”的敬畏。在沃爾夫拉姆試圖用“規則30”解釋宇宙萬物時，海爾斯提醒我們注意那些被“離散化”過程遺漏的噪音、情感和模糊性。在代碼試圖確立絕對控制的地方，文學（無論是印刷的還是電子的）作為一種不可化約的“他者”，始終在提醒我們語言的溢出效應。海爾斯的研究告訴我們，計算不僅僅是關于0和1的技術，它是一種深刻的文化實踐，一種正在重寫我們DNA的敘事。在這場宏大的重寫中，我們需要像閱讀mezangelle一樣，學會一種新的讀寫能力：既能解析代碼的邏輯，又能感知詩意的斷裂；既能利用AI的算力，又能反思其對人類主體性的中介與重構。

基于海爾斯的理論脈絡，我試圖以一種“矛盾修辭法”（oxymoron）[7]來概括當代的人機糾葛。宣稱“我的母親是計算機”，不再是對起源喪失的否定，而是以一種激進姿態確立了新的親緣關系。但吊詭的是，恰恰因為承認了這種深度的糾纏，為了避免主體在其中徹底消融，我們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需要一種否定的力量。于是，“我的母親不是計算機”作為這一命題無法回避的鏡像，自然而然地浮現了。面對技術的極速演進，我們需要堅持一個看似陳舊卻依舊核心的立場：人與機器并非天然地處于相互同化的進程，而是處于一種異質性的認知耦合；在這種共生中，正是那些不可抹平的本體論差異，支撐著人類與機器的相互依賴，并共同生成了未來的圖景。

注釋：

[1] 詳見Hayles N K. Print Is Flat, Code Is Deep: The Importance of Media-Specific Analysis[J]. Poetics Today, 2004, 25(1): 67-90.

[2] 圖片分別來自https://criticalinquiry.uchicago.edu/book_review/author/john_cayley/；https://www.ae-info.org/ae/Member/Hayles_N._Katherine

[3] 詳見Hayles N K. Deeper into the Machine: The Future of Electronic Literature[J/OL]. Culture Machine, 2003, 5[2025-12-03]. https://culturemachine.net/vol-5-the-e-issue/deeper-into-the-machine-the-future-of-electronic-literature/

[4] 詳見Hayles N K. Saving the Subject: Remediation in House of Leaves[J]. American Literature, 2002, 74(4): 779-806.

[5] 例如，可參見Galloway A R. Language Wants To Be Overlooked: On Software and Ideology[J]. Journal of Visual Culture, 2006, 5(3): 315-331.

[6] 詳見（美）凱瑟琳·海爾斯. 無思考: 認知非意識的力量[M]. 冷君曉, 譯. 南京: 江蘇人民出版社, 2024.

[7] 在本書第五章，即分析《編碼寶典》時，海爾斯采用的分析工具是一種被稱為“矛盾修辭法”的辯證法。這里的辯證法并非簡單的“正-反-合”，而是一個不斷演進的轉化鏈條：一對矛盾的術語發生沖突，其張力催生出一個新的、融合了二者特征的術語；這個新術語隨即又會召喚出自己的對立面，構成新一輪的矛盾，如此循環，直到整個辯證鏈條因無法解決終極矛盾而自我耗盡，最終凝結成無法解開的“矛盾修辭結”（oxymoronic knot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