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5月上旬,北京晨光微涼。前門大街的車流中,一位頭發花白的農民推著舊自行車,一邊打聽,一邊自言自語:“總得讓首長知道我來了。”他叫肖成佳,今年六十三歲,來自江西泰和,口袋里只有四十多塊路費以及一封寫滿密密麻麻地址的便條。
他來京的緣由說起來并不復雜:一年多前,報紙登出黃火青復任最高人民檢察院檢察長的消息。肖成佳看到熟悉的名字,心口“咚”地猛跳——那是他長征路上的頂頭上司。戰后散失了紅軍身份的他,忽然覺得機會來了,“得讓老首長給我作個證。”
可北京城大得嚇人。找不到人,他便守在西單附近的檢察院門前,試圖遞口信。崗哨依規拒絕來訪,他干脆坐在路邊,背包當墊,瞇眼琢磨新法子。午后,他對警衛說想借廁所,被允許進入院內,卻仍不知黃火青辦公室在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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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這時,一輛印著八一車牌的越野車緩緩駛向大門。肖成佳心里一動:車里準是大干部。念頭一起,他猛地沖到車前,雙臂一展,硬生生逼停車輛。剎車聲尖銳刺耳,院內瞬時騷動。司機驚魂未定,車門推開,一位中年參謀快步上前質問。肖成佳并不退縮,將來龍去脈倒了個八成:“求見黃檢察長,他是我老首長!”
參謀有些遲疑,又見老人神色懇切,便通報秘書。幾分鐘后,肖成佳跟著秘書沿著長廊穿行,腳步急,還帶點顫。推門那刻,他第一眼就認出了坐在書桌后的黃火青:鬢發雖白,眉宇仍峻。“老首長,我是肖成佳!”老人聲音發粗,帶著鄉音。黃火青瞇眼打量,顯然一時沒想起。肖成佳趕緊補一句:“三號花機關!”
短短五個字,如同一支火把點亮了往昔。黃火青豁然站起,啪地拍了下桌角:“原來是你這個小鬼!”一句“紅小鬼”,把兩位白發人拉回到三十多年前的遵義以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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氣氛一下輕快。黃火青招手:“坐下,先說說路上辛苦。”話音未落,肖成佳直挺挺站著:“首長,我有事求您。”黃火青笑意仍在,“先回答我——那首杜娘歌,還會唱嗎?”肖成佳挺胸,嗓音沙啞卻有勁:“杜娘捶布聲,捶得天也驚……”黃火青輕輕打拍。
歌聲只幾句,房里已彌漫長征味道。往事翻涌——
1935年初春,川黔交界的山道霧氣沉沉。時任九軍團政治部主任的黃火青,需要找一名臨時排長去卡口堵敵援。羅炳輝把手一攤:能上陣的都派出去了。正在旁邊記錄的“紅小鬼”肖成佳被點名:“你去,能擋住嗎?”少年握槍敬禮:“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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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帶著三十多號人趴在小路兩側,一夜寒露。次日拂曉,兩百余名川軍踏入伏擊圈。槍響、驚叫、潰逃,戰斗不到半小時結束。收攏戰利品時,戰士才發現肖成佳右手鮮血直淌,他卻渾然不覺。這是他人生第一次指揮作戰,也是軍團順利奪取婁山關的重要一環。
命運卻在一年后調轉方向。1936年古浪河畔,西路軍受挫,肖成佳在沙場負傷被俘。輾轉牢獄,靠家中東拼西湊的三十塊銀元才逃出生天。從那日起,他把舊軍裝深埋床底,陪母務農,直到共和國成立。
新政權承認紅軍資歷需證明。肖成佳跑縣里三回,對方只回一句:“得找見證人。”可戰友散落天涯無處尋,紅軍檔案又大多遺失,他只好作罷。二十多年,他種田、挑水、娶妻、生子,偶爾跟鄰居提一句“當年打過鬼子”,大伙以為他吹牛。直到看到黃火青復出,他再也坐不住了。
北京這場“碰瓷”之后,黃火青當即吩咐秘書起草證明:“肖成佳,原第五軍團、后調九軍團,參加長征抵婁山關戰斗……此信足證其革命軍人身份。”落款蓋章,日期寫的是1979年5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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拿到文件,肖成佳連夜坐火車回南昌,再轉客車折返泰和。縣民政看到檢察長親筆信,態度立刻轉向,隨即補辦烈屬撫恤、黨籍恢復、醫藥補助。一個月后,紅色編號檔案補錄完畢,他重新成為注冊在冊的老紅軍。
1980年代,國家對參加兩萬五千里長征、并在冊存活的老兵逐人定補。肖成佳每月可以領取足以支撐全家生活的津貼,地里活兒漸漸少做,清晨陪老伴飲茶,夜晚與老友搓麻。
2006年深秋,地縣電視臺來家中采訪。鏡頭前,老人精神矍鑠,隨口又哼起那首杜娘歌,還用左手比劃槍栓動作。記者問他最難忘哪一天,他想了想:“那次車前伸手,心里直發抖,怕剎不住。”停了兩秒,他補一句,“可要真沒攔下,我這輩子可能就這樣過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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