農民娶了“溥儀的老婆”，晚年驕傲地表示：自己這輩子算是沒白活

1931年的天津衛，地面上的人和事，都透著一股子說不清道不明的火藥味。

就在這當口，一件比軍閥開戰還讓老百姓咋舌的事兒炸開了鍋。

末代皇帝溥儀的淑妃，文繡，自個兒坐著小汽車跑了，反手就通過律師給溥儀遞了張狀紙，要離婚。

這可不是兩口子吵架鬧別扭那么簡單。

幾千年來，只有皇帝休老婆的，哪有妃子反過來把皇帝給“休”了的？

這事兒一登報，整個天津，乃至全中國都轟動了。

那些還留著辮子、心里念著大清的遺老們，氣得直拍大腿，罵這是“祖宗蒙羞”。

可對于穿著短衫、看著新報的普通人來說，這簡直是天方夜譚里才有的情節。

一個被圈在皇宮里的女人，竟然敢跟“真龍天子”叫板，要把這天大的婚給離了。

一

故事的開頭，其實并不算差。

1922年，額爾德特家的姑娘文繡才13歲，照片被送進了還空蕩蕩的紫禁城。

溥儀那會兒正迷戀西洋玩意兒，騎自行車、戴眼鏡，一看照片里這個文文靜靜、透著股書卷氣的女孩，就用筆在上面畫了個圈。

原本是要立她為后的，但瑾皇貴妃她們覺得，論家世相貌，還是郭布羅家的婉容更拿得出手。

于是，文繡就成了妃。

剛進宮那會兒，日子還有點新鮮。

溥儀覺得這個淑妃會讀書，能聊幾句，還特地給她請了英文老師。

兩個人有時候會一起在宮里讀讀書，用英語說幾句話，對溥-儀來說，這像是個有趣的學伴。

可這點新鮮勁兒，很快就過去了。

皇后婉容，活潑時髦，會跳舞，會拍照，迅速成了溥儀“現代化”生活的最佳女主角。

他們倆一起出現在各種洋派的場合，騎馬打球，形影不離。

而文繡，就像個被忘在角落里的舊擺設。

她住的長春宮，雖然名字好聽，但一天到晚冷冷清清。

溥儀和婉容在前頭笑語歡聲，她就在后宮里一個人對著宮燈發呆。

日子久了，宮里的人都看出來了，皇上不待見這位淑妃。

有時候一個月，溥儀都不會踏進她宮里一步。

一個女人，嫁給了名義上的丈夫，卻過著守活寡的日子。

后來文繡自己寫下“事帝九年，未蒙一幸”，這幾個字，把一個妻子所有的委屈和絕望都寫盡了。

精神上的冷落，比打罵還折磨人。

溥儀心情不好，會無緣無故地沖她發脾氣。

婉容更是處處擠兌她，仗著自己是皇后，明里暗里地給她難堪。

有一次過年，按規矩，妃子要向帝后朝賀。

文繡去了，溥儀和婉容卻故意坐在那里有說有笑，把她晾在一邊，讓她像個下人一樣站了半天。

這種無聲的羞辱，一刀一刀，把文繡心里對這個“家”最后一點念想都給割掉了。

二

1924年，馮玉祥帶兵進了北京，把溥儀一家子從紫禁城里趕了出來。

他們一行人，最后落腳在天津的日租界，住進了張園，后來又搬到靜園。

對溥儀來說，這是奇恥大辱；可對文繡來說，離開那個壓抑的皇宮，或許是個喘口氣的機會。

但她很快就發現，自己想錯了。

到了天津，溥儀對她的態度，簡直是變本加厲。

在紫禁城里，好歹還有個“淑妃”的名號和規矩撐著。

到了天津，她就徹底成了一個多余的人。

溥儀和婉容出入舞會、戲院，過著燈紅酒綠的“摩登”生活，而文繡，則被死死地關在靜園里，連出門都得請示。

溥儀對她的厭惡，已經不加掩飾了。

有一次，文繡實在受不了這種日子，絕望之下，拿了把剪刀往自己小腹上刺。

太監嚇得趕緊報告正在外面聽戲的溥儀。

溥儀聽完，眼皮都沒抬一下，不耐煩地揮揮手說：“她慣用這伎倆嚇唬人，無非是想鬧得大家都注意她。

由她去，別掃了我的興。”

這句話，傳到文繡耳朵里，她心里最后一點火星子也滅了。

她明白了，在這個男人眼里，自己的生死，還不如他一場戲重要。

她的存在，只是為了點綴他那個虛幻的“皇帝”身份，是個可有可無的道具。

就在這時，兩件事成了壓垮她的最后一根稻草。

一件是，妹妹文珊給她帶來了外面的消息，說現在民國有新的《民法》，女人也可以主動提出離婚。

這等于給了她一把法律上的鑰匙。

另一件，是溥儀和日本人的關系越走越近。

日本人想扶持他去東北當傀儡皇帝，溥儀被那個“復國夢”迷住了心竅，動了心。

文繡雖然是個女人，但讀過書，明事理。

她不止一次地勸溥儀，說日本人靠不住，這是引狼入室，不能當民族的罪人。

可溥儀哪里聽得進去，反而覺得她多嘴，大聲呵斥她。

個人的屈辱，和對國家前途的擔憂，攪在了一起。

文繡看清了，這個男人，不光給不了她一個妻子應得的尊重，還要把整個國家往火坑里推。

離開他，已經不只是為了自己，也是一種道義上的決裂。

一個周密的計劃在文繡和妹妹文珊之間悄悄進行。

那天下午，文繡借口出門散心，讓太監給溥儀傳話。

溥儀不耐煩地同意了。

文繡走出靜園大門，坐上了妹妹叫來的小汽車。

車門一關，她長出了一口氣。

她知道，從這一刻起，那個叫文繡的皇妃，已經死了。

三

離婚官司打了兩個月，最后以溥儀支付五萬五千元贍養費了結。

文繡做的第一件事，是給自己改了個名字：傅玉芳。

一個普普通通的名字，意思是和過去一刀兩斷。

她拿著這筆錢，本想在北平過安穩日子，甚至還盤算著辦個小學。

但那個兵荒馬亂的年代，一個單身女人拿著一筆巨款，太扎眼了。

錢很快被騙光、搶光，日子一下子就艱難起來。

為了活下去，這位曾經的皇妃，徹底放下了身段。

她去糊過紙盒，當過小販，最后憑著自己還不錯的文化功底，在一家報社找了份校對的工作。

每天穿著粗布旗袍，擠在嘈雜的辦公室里，對著密密麻麻的稿子，一字一句地看。

工資不高，但每一分錢都是自己掙來的，心里踏實。

一個人的日子雖然清苦，但自由。

后來，經人介紹，她認識了一個叫劉振東的男人。

劉振東是國民黨軍隊里退下來的少校，河南人，為人老實本分，在戰場上負過傷，退伍后靠著一點積蓄，開了個小小的車行，管著十幾輛拉貨的平板車。

他比傅玉芳大不少，經歷過風雨，身上有股踏實勁兒，這正是傅玉芳最渴望的。

兩個人一聊，很投緣。

1947年夏天，他們在北平簡單地辦了婚禮，就四桌酒席。

婚后，傅玉芳的生活，才算是真正安定了下來。

劉振東的車行生意不好做，她就找了份工作，去當時的中南坑當清潔工，負責打掃衛生。

每天天不亮就起床，拿著掃帚簸箕去掃大街。

很多人都無法想象，曾經的皇妃，竟然干起了掃大街的活兒。

但對傅玉芳來說，這沒什么。

婚后很久，她才鼓起勇氣跟丈夫坦白了自己的過去。

劉振東聽完，半天沒說出話來，他怎么也想不到，自己娶回家的這個文靜、賢惠的妻子，竟然是曾經的淑妃娘娘。

他沒有覺得沾光，反而一把拉住妻子的手，心疼地說：“怪不得你懂那么多事，原來是皇妃。

讓你跟著我受苦，掃大街，太委屈你了。”

傅玉芳卻笑了，笑得很坦然：“靠自己雙手吃飯，有什么委屈的？

現在這個叫傅玉芳的，就是個普通勞動人民。

能跟你安安穩穩過日子，比什么都強。”

后來公私合營，劉振東的車行交了公，他自己也成了一名清潔工，和妻子成了同事。

他們的生活一直很清貧，住在一間不到十平米的小屋里。

雖然日子苦，但劉振東對她呵護備至，兩口子相敬如賓，感情非常好。

1953年9月，傅玉芳因心肌梗塞在家中病逝，年僅44歲。

臨終時，身邊只有丈夫劉振東一人。

她一生沒有子女，死后，劉振東將她安葬在北京的安定門外。

晚年的劉振東，孤身一人，每當有人問起他這段婚姻，他總是說，自己這輩子最值得驕傲的事，就是娶了傅玉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