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被捐到廢倒，龐萊臣家族與博物館持續70年的瓜葛

2025年歲末，明代仇英《江南春》圖卷以8800萬元天價亮相又緊急撤拍，將一樁沉寂半世紀的舊案炸出水面。

這幅畫的背后，是一個江南豪門與國有博物館之間，橫跨80年、充滿無奈、托付與背叛的復雜糾葛。

從私家珍藏到被迫捐贈

龐萊臣，浙江湖州南潯四大豪門之一，其“虛齋”收藏富甲東南，涵蓋唐宋元明諸多名跡。即使經歷戰時，身家大體無恙。1949年之后，龐氏家族命運驟轉。

1950年代，龐萊臣已逝，龐家產業收縮，聲勢不再。其遺孀賀明彤來自南京，她的表弟鄭薄來（又名山尊）此時擔任江蘇省文化局副局長。在得知北京故宮與上海博物館已開始“征集”龐家收藏后，鄭薄來多次登門，向龐萊臣之孫龐增和提出：向南京博物院捐贈。

此時的龐家，早已無勢力護體。面對持續數月的“動員”，當家人龐增和最終被迫同意。

1959年，龐家將包括宋徽宗《鴝鵒圖》、仇英《江南春》在內的137件（套）書畫，無償捐贈予南京博物院。同年，江蘇省頒發獎狀，此事看似塵埃落定。

而另一條線同步進行：上海方面由文物保管委員會主任徐森玉出面，于1950年至1952年間，以象征性低價“購買”及后續“無償捐贈”方式，從龐家獲取大量虛齋藏畫；北京故宮早有行動，通過類似途徑，獲得趙孟頫《秀石疏林圖》等珍品。

三位一體：從真跡到“偽作”

魯迅在《談所謂“大內檔案”》一文中說：中國公共的東西，實在不容易保存。如果當局者是外行，他便把東西糟完；倘是內行，他便把東西偷完。

按照慣例，文物進入國家庫房，本應永保安全。然而在南京博物院，部分捐贈品的命運開始悄然轉向。

1961年至1964年，南博組織專家對龐氏捐贈進行鑒定。仇英《江南春》、趙光輔《雙馬圖》等五件作品，被定性為“偽作”或“參考品”。這一標簽，為它們后來的“合法”流出埋下伏筆。

時間來到1990年代。中國文博系統面臨經費壓力，“以畫養畫”成為一些單位的生存策略。1997年4月，南京博物院向上級提交報告，請求將“不夠館藏標準”的文物調劑給江蘇省文物總店處理。報告迅速獲批。

如果要厘清《江南春》的流轉邏輯，必須首先厘清當時核心決策者在權力結構中的位置。

在南博曬出的那張泛黃的“1997年5月8日撥交清單”上，即南京博物院將包括《江南春》在內的五幅“偽作”調撥給江蘇省文物總店過程中，赫然簽著三個名字：

徐湖平、錢鋒、凌波。

徐湖平：徐湖平不僅是事業單位南京博物院的院長（一說副院長主持工作），他還兼任了全民所有制企業——江蘇省文物總店的法定代表人。他既是賣方的一把手，又是買方的一把手，更是審核者，三位一體，他的簽字是這筆交易的最高通行證。

錢鋒：時任南京博物院保管部主任。他是“管家”。作為掌管庫房鑰匙的核心人物，他的簽字意味著庫房大門的正式開啟，確認文物的流出符合“程序”。

凌波：時任申請人/經辦人。他是“執行者”。作為具體發起“調劑申請”的人，他跑完了從申請到撥交的最后一公里。

這種“政企不分”的架構在當時雖非孤例，但客觀上造成了監管邊界的模糊。在這個閉環中，文物的流轉不再需要跨越部門壁壘，而僅僅是徐湖平從“左手”交到了“右手”。

從真跡到偽作，從庫房到拍賣場，就這么輕易發生。

買家不神秘：從6800元到8800萬元

南博公布的底單顯示，2001年4月16日，一位名為“顧客”的人買走了這幅畫。

但《揚子晚報》2010年報道，陸挺夫婦早于上世紀90年代便購得了《江南春》。另一消息則稱，早在1996年，陸挺已在南京新街口以約17萬元購得此畫。

陸挺是南京藝蘭齋美術館的創辦人、著名收藏家。在陸挺去世后，其后人正是將此畫送拍、估價8800萬的委托方。

一個疑問是，1996年、2001年、2025年，6800元與17萬元與8800萬元，這三組數據的巨大沖突。而前兩者指向了一種極大概率的操作模式：“先上車，后補票”

在嚴格的財務審計尚未覆蓋的年代，文物可能早已通過借閱、私下轉讓等方式流出了庫房，進入了陸挺的私人收藏序列。而2001年的那張銷售單，更像是一次事后的“平賬”行為——用一個合規的流程、一個象征性的低價，去掩蓋一個早已發生的流失事實。

患病的徐湖平與去世的陸挺平

一個無法回避的事實是：徐湖平與陸挺，私交甚篤，往來頻繁。

在南京的文化圈中，兩人是多年的至交好友。這種私人關系的介入，讓原本應當公開透明的國有資產處置，蒙上了一層瓜田李下的陰影。

當“院長”批準了流出，“法人”執行了銷售，而“買家”恰好是審批者的“摯友”。這已不再是一個簡單的市場交易模型，更像是一場發生在這個封閉圈子內的定向輸送

面對媒體的追問，12月19日晚，南京博物院前院長徐湖平回復《正在新聞》，“這個事沒有經我手，我不是書畫鑒定家。”對于《江南春》畫卷一事，還需聯系南京博物院，“文化廳工作組會實事求是調查，我也確實不了解情況，以調查結果為準。”

徐湖平表示，自己今年82歲了，身體抱恙在家，由老伴照顧起居，“高血糖，前列腺也不好。”2008年退休至今，近20年不再過問外界的事。

不止一幅：《雙馬圖》的拍賣軌跡

《江南春》并非孤例。

同一批被“調劑”的趙光輔《雙馬圖》，在2014年6月現身上海嘉泰春拍。這件帶有“龐元濟印”“萊臣眼福”鈐印的立軸，估價200萬至300萬元，最終以230萬元成交。

盡管南博聲稱這些畫作是“偽作”，但拍賣市場的真金白銀，給出了截然不同的估值。從6800元到8800萬，從庫房“處理品”到拍賣場“流傳有序的真跡”，價值的巨大落差，指向國有資產在流轉過程中的驚人損耗。

整條利益鏈中，最令人費解也最為核心的一環，是畫作身份的轉變。

這幅《江南春》，在南京博物院的庫房里，必須是一張“偽作”

依據當時的《博物館藏品管理辦法》，館藏珍貴文物嚴禁出售。唯有被專家鑒定為“參考品”或“偽作”，并被剔除出藏品檔案，它才具備了進入流通市場的行政許可。

在這個過程中，“偽作”的標簽，實質上是一張“出庫通行證”

然而，一旦跨出了博物館的大門，進入私人收藏領域，它必須立刻變回“真跡”

這種價值的劇烈反轉，揭示了一種“話語權的定向壟斷”：

——在公有制體系內，通過壓低文物的學術價值（鑒定為假），壓低其賬面資產價值（6800元），從而實現低門檻的剝離；

——在私有制體系內，通過重估文物的學術價值（鑒定為真），恢復其市場價值（8800萬元），從而實現巨額的財富增值。

這并非簡單的“撿漏”，而是一場利用信息不對稱與鑒定權力的“價值煉金術”。6800元與8800萬元之間的巨大真空，何止是國有資產流失的具象化？更是對于捐贈愛心的無情剝奪！

馬伯庸在《古董局中局》中寫了這檔一段故事——

“我們博物館是公益事業單位，不是地攤兒市場，絕不允許出現文物倒買倒賣的行為。”館長嚴肅地指出，隨即又說道，“當然，我們歡迎全社會監督，對藏品進行嚴格篩選，去蕪存菁，優化品質。”

這話的意思是，博物館不能倒買倒賣，但沒說不能處理贗品。館長居中操作，找一群專家出一份鑒定報告，說這幾件文物是假的，按贗品報廢淘汰。上級主管部門如果過問，只消回一句“鑒定有爭議”就結了。

小說源于生活，不一定會高于生活。正如馬克·吐溫所言，現實比小說更荒誕，因為虛擬必須遵循邏輯，而現實有時候毫無邏輯所言。

遲來的追問與無法閉合的圓

2024年，龐萊臣曾孫女龐叔令因長期無法獲知捐贈文物下落，將南京博物院訴至法院。經調解，南博同意讓她查驗藏品。

這次查驗揭示了一個殘酷事實：至少有五件捐贈品“不知去向”。

2025年，《江南春》在拍賣場亮相，事件徹底引爆。龐叔令申請強制執行，國家文物局介入。南博雖拿出6800元銷售底單，卻難以解釋院長、法人、買家之間的親密關系，更難以彌合公眾對博物館信托責任的質疑。

從1950年代被迫捐贈，到1990年代被鑒定為“偽作”，再到21世紀流入拍場，龐氏藏畫的漂流記，映照出中國文博事業在不同歷史時期的制度縫隙與倫理困境。

當捐贈者的后人只能在拍賣圖錄上見到祖輩托付的“永存”之物時，這場持續70年的瓜葛，早已超越個體家族命運，成為一道關于公信力與文明守護的深刻詰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