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開封到南京：兩件國寶謎案，一面是雷霆槍決，一面是沉默迷霧

1992年9月18日的清晨，開封城籠罩在一片綿綿秋雨之中。八點半，開封博物館像往常一樣打開大門，工作人員馬海娟和崔巧玲走進寂靜的展廳，準備開始一天的工作。然而，眼前的景象讓她們瞬間魂飛魄散——展廳內一片狼藉，八個原本陳列著珍貴文物的展柜空空如也，玻璃碎了一地。空氣中彌漫著一種令人心悸的寂靜。

僅僅一夜之間，六十八件明清時期的國寶級文物，如同蒸發了一般，消失得無影無蹤。這就是后來震驚中外、被稱為“中國文物被盜第一案”的開封“9·18”大案的開端。當時誰也沒有想到，這批失竊文物的估值竟高達六億元人民幣，其案件規模之大，甚至被國際刑警組織列為當年世界十大文物案件之首，國外媒體更將其與盧浮宮《蒙娜麗莎》失竊案相提并論。

消息如同炸雷般傳開。開封市公安局刑警支隊隊長張天增率隊火速趕到，隨后，時任開封市公安局長武和平也冒雨抵達現場。這位土生土長的開封警察，看著眼前狼藉的現場，內心受到巨大震動。現場勘查結果令人心驚：共計六十九件文物被盜，其中包含了三十七件瓷器、三十二件玉器，國家一級、二級文物就占了五十九件。案犯手法專業，留下的有效線索極少，只有幾樣產地分散的普通工具。壓力如同沉重的烏云，籠罩在每一個辦案人員心頭。

武和平局長做出了一個影響他一生的決定。在緊急會議上，他面對上級和同事，斬釘截鐵地立下軍令狀：“破不了案，我自動辭職！”這句擲地有聲的誓言，不僅是對自己的鞭策，也點燃了整個專案組的斗志。一個市級博物館為何有如此多珍寶？這還得從歷史說起。開封博物館的前身乃是河南省博物館，后者在1961年遷往鄭州后，留下了豐厚的家底。作為“八朝古都”，開封博物館的館藏堪稱“富可敵國”，其中不乏天下僅存的孤品。此次失竊的明代宣德青花瓷、清雍正釉里紅扁瓶等，件件都是無價之寶。

案件迅速上報至公安部，一個由精兵強將組成的“9·18”專案指揮部在博物館內成立。就在案發兩天后的晚上，開封市民在電視上看到了罕見的一幕：武和平局長親自出鏡，手持一塊案發現場遺留的紅色平絨布，向全市人民通報案情，并懸賞五萬元征集線索。這種通過電視直播發動群眾的做法，在當時可謂開創先河。

偵破工作如同大海撈針。最初的線索零碎而渺茫：有包公湖漁場的工人在案發凌晨，看到過一輛白色桑塔納轎車停在附近；博物館工作人員回憶，案發前曾有兩位自稱“武漢大學教授”的年輕人多次來館參觀，但對所謂參加的“學術會議”，警方核實后發現子虛烏有。與此同時，鄭州市金水公安分局提供了一條關鍵信息：此前鄭州發生了一起白色桑塔納轎車被盜案，而盜車案中出現的幾名可疑青年，使用的化名竟與出現在開封博物館的“參觀者”高度吻合。省公安廳領導敏銳地指出：“桑塔納轎車可能就是突破口！”兩案并偵，迷霧似乎被撕開了一道裂縫。

偵查方向直指武漢。為了在不打草驚蛇的情況下摸清嫌犯底細，開封市公安局民警王偉做出了一個感人至深的決定。他與同在公安局工作的妻子李靜萍，帶著年僅五歲的女兒，以“走親訪友”的名義，前往武漢進行秘密偵查。一家三口，便衣出行，日夜在街頭巷尾尋覓那輛掛著特殊軍牌“K43-1008”的白色桑塔納。功夫不負有心人，11月底的一天，王偉夫婦終于在武漢海關附近發現了目標車輛，并拍下了駕駛者的照片。照片傳回指揮部，確認此人正是化名“唐國強”的案犯之一。

武漢警方立即部署三千警力全城布控。車輛被扣，線索如串珠般被連接起來。通過被抓獲的涉案人員彭堅的交代，警方得知，以劉農軍為首的四名主犯已攜大部分贓物逃往廣州。一場橫跨數省的千里大追捕就此展開。在公安部的協調與各地警方通力合作下，1993年1月，首犯劉農軍在青島落網，當時他正準備攜妻逃往委內瑞拉。隨后，文西山、劉進、李軍等主犯相繼在吉林、廣州等地被擒。更令人欣慰的是，被盜文物歷經周折，從廣州的文物販子手中追回五十五件，另九件流至澳門的珍寶，也在當地警方協助下成功追回。至此，震驚全國的“9·18”大案全面告破，失竊文物全部完璧歸趙。

天網恢恢，疏而不漏。1993年8月9日，開封市中級人民法院對這起驚天大案作出一審判決。法院查明，劉農軍、劉進、文西山、李軍四人結伙流竄多省，盜竊大量文物、字畫及車輛，并將珍貴文物偷運出境，其行為均已構成盜竊罪和盜竊珍貴文物出口罪，且數額特別巨大，情節特別嚴重。四人被認定為重大盜竊集團的主犯，劉農軍系首要分子。最終，四人被數罪并罰，判處死刑，剝奪政治權利終身。其余為犯罪提供幫助、窩贓的從犯，也分別被判處六年至八年不等的有期徒刑。劉農軍等人不服上訴，河南省高級人民法院于同年9月15日作出終審裁定：駁回上訴，維持原判。

1993年9月18日，恰是案發一周年之際，劉農軍、劉進、文西山、李軍四名主犯在開封被執行槍決，受到了法律最嚴厲的制裁。這一天，公安部為專案組記集體一等功，以電視劇形式再現破案過程的《“9·18”大案紀實》也在博物館院內開機。該劇后來以其獨特的紀實風格榮獲大獎，而武和平局長本人更是“本色出演”，他的名字也隨著案件的成功偵破傳遍全國。

時光荏苒。當“9·18”大案逐漸沉淀為共和國刑偵史上的一個傳奇注腳時，誰也不曾料到，在三十多年后的2025年，另一樁圍繞國寶名畫的離奇事件，會以截然不同的方式，再次刺痛公眾對文物安全的神經。

這一次，舞臺從開封換到了南京，對手從明火執仗的江洋大盜，變成了迷霧重重的內部流程。事件的核心，是一幅名叫《江南春》的明代古畫，作者是“明四家”之一的仇英。

2025年5月，北京一場藝術拍賣的預展上，一幅明代仇英《江南春》圖卷驚現于世，估價高達8800萬元人民幣。然而，這幅畫本該屬于國有——它記錄在南京博物院1959年的捐贈清冊上。那一年，近現代收藏大家龐萊臣的子孫龐增和，懷著滿腔愛國熱忱，將家族“虛齋舊藏”中的137件（套）珍貴古畫無償捐贈給了南京博物院。時隔六十六年，當捐贈人龐增和的女兒、年逾七旬的龐叔令女士費盡周折，終于在法院調解下得以查驗這批捐贈品時，卻震驚地發現，包括《江南春》在內的五件藏品早已不翼而飛。

面對質疑，南京博物院在2025年12月17日發布情況說明稱，這五幅畫作早在1961年和1964年，就分別經過兩批知名專家鑒定為“偽作”。并于上世紀90年代“依照《博物館藏品管理辦法》進行了處置”——具體方式是“劃撥、調劑”給了原江蘇省文物總店。一份銷售清單顯示，名為《仿仇英山水卷》的畫作于2001年4月16日被某位“顧客”以6800元的價格買走。

從6800元到8800萬元，從“依規處置的偽作”到拍賣市場矚目的焦點，巨大的反差讓事件陷入重重迷霧。捐贈方完全無法接受“偽作”的說法，認為這損害了家族的聲譽。公眾的疑問則更多：即便真是偽作，處置前為何不告知捐贈人后人？所謂的“劃撥、調劑”，流程是否完全合法合規？為何處置記錄如此模糊？更重要的是，2025年出現在拍賣會上的《江南春》，與2001年以6800元售出的那幅畫，是否是同一幅？它又是如何從文物商店流入了私人藏家之手？

目前，事件已引發國家文物局和江蘇省文旅廳的高度關注并介入調查。捐贈人后代龐叔令女士也已對南京博物院提起訴訟，要求返還畫作并說明去向。一切真相，仍有待法律的進一步審理與調查。

回望1992年，武和平局長那句“破不了案，我自動辭職”的誓言，氣壯山河，展現的是守護國寶的決絕擔當。而今天，《江南春》的迷局拷問的則是：我們是否有同樣堅決的決心，去厘清內部管理的“糊涂賬”，去守護那份捐贈者托付的、比文物本身更珍貴的信任？

文物安全，從來不止于高墻和警鈴。它既需要雷霆手段震懾外部的覬覦之手，更需要陽光透明的制度，來約束可能的內部分歧與疏忽。開封案的槍聲早已遠去，但它和《江南春》的謎霧共同告訴我們：守護民族的文化根脈，是一場永不能松懈的、內外兼修的征程。

如今，當人們漫步在開封博物館新館明亮的展廳，欣賞那些歷經劫波卻光彩依舊的國之瑰寶時，或許已很難想象，三十多年前那個雨夜曾發生的驚心動魄的故事。但歷史不會忘記，那一夜博物館里的暗影幢幢；不會忘記，那位公安局長破釜沉舟的誓言；更不會忘記，那些為守護民族文化遺產而默默奉獻、甚至不惜以家庭為代價深入虎穴的無名英雄。這起新中國最大的文物盜竊案，不僅是一部波瀾壯闊的破案傳奇，更是一曲獻給忠誠與責任的深沉贊歌，它時刻警示世人：國之珍寶，不容覬覦；歷史記憶，必須由我們共同守護。而這份守護，需要正義的利劍，也需要制度的陽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