鍥而不舍 終身以之——譚其驤對中國歷史地理學的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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譚其驤 作者提供

《中國歷史地圖集》作者提供

1983年，譚其驤（中）在葛劍雄（右）、周振鶴的博士學位授予儀式上。作者提供

20世紀70年代，譚其驤（左二）與同事在一起工作。作者提供

學人小傳

譚其驤（1911—1992），字季龍，浙江嘉興人。歷史學家、歷史地理學家。1930年畢業于上海暨南大學，1932年畢業于燕京大學研究院。1932年起任北平圖書館館員，輔仁大學、燕京大學、北京大學和清華大學兼任講師，廣州學海書院導師。1940年起任浙江大學副教授、教授。1950年起任復旦大學歷史學系教授、系主任、中國歷史地理研究所所長。1980年當選為中國科學院學部委員（院士）。主要論著先后收入《長水集》（上、下冊）、《長水集續編》和《譚其驤全集》。主編有《中國歷史地圖集》《辭海·地理分冊·歷史地理》《中國自然地理·歷史自然地理》《中國歷史大辭典·歷史地理》及《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歷史地圖集》第一冊等。

“鍥而不舍，終身以之”是譚其驤的座右銘，也代表了他在學術和人格上的追求。

譚其驤從1930年開始研究歷史地理。那一年，他從上海暨南大學畢業，進入燕京大學跟隨顧頡剛讀研究生。1934年，他協助顧頡剛發起成立了我國第一個以研究沿革地理為宗旨的學術團體——“禹貢學會”，還作為發起人之一參加了中國地理學會。從事歷史地理學研究60余年，他為中國歷史地理學的開拓與發展作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

譚其驤1950年由浙江大學轉赴復旦大學任教，至1992年去世，在復旦任教42年，其中1957年、1978年兩度出任復旦大學歷史學系主任，并長期擔任歷史學系歷史地理研究室主任、中國歷史地理研究所所長。可以說，譚其驤為復旦大學歷史學科的發展鞠躬盡瘁。

編繪《中國歷史地圖集》

從1955年開始，譚其驤為《中國歷史地圖集》的編繪傾注了三十余年心血，解決了一系列理論和實際問題，使《圖集》成為國內外公認的權威著作。《圖集》以歷史文獻資料為主要依據，吸取了已發表的考古學、地理學、民族學等相關學科成果，以內容完備、考訂精審、繪制準確贏得了國內外學術界的高度評價，是譚其驤一生最杰出的學術貢獻。

編繪《中國歷史地圖集》，如何理解和確定歷史上的中國及其疆域范圍就成了譚其驤和同事們一個無法回避的難題。經過長期、反復的討論和實踐，他們最終確定的原則是：“十八世紀五十年代清朝完成統一之后、十九世紀四十年代帝國主義入侵以前的中國版圖，是幾千年來歷史發展所形成的中國的范圍。歷史時期所有在這個范圍之內活動的民族，都是中國史上的民族，他們所建立的政權，都是歷史上中國的一部分。”同時確定：“有些政權的轄境可能在有些時期一部分在這個范圍以內，一部分在這個范圍以外，那就以它的政治中心為轉移，中心在范圍內則作中國政權處理，在范圍外則作鄰國處理。”對中原王朝超出這一范圍的疆域，也保持其完整性。

在《中國歷史地圖集》的編繪工作基本完成以后，譚其驤在多次學術會議上對這一原則作了理論上的闡述。他指出，某一歷史時期的中國邊界不等于這一時期中原王朝的邊界，這是兩個不同的概念，不要混為一談。中國的邊界決不能僅僅指中原王朝的邊界，而應該包括邊疆其他少數民族建立的政權的邊界，其他少數民族所建立的政權，也是中國的一部分。中國是一個由多民族結合而成的擁有廣大人口的國家，是中華民族的各民族人民所共同締造的。不僅現在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是由中華民族的各民族共同建設的，就是歷史時期的中國，也是由各民族共同締造的。正因為如此，我們應該把中華民族各民族人民的祖先都看成是中國史上的成員，各民族的歷史都是中國史的一部分，各民族所建立的政權都是中國的政權。

譚其驤的這一理論為《中國歷史地圖集》的編繪確定了重要的原則，也為中國歷史地理的研究確定了空間范圍。

《中國歷史地圖集》初稿完成于1974年，后陸續內部發行，1980年起修訂，1982年起公開出版，至1988年出齊。這部書共8冊、20個圖組、304幅地圖，收錄了清代以前全部可考的縣級和縣級以上的行政單位、主要居民點、部族名以及河流、湖泊、山脈、山峰、運河、長城、關隘、海洋、島嶼等7萬余個地名。《圖集》的完成，不僅充分顯示了我國歷史地理學和相關學科的綜合研究成果，而且為維護國家統一、領土完整和民族團結作出了突出貢獻。

1980年4月8日，胡喬木在中國史學會代表大會上指出：“解放以后，我國史學界做了很多工作，其中最有成績的工作之一，就是在譚其驤同志和其他同志領導之下編纂的《中國歷史地圖集》。這項工作還沒有最后完成，但它是非常了不起的工作，可以幫助我們了解我國領土的歷史。”曾任美國亞洲學會主席的斯坦福大學教授施堅雅（William Skinner）稱贊：“編繪歷史地圖集是一件不朽的盛事，編繪這套地圖集的同人們，將使全世界漢學學術界受益匪淺。”

1982年以后，已過古稀之年的譚其驤主持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歷史地圖集》的編繪。這部規模更大、范圍更廣、水平更高的歷史地圖集，第一冊于2013年出版，第二冊、第三冊已經基本完成組稿，進入設計階段。

開拓歷史自然地理研究新領域

在長期從事歷史自然地理研究的基礎上，譚其驤對黃河、海河、長江中游水系在歷史時期的演變和發展以及上海地區的成陸過程提出了不少新的見解，這些新見不僅具有重要的理論意義，而且對我國的災害防治、水利開發和現代化建設提供了可靠的根據。

還在涉足歷史地理之初，譚其驤就注意到了歷史自然地理研究的重要性。例如，黃河下游水道在不同歷史時期的變遷，不僅是政區沿革的重要原因，也是整個歷史地理研究中不可或缺的因素。而要進行歷史自然地理研究，特別是要研究各種自然因素演變的規律，只依靠文獻資料和傳統歷史學方法就顯得力不從心。

1955年，在一次學術報告的準備過程中，譚其驤把黃河有史以來的變遷分成唐以前和五代以后二期，指出黃河在前期決徙的次數并不很多，基本上利多害少，后期卻決徙頻仍，害多于利。發生這種變化的原因，是整個流域內森林、草原逐漸被破壞，溝渠、支津、湖泊逐漸被淤塞。但同時他也發現，黃河的災害不是一貫直線發展的。

1957年，在編繪西漢河北地區的地圖時，譚其驤發現楊守敬《歷代輿地圖》中西漢河北水道的畫法不符合《漢書·地理志》的記載，而《漢書·地理志》的記載又可以證明《說文》《水經》中有關部分存在錯誤。將這些史料綜合分析，可見西漢時河北平原上的主要河流是分流入海的，還沒有像以后那樣合流于今天津，形成海河水系。直到公元3世紀初曹操開白溝和平虜渠以后，才逐漸使各條河的下流淤塞，合流入海。雖然演講材料已經數次加印散發，但直到1984年他才寫成《海河水系的形成與發展》。這一研究成果得到廣泛運用，治理海河的基本思路，就是通過人工開鑿的水道將海河水系眾水合流入海變為分流入海。

1973年起，譚其驤承擔了《中國自然地理·歷史自然地理》的主要編撰任務，這是我國第一部比較全面的歷史自然地理專著。除了擬出黃河、長江演變的大綱外，他還對長江中游、黃河中下游進行了考察。這使他對長江、黃河的變遷增加了大量感性認識，最終完成了關于黃河下游河道變遷的名作，這是譚其驤的歷史自然地理研究進入成熟期的標志。

1975年，譚其驤在研究先秦時代黃河下游河道的位置時，發現《山海經》記錄了數十條黃河下游的支流。與《漢書·地理志》《水經》及《水經注》中所載的河北水道作比較，這些支流的終點不同于后世，所以只要將這些支流的終點連接起來，就可以鉤稽出一條徑流確鑿、遠比《禹貢》詳確的古河道。1978年，他將這一考訂過程撰為《〈山經〉河水下游及其支流考》。

譚其驤進而考慮另一個重大課題：在西漢以前黃河究竟改道過了多少次？他根據考古發掘，發現從新石器時代直到春秋時期，河北平原中部始終存在著一片極為寬廣的空白，其間既沒有發現文化遺址，也沒有城邑聚落的可靠記載，這片空白直到戰國時期才逐漸消失。譚其驤認為，由于這片空白正是河北平原相對低平的地區，在戰國中期黃河筑堤之前水道經常在這一帶擺動。因為沒有河堤的約束，每遇汛期，黃河不免漫溢泛濫，河床漸漸淤高，每隔一段時間就會改道，所以人們不會在這里定居。而在筑堤以后，經常性泛濫和頻繁改道得到控制，兩岸的土地才逐漸開發，大小居民點才會形成。因此他在《西漢以前的黃河下游河道》一文中得出了一系列重要結論：漢以前至少可以上推到新石器時代，黃河下游一直是取道河北平原注入渤海的。黃河下游在戰國筑堤以前，決溢改道屢見不鮮，只是因為當時人煙稀少，黃河改道對人民生活的影響很小，因而為一般古代文獻記載所不及。《漢書·地理志》所載河道始見于公元前7世紀中葉，并且是春秋戰國時代長期存在的河道，《禹貢》《山經》二河形成較晚，目前無法決定二者的先后。春秋戰國時黃河下游可能有東（《漢書·地理志》河）、西（《禹貢》《山經》河）二股長期并存，迭為干流，而以東股為常。戰國筑堤以前，黃河下游曾多次改道，但黃河經流每條河道的確切年代已不可考。約公元前4世紀40年代，齊與趙、魏各自在河的東西兩岸筑堤，從此《禹貢》《山經》河斷流，專走《漢書·地理志》河，沿襲至漢代。

為了正確顯示歷史時期長江流域的地貌和水系的變遷，譚其驤曾與張修桂等一起搜集、整理、研究了大量文獻、考古和水文調查資料，對古代的云夢、洞庭湖、鄱陽湖的演變過程得出了與傳統說法迥然不同的結論。他撰寫的《云夢與云夢澤》一文得出的結論是：古籍中的云夢乃是泛指一個楚王游獵區，包括山、水、湖、平原等多種地貌，范圍也極為廣闊。云夢澤只是其中一部分。先秦的云夢澤有三部分，但從戰國至南朝已先后淤為平原，或被分割為更小的湖泊和陂澤。令人驚喜的是，湖北省的地質工作者通過大量鉆探和實地調查得出的結論，與譚其驤不謀而合。

譚其驤對歷史時期水系演變和歷史地貌的研究成果，不僅開拓了中國歷史自然地理的研究領域，而且為中國歷史自然地理的研究提供了可貴的范例，具有方法論意義。

開展歷史人文地理研究

譚其驤一直認為，歷史人文地理應該是中國歷史地理研究的一個主要領域，他自己早年的研究就是從政區沿革、人口遷移和民族分布等方面入手的。進入20世紀80年代，他大力倡導、推動歷史人文地理研究的開展。從中國實際出發，他特別重視研究文化的空間和時間差異，他在1986年發表的《中國文化的時代差異與地區差異》一文中強調，中國自古以來就是一個多民族的國家，各民族在未完全融合為一體之前，各有本族獨特的文化，所以中國文化理應包括歷史時期中國各民族的文化，歷史人文地理的重點是要研究歷史時期文化區的界定和演變過程。

1990年11月，在復旦大學中國歷史地理研究所召開的國際學術討論會上，譚其驤作了題為《積極開展歷史人文地理研究》的主題報告。他認為：“要研究當代的人文地理，歷史人文地理的研究成果是不可或缺的。要認識當前中國的國情，中國歷史人文地理的研究成果也是不可或缺的。例如要研究當代中國的政區地理，就一定要了解歷史政區地理。像縣這一政區，已經存在了二千多年。有相當一部分縣的名稱和治所，二千多年來一直沒有改變過。現在一級政區中的主體一省，也已有了七百多年的歷史；目前省級界線的基本格局在14世紀晚期就已經形成了。如果不了解這些情況，就無法解釋目前省界存在的種種問題和矛盾，也就無法為未來的改革找到合理的方案。”在闡述了積極開展歷史人文地理研究的迫切性與必要性后，譚其驤說：“盡管現在可能還為時過早，但我還是要大膽地預言：歷史人文地理將是中國歷史地理研究領域中最有希望、最繁榮的分支。在中國實現現代化的過程中，歷史人文地理研究必將作出自己的貢獻，這是其他學科所無法替代的。”

他覺得不能光提出問題，還應該以自己的積累，對歷史人文地理研究提出一些具體的內容，因而決定寫一篇《歷史人文地理研究發凡與舉例》，將此文作為上篇，另外撰寫人口、政區、文化各一部分作為下篇。但在人口部分寫完后，疾病便奪去了他的工作能力，這篇未完成的文章終成廣陵絕響。

不遺余力建設歷史地理學科

譚其驤在復旦大學創辦了我國第一個歷史地理專業研究機構、第一個歷史地理本科專業，還培養出新中國首批文科博士，為我國歷史地理學科建設作出了重要貢獻。

1959年7月，以參加重編改繪楊守敬《歷代輿地圖》編繪人員為基礎，譚其驤在復旦大學創建了歷史地理研究室，他本人以歷史學系主任兼任研究室主任。

與研究室創建的同時，譚先生為培養歷史地理專門人才，積極在歷史系籌建歷史地理專業。1959年和1960年兩次從華東師范大學、中山大學和西北大學地理系引進19位本科畢業生，又增加了一位研究生和一位青年教師。1960、1961、1962年先后招收三屆歷史地理專業本科生，為歷史地理學科培養了數量眾多的人才。

經教育部批準，復旦大學中國歷史地理研究所于1982年成立。1987年，該所的“歷史地理學”被確定為國家重點學科。

1981年，復旦歷史學系歷史地理學等3個學科點獲評國家首批博士點。1983年10月，譚其驤指導的研究生周振鶴和葛劍雄成為新中國首批文科博士。之后，由他指導完成的數篇博士論文都是以歷史人文地理為主題，已經出版的幾種博士論文引起國內外學術界的高度重視，被視為具有開拓和示范作用。這些學生后來大多數任教于國內外高等院校，培養了大量歷史地理專業人才。

1999年，以史地所研究人員為基礎成立的歷史地理研究中心成為教育部首批人文社會科學重點研究基地。2005年，在“985工程”建設中，史地所又成為歷史地理研究國家哲學社會科學創新基地。復旦大學中國歷史地理研究所目前是國內研究人員最多、實力最強、研究方向最齊全的歷史地理學研究機構，擁有一批學界公認的學科帶頭人。這些成績的取得，都離不開譚其驤當年奠定的學科基礎。

以歷史地理研究服務社會

歷史地理學科有不少方面可以為社會服務，在解決關系國計民生的重大現實問題中發揮積極作用。只要是對社會有益，譚其驤經常會延后自己的研究計劃，優先完成這些重要工作。在編繪《中國歷史地圖集》之外，他尚有不少具有現實意義的研究，前述對海河的研究即是一例，又比如，他對歷史時期黃河中游土地利用方式變遷的研究為治理黃河提供了重要依據，對海陸變遷的研究為國家重大建設項目選址決策提供了參考。

20世紀60年代，譚其驤在黃河變遷史的研究中，一直在思考一個問題：為什么在東漢以后，黃河出現了長期的安流，沒有像西漢或者之前那樣經常出現決口泛濫改道？對此，歷來都認為這是由于東漢時王景治理黃河的水利工程發揮了持續的作用。譚其驤卻發現，王景治河在黃河下游，而黃河多災的主要根源是黃河中游的水土流失所造成的下游泥沙淤積。且如果只講工程實施的話，王景治河時間很短，工程量也很有限。傳統觀點解釋力不足。他經過深入研究，特別是應用現代地理學的科學原理，得出了新的結論：黃河泥沙的主要來源是中游的黃土高原地區，所以中游的土地利用方式，才是影響水土流失甚至黃河災情的主要因素。而東漢以后，西漢及之前黃土高原地區已經開發的農田重新變成了牧地或荒地，客觀上起到了較好的水土保持作用，使得進入黃河的泥沙量大大減少，最終造成黃河下游河道的長期安流。

針對這一歷史教訓，他進而提出：要改變當代黃河中游的土地利用方式，宜農則農，宜牧則牧，農、林、牧全面開發。改革開放以后，治理黃河就是采用了這樣的方法，在中游改變土地利用方式，做好水土保持，做好小流域治理，取得了黃河治理的成功，這充分證實了譚其驤這一研究結論的正確性。

從1960年起，譚其驤對上海的成陸時間、成陸速率演變與人類開發的影響等進行了深入研究，先后發表了《關于上海地區的成陸年代》《再論關于上海地區的成陸年代》《上海市大陸部分的海陸變遷和開發過程》等論文。

1972年上海準備引進一套大型石油石化設備，在金山衛建立金山石化總廠，擬選址在金山海灘上面，圍海造地，建設廠區。然而海灘往往處于動態的坍淤過程中，這一選址是否安全，亟待回答。為此，上海市有關部門請譚其驤從歷史地理的角度進行研究、作為參考。譚先生冒著酷暑到實地考察，又認真分析史料，展開研究，最后得出結論，從長時段海陸變遷的背景來看，這片土地正處于淤積的過程中，可以利用的土地還很多，廠區所選的地點是穩固的，安全性沒有問題。半個世紀過去了，金山的現狀證明了譚先生當年作出的結論是正確的。

在復旦大學歷史學科創建100周年之際，回望譚其驤先生對中國歷史地理學作出的杰出貢獻，既是對前輩學者的緬懷，對今后的學術發展也具有重要意義。

作者：葛劍雄 孟剛

來源：光明日報

選稿：江西地名研究小組

編輯：宋柄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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