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提建議”到“建沙盒”，灣區科創協同打造國家現代化治理“樣板間”

本報（chinatimes.net.cn）記者胡夢然 見習記者 黃海婷 深圳攝影報道

在深圳前海一間可望見跨海大橋的會議室里，廣州視源電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席戰略資源官段宇舉起手機，向在場嘉賓與學者展示了一組數據：“全球每三臺電視就有一塊我們的主板。”他話鋒一轉，“但我們現在最迫切的問題，是如何讓公司正在建設的5個新產業園、香港上市計劃，真正融入大灣區創新鏈。”

這不是一場普通的企業推介，而是第三屆“人民·大公”灣區智匯政策圓桌會的現場。12月19日，深圳特區成立45周年與“十五五”規劃啟動交匯之際，中國人民大學深圳論壇2025以前所未有的“灣區—深圳—寶安”三級議程架構，回答一個緊迫命題：當城市競爭進入區域協同新階段，高校能否成為打破行政邊界的“政策實驗室”？

《華夏時報》記者在論壇期間采訪了論壇組織者、跨學科教授、科創企業代表及政策研究者，發現一種新型“校地關系”正悄然成型——高校不再只是遞報告、辦講座的“智庫外腦”，而是逐步嵌入從灣區頂層設計到區級產業落地的全鏈條，成為“思想供給”的系統集成者。

如何用“編代碼”思維替代“紙面建言”？

“我們過去常說‘論文寫在祖國大地上’，現在在灣區，我們更想‘把政策代碼寫進系統里’。”中國人民大學深圳研究院常務副院長宋科對《華夏時報》記者表示。該院近期推動的“桃花源?智谷”開園與“三個100工程”，正是這一邏輯的實踐——未來五年，這里將引入100個青年創業項目、100項高校成果轉化、100個產學研實驗室，覆蓋AI醫療、無人機等賽道。

在宋科看來，高校的角色必須超越“選題研究—發布報告”的傳統模式。“我們與寶安區委黨校建立了常態化選題機制，甚至聯合本地媒體共同調研。去年啟動的‘智慧寶安千企服務計劃’，已通過專項咨詢走進數百家企業，問題直接帶回課題組。”他舉例如企業反映的“跨境數據流動合規成本高”，已成為研究院聯合法學院、數據學院攻關的專項課題。

企業端對這種“嵌入式服務”感受直接。段宇在采訪中對記者坦言：“我們研發布局一直緊跟政策，但過去更多是‘猜測方向’。現在通過這類論壇和校企對接，我們能提前半年甚至一年理解政策意圖，甚至參與反饋。”他向記者透露，公司正在推進的工業機器人項目，就受益于與高校實驗室的早期技術預研及政策風險評估。

香港科技大學（廣州）教授吳遜將這種模式稱為“閉環型政策實驗”，并特別強調跨境辦學機構在此過程中的獨特角色。“大灣區涉及三個關稅區、三種法律體系，政策制定與執行容易脫節。而‘灣區—市—區’三級聯動，實際上構建了一個從概念到落地的測試閉環。”他在圓桌會上向記者指出，“像港科大（廣州）這樣的跨境辦學機構，本身就是一個制度融合的試驗區。我們不僅推動交叉學科研究，更在探索一種‘校—地—企’嵌入式協作的新范式。高校在其中可以充當‘中性測試平臺’，學術機構相對超脫于短期績效考核和市場競爭壓力，學術團隊可以相對獨立地模擬推演，這本身就是一種產學研模式的創新。”

如何把“灣區藍圖”拆解為“區級工單”？

本屆論壇首次明確的三級議程——灣區層面聚焦科創政策協同、深圳層面探討“十五五”規劃落地、寶安層面對接人工智能與超算融合——并非簡單的議程分層，而試圖模擬一套“政策傳導機制”。

“大灣區最大協同障礙，并非缺乏頂層設計，而是中間層的轉化梗阻。”澳門大學社會科學學院院長胡偉星在論壇中指出，“行政區塊分隔、利益競爭、考核機制不一，導致灣區規劃在落地時容易‘層層打折’。”

中國人民大學近期發布的《大灣區科技創新政策協同性評估報告》直指問題核心：需構建“權威協同治理體系”。報告執筆人之一、該校公共管理學院教授劉鵬在接受《華夏時報》采訪時補充：“所謂‘權威’，不是新設行政機構，而是建立跨域項目的聯合授權機制。例如深港聯合資助的科研項目，兩地考核結果互認，資金跨境撥付流程一體化。”

在寶安層面，這種“轉化”已嘗試具象化。宋科向記者透露，研究院正與寶安區共建“政策沙盒”，針對人工智能倫理、跨境知識產權共享等議題，允許企業在限定場景中試行突破性政策。“例如，我們正在探討能否對區內重點科創企業設立‘白名單’，其研發數據跨境調取適用簡化流程。”

吳遜接受《華夏時報》記者采訪時，進一步從人才流動與制度互認角度闡述三級聯動的抓手：“大灣區要建成國際科創中心，關鍵之一是建立人才流動的‘軟聯通’。如果寶安區‘鳳凰計劃’認定的人才，能否自動獲得深圳市以及大灣區其他地區相關人才計劃的同等資格？更進一步，大灣區能否建立‘人才積分互認體系’，以促進人才流通？”

他繼續以港科大（廣州）為例說明，“我們這類跨境辦學機構，本身就在推動師資、課程、科研標準的雙向銜接，這實際上是在為更大范圍的政策協同提供‘小型實驗場’。‘港科大一體，雙校互補’的協同模式可以實現兩校在學術標準、師資、資源和管理上的一體化。這種機制一旦走通，就能進一步提升大灣區對國際人才的吸引力。”

“高校最大的優勢是‘無利害關系屬性’。”香港城市大學教授王小虎向記者分析跨境康養案例時指出，“我們團隊在調研中發現，長者對跨境養老政策了解碎片化，家屬咨詢無門。我們提出的‘一站式數智平臺’設想，之所以能被三地政府共同考慮，正是因為我們不屬任何一方民政系統，能相對中立地整合資源。”

這種“中立性”在企業與政府間顯得尤為關鍵。段宇向《華夏時報》記者坦言：“有些政策痛點，企業不方便直接向主管部門提，比如某些補貼申報流程復雜，但通過高校課題調研形式反映，往往更易被接納。”

然而，高校的跨界角色也存在清晰邊界。宋科向記者指出：“我們不是政府，不能替代決策；我們也不是企業，無法直接創造利潤。我們的核心價值在于：第一，前瞻性研究能力，比如提前捕捉政策趨勢與產業痛點，為決策提供預判性支撐；第二，跨學科整合能力，比如人工智能+法律+公共管理團隊；第三，可信任的第三方評估身份，為政策優化與企業決策提供參考依據。”

他以研究院參與的前海15周年政策提煉項目為例：“我們不是簡單總結成果，而是與當時的政策設計者、執行者、受影響企業共同復盤，找出哪些機制真正可復制、哪些僅適合特殊情境。這種‘政策考古學’工作，只有高校有耐心和學術工具完成。”

如何把“灣區實驗室”打造成為“國家樣板間”？

論壇閉幕時，一份題為“前海15周年：15項可復制機制創新”的內參報告已送達相關決策部門。盡管具體內容未公開，但《華夏時報》記者從多方采訪獲悉，其方法論可能成為更大范圍的參考。

“很多地區都有校企合作，但往往停留在項目層面。”吳遜向《華夏時報》記者分析，“大灣區試驗的價值在于，它試圖構建一個可持續的‘校地共生系統’：地方出題、高校答題、企業驗題、三方共修政策。這套流程如果標準化，或許可推廣至長三角、成渝等區域協同場景。”

王小虎則從民生領域指出突破口：“跨境康養中試點的‘灣區標準’‘一試多證’，本質是打破資質壁壘。這套經驗對跨省務工人員的社保、醫療互通同樣有參考價值。”

然而，挑戰依然明顯。胡偉星則向記者表達了提醒之意：“高校深度介入政策執行后，如何保持學術獨立性？如何避免成為‘第二政府’？這需要清晰的權責邊界與透明度機制。”

高校如何成為區域發展的“操作系統”？深圳論壇2025落幕時，寶安“桃花源?智谷”迎來了首批30+個入駐項目。不遠處的前海，深港跨境數據驗證平臺正基于高校研究成果啟動首輪測試。從“寫論文”到“編代碼”，從“提建議”到“建沙盒”，高校的角色蛻變或許比論壇議程更深刻地映射出灣區治理邏輯的變遷——在“十五五”強調系統協同的背景下，區域競爭不再是單項政策的比拼，而是整個創新生態的協同效率之爭。

正如香港大公文匯傳媒集團董事長李大宏在中國人民大學深圳論壇2025序幕論壇暨第三屆“人民·大公”灣區智匯政策圓桌會致辭中提到的：要讓灣區科創協同成為國家治理現代化的“樣板間”，需以“跨域協同”破題、以“雙向協同”賦能、以“互補協同”聚力。高校能否真正成為跨層級協調的“中立平臺”，仍取決于其能否持續打破學科邊界、行政壁壘與產學研隔閡，在“十五五”的灣區實踐中，提供不止于紙面的“思想供給”。

責任編輯：徐蕓茜 主編：公培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