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德元帥的獨特地位：警衛、車輛、住房為何與其他九大元帥不同？

一輩子掙的工資，一分沒領，這事兒放在一個共和國元帥身上，聽起來就像個天方夜譚。

但他去世后，家里人整理遺物時，才從秘書那兒知道了這個藏了幾十年的秘密。

這個人，就是朱德。

他的故事，得從一場幾乎要了革命老命的大敗仗說起。

時間拉回到1927年的秋天，南昌城里的槍聲剛響沒多久，那股子興奮勁兒就被兜頭一盆冷水澆得透心涼。

起義的隊伍雄心勃勃地往廣東開，想著能搞個新家，結果被人家當頭一棒，打得暈頭轉向。

湯坑、三河壩兩仗下來，主力部隊被打殘了，剩下的隊伍像一群沒頭蒼蠅，在贛南的山溝溝里亂轉。

那會兒的慘狀，真是沒法說。

隊伍從兩萬多人，打到只剩不到一千，而且是老的老，小的小，傷的傷。

槍支彈藥更是少得可憐，有的人連雙囫圇鞋都沒有，草鞋都磨穿了底，腳上全是血泡。

最要命的是人心散了，白天走路垂頭喪氣，晚上一扎營，小聲嘀咕的，公開吵吵要散伙的，到處都是。

“還打個屁！

回家種地去算了。”

“師長、團長都找不著了，跟著誰干？”

這種話就像瘟疫，一天比一天傳得快。

隊伍里幾個有分量的指揮員，要么戰死，要么看形勢不對，自己跑了。

這支剛出生的紅軍，眼瞅著就要在荒山野嶺里自行解體，連個響兒都聽不見。

就在這個節骨眼上，朱德站了出來。

他在贛南安遠一個叫天心圩的地方，找了塊曬谷場，把剩下的所有人攏到一塊兒。

他看著底下那一張張灰頭土臉、眼睛里沒一點光的臉，沒有喊什么空洞的口號，那玩意兒糊弄不了這幫剛從死人堆里爬出來的人。

他的嗓門很洪亮，透著一股子厚實勁兒：“我問大家，你們知道俄國革命不？

他們1905年那次，敗得比我們還慘。

可人家過了十二年，十月革命就成功了！”

他掃了一眼底下的人，接著說：“咱們中國現在的情況，跟那會兒的俄國差不多。

今天我們吃的這個敗仗，就當是咱們的‘1905年’。

只要我們這伙人還在，這支隊伍還在，革命的火種就滅不了！

將來成功的，就是我們這批人！”

話說的很實在，一點不繞彎子：“愿意跟著我干革命的，留下。

不想干的，想回家的，我不攔著，發給你們路費。

不過，丑話說在前面，你們現在走了，將來革命成功了，可就沒你們的份兒了。”

這番話，沒回避失敗，反倒把失敗掰開揉碎了，給大家看清了里面的道理。

他告訴這幫快絕望的士兵：你們不是喪家之犬，你們是寶貝，是以后燎原大火的火星子。

這一下，把大伙兒心里的那股氣給重新點燃了。

軍心就這么穩住了。

這支剩下八百來人的隊伍，成了后來井岡山上的核心力量。

其實，朱德這種遇事沉得住氣的本事，不是一天練成的。

讓我們把時間往前倒騰幾個月，回到南昌起義的前一夜。

當時，起義的準備工作進行得緊張又秘密，朱德在領導層里還算不上最核心的人物。

他領到一個特殊的活兒：利用他以前在滇軍的老關系，在起義當晚，請國民黨駐軍的幾個團長、局長吃飯，順便打牌，把他們給拖住。

7月31號晚上，朱德在自己住的公館里擺下宴席。

酒桌上，他跟那幾位軍官推杯換盞，稱兄道弟，聊著以前的舊事，氣氛好得不得了。

眼看著起義預定的時間一點點逼近，這幫人還沒走的意思。

朱德心里跟明鏡似的，但臉上一點不露，笑呵呵地提議：“這夜還長著呢，咱們不如搓幾圈麻將？”

這正中下懷，牌局立馬就支起來了。

麻將牌“嘩啦啦”的洗牌聲，夾雜著軍官們的說笑聲，把窗外越來越緊張的氣氛全蓋住了。

朱德一邊跟他們東拉西扯，一邊還得故意輸點錢，讓大家玩得盡興。

他腦子里繃著一根弦，耳朵卻豎著聽外面的動靜。

每一秒鐘，都是在為城外同志們的行動爭取時間。

就在牌桌上氣氛最熱烈的時候，一個敵軍營長慌里慌張地闖了進來，在他團長耳邊低聲報告，說自己的部隊被繳械了。

牌桌上的幾個人臉色“唰”地就白了，哪還有心思打牌，一個個找借口就溜了。

朱德一看情況有變，立刻意識到計劃可能泄露了。

他馬上找了個由頭脫身，飛快地跑到賀龍的指揮部報告了這個突發情況。

指揮部當機立斷，把原定計劃提前了。

凌晨兩點，槍聲打破了南昌的寧靜。

這場牌局，朱德賭上的不僅是自己的性命，更是整個起義的成敗。

他用那種泰山崩于前而色不變的從容，硬生生地從敵人眼皮子底下“偷”來了最關鍵的幾個小時。

天心圩穩住人心后，朱德帶著這支“火種”部隊開始了艱難的轉戰。

1928年春天，他和陳毅一起，在湘南搞起了農民暴動，隊伍一下子又壯大到近萬人。

革命的火苗似乎又燒旺了。

但好景不長，各路軍閥一看這情況，立馬調集重兵壓了過來。

剛建立起來的蘇維埃政權，又一次面臨被掐滅的危險。

這時候，朱德的戰略眼光又一次起了決定性作用。

他沒有選擇跟敵人硬碰硬，那純屬拿雞蛋碰石頭。

他做出了一個影響深遠的決定：帶著南昌起義剩下的老底子和湘南的農軍，全體上井岡山，去找毛澤東。

1928年4月，兩支飽經風霜的隊伍終于在井岡山下的礱市見了面。

當朱德和毛澤東的手緊緊握在一起的時候，中國革命的一個新篇章就此拉開。

這不單是兩支隊伍的合并，更是兩種力量的融合。

毛澤東帶來了發動農民、建立根據地的思想和經驗，而朱德則帶來了正規軍的作戰經驗和一支打不垮的軍事骨干。

從此，“朱毛”紅軍的大名響徹中國。

在井岡山，朱德的軍事才能發揮得淋漓盡致。

他把自己在舊軍隊里學到的戰術，跟井岡山的山地特點結合起來，和毛澤東一起琢磨出了一套打法，就是后來大名鼎鼎的十六字訣：“敵進我退，敵駐我擾，敵疲我打，敵退我追”。

這套打法說白了就是“不跟你硬來，專門搞你心態”。

敵人大部隊來了，我們就化整為零躲進山里；敵人安營扎寨，我們就半夜去放幾槍，讓他們睡不好覺；等他們被折騰得人困馬乏，我們就集中優勢兵力干他一下；他們一撤退，我們就跟在屁股后面追，繳獲他們的武器補給。

靠著這套靈活的戰術，井岡山根據地在敵人的重重“會剿”中，硬是站穩了腳跟。

從抗日戰爭時期的八路軍總司令，到解放戰爭時期的解放軍總司令，朱德的功績，早已寫進了歷史。

1955年，北京中南海懷仁堂，新中國第一次授銜，他被授予元帥軍銜，并且是十大元帥中的第一位。

國家給他的待遇也是頂級的。

他乘坐的專車，是蘇聯送的吉斯-115重型防彈轎車，車身裝甲有8毫米厚，玻璃是7厘米厚的防彈玻璃，這是國家元首級別的座駕。

負責他安全的，是唯一的一級警衛，一個班28個人。

然而，就是這樣一個功勛卓著、享受著最高待遇的元帥，在生活上卻樸素得讓人難以置信。

按照當時的規定，他作為元帥，每個月的工資有五百多塊，在那個年代是一筆巨款。

可這筆錢，他從來沒往自己口袋里裝過，每個月都原封不動地交了黨費，直到去世，這個習慣從未間斷。

他住著國家分配的大房子，卻讓家人把院子里的草坪鏟了，開辟出一塊菜地，自己種菜吃。

他說：“不能搞特殊，不能脫離勞動。”

1976年，這位為共和國操勞一生的老人逝世。

遵照他的遺囑，遺體火化后，骨灰由飛機撒在了他曾經戰斗過的祖國大地上。

從佃農的兒子到共和國的元帥，他最終又回到了他所深愛的土地和人民中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