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家喻戶曉的黃炳秀，從村支書到省委書記只用了16年，后來怎么樣

1974年2月，長沙城的霪雨剛停，省委禮堂傳來掌聲。臺上宣讀任命：“黃炳秀同志任湖南省委書記。”很多干部忍不住相互低聲感嘆——那位來自慈利縣大山深處、曾整日趟田埂的土家族姑娘，真的走到了省級領導崗位。掌聲落定，她只是微微鞠躬，然后把目光投向窗外的陰云，心里惦念的仍是家鄉那片干裂的紅壤。

把時鐘撥回1938年冬，慈利縣長峪鋪還是一片戰火余燼。那年臘月，黃家添了個閨女，取名炳秀。父親挑著山貨沿溪河叫賣，母親用山藤編背簍貼補，日子靠野菜和高粱糊口。十四歲之前，黃炳秀連毛筆都摸不上，只在家門口聽私塾先生領讀《百家姓》。饑餓與寒冷塞滿童年，她能做的不過是學會扛鋤頭。

1955年春，村里完成土改，高級社正在籌建。十七歲的黃炳秀被推舉當副社長，鄉親們只說一句：“這丫頭辦事實在。”她白天下田，夜里拿油燈抄記工分，第一次體會到集體的力量。第二年，“入黨介紹人”一欄寫上她的名字，貧苦出身在黨旗下找到了歸屬。

公社化風潮席卷全國時，長峪鋪缺水缺肥問題格外刺眼。1958年，她成為大隊黨支部書記。看著一壟壟歉收的旱田，黃炳秀犯了愁。一次去縣里開會，路過農家小院，發現玉米桿間竟纏著紅薯藤——靈光乍現：能否把這種做法搬到大田？回村后，她騰出三畝試驗田，種下玉米、紅薯兩熟。有人搖頭：“稈高藤長，會互相爭肥。”她笑著回一句：“先試一年，不成算我黃炳秀認賬。”

試驗田頭一季就增產三成，老鄉們圍著地邊議論。一天傍晚，老社員戴著斗笠問她：“炳秀，真有這么靈？”她答：“地不怕勤，咱們一起干！”寥寥兩句話，卻成了全村跟進的催化劑。為了完善技術，她跑到常德專區農科站請教專家，又把配方肥料的比例寫在粗紙上反復揣摩。1964年，長峪鋪實現一年三熟，畝產破歷史記錄，縣里開現場會推廣，省報連登三篇通訊，黃炳秀的名字第一次走出深山。

成績被層層匯報到北京。1971年，中央點名調研“知識短而實績大的基層干部”，她被任命常德地委副書記。彼時她三十三歲，字典都翻得不熟，一紙任命把她推向更寬廣的舞臺。兩年后，成為省委常委兼省革委副主任，又當選中央候補委員。不少人說這是“平地起高樓”，可在她看來，官職只是另一場勞作，風雨同樣撲面。

擔任省委書記那段時間，她跑得最多的仍是基層。常德東洞庭湖圍墾、湘中灌區修繕、武陵山區茶園改造，每到一處就蹲在地頭看土色、抓一把水渠泥沙。秘書勸她多留心政策文件，她只回一句：“紙上都在字里行間，泥里才知道糧食。”這種拗勁讓同事欽佩，也讓身體透支。1976年，她在岳陽調研時突發高燒，短暫住院依舊思考怎樣把豐產方改良為穩產方。

第二年十月，干部制度進入新階段，強調“德才兼備、任人唯賢”。黃炳秀遞上辭職報告，理由很簡單：“身體不行，想回基層干點力所能及的活。”組織挽留無果，只批準她保留副省級待遇，其余一切從簡。她婉拒了省城療養，背起行囊回到慈利縣，出任公路養護段黨支部副書記，跟工人一起維護山路。路塌方，她帶頭搬石；暴雨沖溝，她在夜里點上汽燈值守。有人好奇：“當過省委書記，為何甘愿蹲在隧道口？”她笑說：“修路與修田一個理，走得順了，心里就亮。”

進入八十年代，外界已很少再提“神話般提拔”的往事。鄉親們見到她，只叫一聲“黃支書”，聊的是柴油機壞了、河岸加固缺幾噸石料。偶爾有中央單位來訪，看到她滿身塵土，總會愣住。她卻毫不在意，拉著客人看翻漿的水田、看掛著露珠的稻穗，神情仍像當年初涉田畦的少女。

守著山村十余年，黃炳秀終因積勞成疾，在1995年含笑辭世，年僅57歲。送別那天，公路兩側站滿黑衣的農人，手捧白菊，默默鞠躬。沒有高調的挽詞，只有紙錢隨風旋轉，落在當年她主持修通的那條盤山公路上。

回望這短暫而熾熱的一生，黃炳秀并未留下鴻篇巨制，也未擁有宏偉紀念館，卻在湖南群山深處寫下了一個普通黨員的答案：官職高下，都要向著土地。她的故事早已淡出報端，卻刻在那些經歷過饑荒與翻身的中年漢子心里——因為他們知道，曾有一個肩披蓑衣的女干部，用十六年趕完常人幾代人的路，只為讓莊稼多結幾顆飽滿的籽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