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與王震平起平坐，部下都當了開國上將，他卻連少將都沒評上

1938年的春天，張子意離開延安。賀龍往他的行囊當中塞進了一條蘇聯羊毛毯。原本是要陪張子意在莫斯科養病的這條毯子，之后在新疆的監獄里面遮擋了五年的寒冷。王震帶領著三五九旅在南泥灣開展開荒工作的時候，張子意這位紅六軍團的老搭檔正在牢房里面使用煤油瓶當作燈來整理《紅軍作戰條例》的手稿。抗戰的槍聲響得震天動地，張子意卻成為了被遺忘在西北角落的斷線風箏。

我認為張子意與王震的關系好似兩條會不時交匯的河流。在1933年于湘贛省委一同工作的時候，王震是脾氣較為暴躁的軍區司令，張子意是較為安靜的組織部長。有一回王震想要槍斃逃兵，張子意在深夜提著馬燈跑到禁閉室，問得知士兵是因為老母親病情嚴重才開的小差，之后轉身對王震說：你要是把他槍斃了，我就在追悼會上講你家三代是佃戶的事情。這種以柔克剛的默契，之后在紅六軍團成為了經典之事：王震負責帶領部隊進入戰場，張子意負責讓部隊愿意拼死作戰。

1942年秋天發生了一場監獄絕食事件。當時盛世才的審訊官拍桌吼叫。張子意突然咳嗽著向審訊官問：“你早上吃的是韭菜盒子吧？”他這種不合時宜的淡定，使得獄友們都笑了。他暗中組織了百子一條心學習小組，把《聯共黨史》拆成碎紙片進行傳閱。有人抱怨說看不清，他打趣說道：“當年過草地的時候嚼皮帶，現在有紙吃卻還挑食？”他這種在困苦中尋找快樂保持堅韌的勁頭，能夠比任何慷慨激昂的言辭更能凝聚人心。

1955年授銜時的場景帶有歷史的幽默。臺下坐著賀炳炎、彭紹輝，他們是張子意所在紅二方面軍的老部下。此時他們肩扛著上將的金星，而他們的老政委卻坐在中宣部的席位上，連校官的星都沒有。有野戰軍的干部小聲議論說張主任不應該沒有軍銜，他聽到后擺了擺手說：“我坐牢的時候你們去打鬼子，這賬能夠按照年資來計算？”這其中的通透和他退還八年補發工資的邏輯是相同的。不是出于清高，而是覺得缺席的人沒有資格領取獎賞。

王震等人并沒有忘記這位老戰友。在1949年組建第一野戰軍兵團的時候，王震堅持要推薦張子意擔任政委。雖然最終因為張子意脫離戰線的時間過長而沒有成功，但是二十多年之后王震在致悼詞的時候說張子意是他一生之中最為佩服的領導人，這番話語比任何任命狀都更具有重要的意義。賀龍聽說張子意出獄之后說：讓他處于空閑的狀態會讓他精神失常，得讓他到我這里來放松一下。這些在刀劍交錯的環境中拼搏過來的男子，最為清楚什么是真正的戰場折舊率。

或許可以這樣來看，張子意的特殊價值就體現在那段存在斷層的情況方面。當同期的將領在山海關忙著整編偽軍的時候，他在監獄里用草紙書寫思想匯報。當老部下在東北搶繳日軍坦克的時候，他正在背誦盛世才所規定的反省條例。這種錯位的經歷，反而鍛煉出了某種超越一時勝負的歷史眼光。后來他主持中宣部工作時反對頂峰論，大概也是因為體會到了在極端環境下的真理滋味。

當我們翻看那張著名的紅二方面軍合影時，不要僅僅只是盯著賀龍的大胡子。角落里的張子意穿著不合身的國民黨舊軍裝，那是被繳獲來的物資。他的眼鏡腿纏著膠布，但是他卻負責整個隊伍的思想方向。這種反差難道不就是中國革命的一種隱喻？拿筆桿的手和握槍桿的手，最終得共同托起山河。

當下在軍事博物館里面，《長征日記》的展柜前面通常沒有什么人。那本日記的紙張都已經泛黃了，上面密密麻麻地寫著數字，記錄的是1936年某個雪夜行軍的里程。捐贈人張子意的名字，在標簽的右下角是小小的，就好像一粒塵埃一樣。可是你可知道？近期有研究員發現，日記空白的地方有一行用鉛筆寫的小字：出獄之后要查補抗戰戰例。原來他從來就沒有真正地離開過戰場，只不過是把陣地轉移到了時間更為長久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