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7年6月2日,杭州悶熱得讓人想罵娘。
在西湖邊一所不起眼的寓所里,84歲的馬一浮躺在床上,氣若游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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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一天,離他咽氣沒剩幾個小時了。
在場的人都屏住呼吸,想著這位連毛主席都要請吃飯、周總理都敬重三分的“新儒家三圣”之一,臨走前總得交代點什么大事吧?
結果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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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沒有。
周圍人都懵了,這一輩子不娶妻、不納妾、無兒無女的老和尚似的學者,哪來的“阿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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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是享譽天下的國學大師,臨終前卻只剩下一個卑微的身份:一個遲到了65年的丈夫。
這事兒吧,說起來全是淚。
這不是什么才子佳人的風流韻事,而是一樁被舊禮教逼出來的血案。
這一切的源頭,竟然是一碗現在聽起來荒唐透頂的“打胎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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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時間軸拉回1898年,那時候大清朝還沒亡呢。
15歲的神童馬一浮在紹興鄉試拿了第一名,相當于是現在的省狀元,風光得不行。
這時候,近代實業大亨湯壽潛——也就是后來修浙江鐵路的那位狠人,眼光毒辣,一眼就相中了馬一浮,非要把女兒湯儀嫁給他。
這婚事雖說是包辦的,但這兩人運氣好,簡直就是開了掛的“盲盒”——拆開一看,全是驚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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婚后兩人甜得發膩,湯儀懂他的詩,也懂他的狂。
馬一浮去上海求學,湯儀就把那點不舍全縫進鞋墊里。
若是照這么發展下去,也就是個普通的恩愛夫妻劇本。
可誰知道,老天爺這時候開了個殘酷的玩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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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1年,馬一浮的爹沒了。
按那時候的規矩,大孝子得回鄉守孝三年。
這三年里,不能當官、不能宴請、更不能行房事。
好死不死,就在守孝這期間,湯儀懷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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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在現在,家里添丁那是大喜事,發朋友圈都來不及。
但在當時那個宗族社會,這就叫“居喪無禮”,是“大不孝”。
一旦傳出去,別說馬一浮的名聲要臭大街,整個家族都要被唾沫星子淹死。
當時的馬一浮才十幾歲,雖然讀了一肚子洋書,但在幾千年的宗法制度面前,他就是個軟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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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保住丈夫的名聲,為了不讓家族蒙羞,湯儀做出了一個狠絕的決定。
她端起一碗墮胎藥,笑著對丈夫說:“這孩子跟咱們沒緣分。”
那一晚,馬一浮眼睜睜看著妻子喝下那碗苦藥。
在那吃人的舊禮教面前,一條新生命不是喜訊,而是足以毀滅整個家族的罪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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藥勁上來,孩子沒了,大人的半條命也搭進去了。
湯儀本來身子骨就弱,這一折騰,元氣大傷。
可這傻女人為了不讓在外求學的丈夫分心,寫信從來只報喜不報憂,咳血了說是受涼,暈倒了說是沒睡好。
直到1902年,岳父湯壽潛一封急電發過來:“儀病危,速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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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馬一浮發瘋一樣跑回家,看到的是一口黑漆漆的棺材。
那一刻,這哥們兒的世界徹底崩塌了。
他在靈前跪了三天三夜,沒人知道他在想什么。
是悔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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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憤怒?
還是覺得自己就是個廢物?
三天后,岳父心疼他,勸他:“你還年輕,以后路還長。”
甚至暗示可以把三女兒嫁給他當續弦——這在當時叫“姨妹繼婚”,很常見的操作,肥水不流外人田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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誰知道,19歲的馬一浮站起來,當著岳父的面發了個毒誓:“這輩子,我不再娶了。
活人死人,我就認湯儀一個。”
當時大家都以為是小孩子一時沖動,畢竟才19歲,又是有名的才子,以后什么樣的姑娘找不到?
結果,馬一浮是個狠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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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一守,就是整整63年。
為了逃避傷心地,也是為了贖罪,第二年他就出國了。
美國、德國、日本跑了一圈,瘋狂啃康德、黑格爾的書,甚至成了中國第一個翻譯《資本論》的人。
他這是在用高強度的腦力勞動,來麻痹心里的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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唯獨馬一浮,活得像個苦行僧。
回國后,他成了學界泰斗,北大蔡元培請他,蔣介石拉攏他,他都愛答不理。
他把自己關在書房里,即便后來新中國成立了,他也始終是一副超然物外的樣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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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他有個雷打不動的習慣:每年梅花開的時候,必須去祭拜湯儀。
這哪里是簡單的守節,分明是用漫長的一生,在給那個未出世的孩子和死去的愛人贖罪。
他贏了名垂青史的聲譽,卻輸掉了原本觸手可及的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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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1967年那一天,當他終于閉上眼睛的時候,那句憋了65年的“對不起”,估計終于能當面說出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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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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