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
1967年6月2日，杭州悶熱得讓人想罵娘。
在西湖邊一所不起眼的寓所里，84歲的馬一浮躺在床上，氣若游絲。
這一天，離他咽氣沒剩幾個小時了。
在場的人都屏住呼吸，想著這位連毛主席都要請吃飯、周總理都敬重三分的“新儒家三圣”之一，臨走前總得交代點什么大事吧？
結果呢？
并沒有。
周圍人都懵了，這一輩子不娶妻、不納妾、無兒無女的老和尚似的學者，哪來的“阿儀”？
他是享譽天下的國學大師，臨終前卻只剩下一個卑微的身份：一個遲到了65年的丈夫。
這事兒吧，說起來全是淚。
這不是什么才子佳人的風流韻事，而是一樁被舊禮教逼出來的血案。
這一切的源頭，竟然是一碗現在聽起來荒唐透頂的“打胎藥”。
把時間軸拉回1898年，那時候大清朝還沒亡呢。
15歲的神童馬一浮在紹興鄉試拿了第一名，相當于是現在的省狀元，風光得不行。
這時候，近代實業大亨湯壽潛——也就是后來修浙江鐵路的那位狠人，眼光毒辣，一眼就相中了馬一浮，非要把女兒湯儀嫁給他。
這婚事雖說是包辦的，但這兩人運氣好，簡直就是開了掛的“盲盒”——拆開一看，全是驚喜。
婚后兩人甜得發膩，湯儀懂他的詩，也懂他的狂。
馬一浮去上海求學，湯儀就把那點不舍全縫進鞋墊里。
若是照這么發展下去，也就是個普通的恩愛夫妻劇本。
可誰知道，老天爺這時候開了個殘酷的玩笑。
1901年，馬一浮的爹沒了。
按那時候的規矩，大孝子得回鄉守孝三年。
這三年里，不能當官、不能宴請、更不能行房事。
好死不死，就在守孝這期間，湯儀懷孕了。
放在現在，家里添丁那是大喜事，發朋友圈都來不及。
但在當時那個宗族社會，這就叫“居喪無禮”，是“大不孝”。
一旦傳出去，別說馬一浮的名聲要臭大街，整個家族都要被唾沫星子淹死。
當時的馬一浮才十幾歲，雖然讀了一肚子洋書，但在幾千年的宗法制度面前，他就是個軟柿子。
為了保住丈夫的名聲，為了不讓家族蒙羞，湯儀做出了一個狠絕的決定。
她端起一碗墮胎藥，笑著對丈夫說：“這孩子跟咱們沒緣分。”
那一晚，馬一浮眼睜睜看著妻子喝下那碗苦藥。
在那吃人的舊禮教面前，一條新生命不是喜訊，而是足以毀滅整個家族的罪證。
藥勁上來，孩子沒了，大人的半條命也搭進去了。
湯儀本來身子骨就弱，這一折騰，元氣大傷。
可這傻女人為了不讓在外求學的丈夫分心，寫信從來只報喜不報憂，咳血了說是受涼，暈倒了說是沒睡好。
直到1902年，岳父湯壽潛一封急電發過來：“儀病危，速歸！”
等馬一浮發瘋一樣跑回家，看到的是一口黑漆漆的棺材。
那一刻，這哥們兒的世界徹底崩塌了。
他在靈前跪了三天三夜，沒人知道他在想什么。
是悔恨？
是憤怒？
還是覺得自己就是個廢物？
三天后，岳父心疼他，勸他：“你還年輕，以后路還長。”
甚至暗示可以把三女兒嫁給他當續弦——這在當時叫“姨妹繼婚”，很常見的操作，肥水不流外人田嘛。
誰知道，19歲的馬一浮站起來，當著岳父的面發了個毒誓：“這輩子，我不再娶了。
活人死人，我就認湯儀一個。”
當時大家都以為是小孩子一時沖動，畢竟才19歲，又是有名的才子，以后什么樣的姑娘找不到？
結果，馬一浮是個狠人。
這一守，就是整整63年。
為了逃避傷心地，也是為了贖罪，第二年他就出國了。
美國、德國、日本跑了一圈，瘋狂啃康德、黑格爾的書，甚至成了中國第一個翻譯《資本論》的人。
他這是在用高強度的腦力勞動，來麻痹心里的痛。
唯獨馬一浮，活得像個苦行僧。
回國后，他成了學界泰斗，北大蔡元培請他，蔣介石拉攏他，他都愛答不理。
他把自己關在書房里，即便后來新中國成立了，他也始終是一副超然物外的樣子。
但他有個雷打不動的習慣：每年梅花開的時候，必須去祭拜湯儀。
這哪里是簡單的守節，分明是用漫長的一生，在給那個未出世的孩子和死去的愛人贖罪。
他贏了名垂青史的聲譽，卻輸掉了原本觸手可及的幸福。
直到1967年那一天，當他終于閉上眼睛的時候，那句憋了65年的“對不起”，估計終于能當面說出口了。
參考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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