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至2035年經濟增速要超過3%，須重構收入與資源分配制度

內容提要：

林毅夫繼續預測未來十年中國經濟具有8%增長潛力缺乏依據，李稻葵5%的潛在增速預測接近現實。過去十年5.5%的增長主要依賴債務擴張、投資和出口，未來這些因素大概率轉為拖累，消費成為唯一變量。2026-2035年中國經濟要實現超過3%的增速，必須重構收入與資源分配制度。否則可能難以突破2%。

一、清華和北大兩教授激辯未來十年中國經濟潛在增速，林毅夫認為中國擁有8%的經濟增長潛力，李稻葵稱可能達到5%。

2025年只剩下不到一周了，網上出現了不少討論明年甚至2026至2035年中國經濟將保持什么水平增長的討論。其中最激進的自然是此前認為2016至2025年中國擁有8%增長潛力的北大教授林毅夫。雖然即將過去的這10年中國經濟的增速只有5.5%，比起預測的8%相差三分之一，但他毫無愧意，繼續向信心論者表示：只要我們自己有恢復增長的信心，2026至2035年中國經濟便具備增長8%的潛力。

《上觀新聞》11月23日報道，在第十屆復旦大學舉辦的復旦首席經濟學家論壇上，北京大學新結構經濟學研究院院長林毅夫從理論研究和宏觀政策角度闡述了中國經濟仍具有增長潛力的原因，“從各種研究來看，中國經濟有8%的增長潛力，但這些年我們的經濟增長速度卻不斷下滑，去年只有5.2%的增長。林毅夫認為這一方面是因為我們確實面臨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加速演進和世界經濟尚未完全從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中復蘇的挑戰，另一方面就是我們自己要有恢復增長的信心。”

拿過美國疫情補貼的清華教授李稻葵，較林毅夫自然要清醒許多，因為他切身體會到在生產達到一定規模之后，消費對經濟增長的推動作用是何等重要。他認為，如果政策到位，潛在因素被激發，到2035年，我國經濟潛在增速可以達到5%以上。

《中國經營報》報道稱，清華大學中國經濟思想與實踐研究院院長李稻葵表示，如果促進經濟增長的潛在積極因素可以被有效激發，從現在到2035年，我國經濟潛在增速可以達到5%以上。

李稻葵在預估后十年潛在經濟增長速度時，用了“潛在積極因素被有效激發”這個限定條件，這一限定語句表明兩點：

第一，李稻葵認為即使潛在積極因素被有效激發，未來十年中國經濟的潛在增長也只能達到5%；

第二，如果潛在積極因素不能被或沒有完全被有效激發，后十年中國經濟的潛在增長必定低于5%。

二、預測中國經濟的未來增速并不復雜，簡單三步即可。

預測未來經濟增長的方法很多。學院派一般會用模型來預測，解釋派會根據領導的意圖來預測，實踐派會根據經濟發展所處的周期和條件來推估。

毫無疑問，在目前的經濟發展階段中，所有使用經濟模型來預測中國經濟的是完全不靠譜的。比如國際貨幣基金（IMF）一直使用他們的復雜模型來預測中國的經濟增速，一年之內還會對當年的預測根據已經公布的數據進行4次調整，但從來就沒有預測準確過。有時偏高，有時偏低。一群經濟學家使用模型為何難以預測中國的經濟增長？一是因為中國并非完全的市場經濟，政策變量對經濟增長的影響極大，這完全無法預測。二是因為中國的統計數據不一定是對客觀經濟活動的反映，里面包含了太多不可言喻的東西。

根據領導的意圖來預測經濟增長，自然更加不可信。

在中國目前的實際環境中，根據經濟發展所處的周期和經濟發展的條件來推估中國未來的經濟增長，是唯一可行的方法。使用這一方法的三部曲：

第一，前幾年的經濟增長。

2016年至2025年，中國經濟增長的平均速度是5.5%。其中2016年至2019年分別是6.9%、7%、6.8%、6%，疫情期間的2020-2022年分別為2.2%、8.5%、3%，疫情后的2023-2025年分別為5.3%、5%、5%(預計)。疫情前4年平均增速為6.6%，疫情中三年平均為4.5%，疫情后三年平均為5.1%。

這10年現價GDP從2015年的67.67萬億增加到2025年的140.4萬億（預計），累計增長107.5%，年均增長7.6%。其中的價格縮減系數年均增長2%。

第二，前幾年經濟增長所依賴的條件。

前10年經濟能夠以5.5%的速度增長，所依賴的條件一是債務的快速擴張，二是固定資產投入的大幅增長，三是凈出口的持續貢獻。

1，債務快速擴張。

不僅是2016-2025年，實際上1990年以來，中國經濟的快速增長，主要依靠債務擴張。債務的高速擴張是中國這段時間里經濟快速增長的主要推動力。2025年前10年，中國每年新增社會融資從2015年的15.41萬億逐步增加到2025年的預估34.4萬億，社會融資存量從2015年的138.3萬億逐步擴張到2025年的預估442.7萬億，分別增加了123.2%和220.1%，年均遞增8.4%和12.3%。杠桿率從2015年的不到200%快速增加到2024年的303%和2025年預估的315%，已經超過經合組織的所有國家。這10年社融存量每增長1%，大約可以推動經濟增長0.45%。

2，固定資產的持續增長。

2016-2025年，中國固定資產投資年均增長4%。其中疫情前4年，固定資產投資年均增長6.1%，對應GDP年均增長5.5%。疫情之中3年，固定資產投資年均增長4.1%，對應GDP年均增長4.5%。疫情之后3年，固定資產投資年均增長已經回落到1.1%，其中2025年固定資產投資預估將下降2.8%。

疫情開始后，其對GDP增長的推力不斷下滑，而出口對GDP增長的推力則不斷增加。

3，凈出口的高速增長。

最近10年，中國商品凈出口（出口-進口）從2015年的3.68萬億元快速增加到2025年的預計8.51萬億元，10年增長131.3%，年均增長8.7%，遠超GDP增長。其中疫情后三年，中國商品凈出口3年增長52.2%，年均增長15%。

疫情前4年，凈出口在中國GDP增長中貢獻度為3.8%，疫情后6年凈出口在中國GDP增長中貢獻度為15.5%，其中2025年貢獻度預估為27%。

第三，后幾年經濟增長有哪些條件。

我們現在需要評估的是，前十年推動中國經濟增長的債務、投資、出口，在后10年還有繼續增長的空間嗎？除了這三大因素，還有什么因素可以推動后10年的經濟增長？

三、2026-2035年，債務和出口，大概率將成為中國經濟增長的拖累，消費是唯一變量。

不管你承不承認，預估2025年高達442.7萬億的社會融資存量和高達315%的宏觀杠桿率，是無法持續的經濟推力。疫情后三年（2023-2025）社會融資存量的年均增長已經從疫情前4年的平均15.7%快速回落到疫情后6年的平均8.7%。

疫情后我們實施了持續的降息降準降首付以及后來的消費貸款貼息的刺激債務的所有可以實施的政策，但新增債務的動力越來越弱，家庭債務已經處于資產負債表收縮周期中，企業新增債務的動力也表現得越來越弱，離債務收縮僅一步之遙，最近兩年社融主要依靠政府債支撐。

2024年新增政府債17.6%、2025年前11個月新增政府債37.8%這樣的增速，也是不可持續的。315%的宏觀杠桿率是中國債務基本觸頂的強烈信號，在家庭和企業債務收縮中，通過政府增加債務來結構性控制總債務的坍塌，并不容易。

而債務，是推動投資和消費的重要變量。沒有債務的增加，投資和消費的增加將變得異常困難，2025年投資出現幾十年來的第一次下降，不僅是債務不可持續的信號，也是債務無法繼續成為中國經濟推動力的信號。

1，投資。

2025年投資動能疲弱，主要因信貸增長放緩和生產者價格下跌。基于限制產能以提升盈利和價格為基礎的反內卷運動，短期內也會抑制新的制造業投資。

從政策慣性而言，盡管中期投資活動趨于穩定的理由依然存在，但房地產市場在2030年之前也很可能繼續走弱。在財政政策沒有實質支持的情況下，任何投資加速都必須來自私營部門，無論是因為通縮結束的前景，還是信貸增長從當前6%-7%的速度大幅加快。因此，我們預計整體投資將在持續下降中最快至2029年后才有可能企穩，但在2035年恢復超過5%的年投資增速依然不太可能。

2，家庭消費。

2025年下半年的消費寒意已經非常明顯，進入2026年，消費動力依然較弱，因為我們尚未看到推動消費復蘇的根本因素——增加個人收入的切實可行的政策信號。在改革收入分配和社會保障制度之前，維持基本的消費增長的預期主要取決于以舊換新、消費補貼的規模和產品范圍，但相較于2025年，補貼不太可能大幅擴大。在最佳情況下，2030年之前消費可能貢獻2.5個百分點的增長，2031-2035年，消費增長可能回落到1%左右。

需要注意的是，目前提升消費的重點，依然體現在刺激消費率不太可能繼續提高的中高收入群體中，對具有消費潛能的中低收入階層，依然是政策盲區。

3，政府消費。

政府支出來源于政府債務和政府收入之和。但伴隨著政府債務的快速增加，政府的財政收入增幅正在顯著回落，政府支出中債務成本的支付卻在快速增長。至關重要的是，政府的新增債務，需要拿出較大部分來置換各地超過65萬億投融資平臺的隱性債務。這是一個漫長的過程和艱巨的任務。

鑒于赤字持續擴大和債務持續增加必然將觸碰中國政府債務評級紅線，也會受到債務風險的約束，因而赤字和債務的增加也是有限的，這決定了今后10年重大的財政刺激不太可能。我們預計今后10年，政府消費對經濟增長的貢獻將持平。

4，凈出口。

未來十年中國的凈出口，取決于出口增長能維持多久，以及中國為繼續擴大其全球出口市場份額能在出口補貼和匯率上做出多大的犧牲。

有一點可以肯定，由特朗普通過差別關稅所構筑的中國出口圍墻已經在建。我們對美國這個全球最大進口市場的出口已經下降了四分之一。為了形成較高的凈出口增長，我們使用了結構性的匯率政策，即在對美出口面臨高關稅的前提下，通過人民幣對美元升值來減緩資本流出；通過人民幣對歐元大幅貶值來進一步增加對歐洲出口的價格競爭力，削弱歐洲商品對中國出口的競爭力，將對美出口的下降轉移到歐洲市場。但歐洲正在應對中國低價商品的涌入和對中貿易逆差的急劇放大。這種結構性匯率政策短期有效，長期很難持續。

可以預估，2026年開始，貿易扭曲將成為經濟下行的壓力。但降低匯率和增加對出口的補貼短期可以延緩凈出口的收縮。2030年之前，我們預期凈出口將為我們的GDP帶來0.5-1個點的GDP增長，此后大概率存在顯著下行風險。

5，結論。

無論如何，今后能夠將中國經濟維持在一定水平比如3%左右的唯一動力來自家庭消費。而家庭消費的復蘇取決于大刀闊斧的對收入、資源分配制度的改革和社會保障制度的改革。三郎認為，如果改革到位，后五年，中國GDP能夠維持2%-3%的增長，2030-2035年，經濟增長能加快到4%-5%。如果無法及時啟動這些改革，2026年，中國將更加依賴這筆盈余來實現增長。鑒于國內需求疲軟和財政政策空間有限，出口增長下滑的影響將更大。2030-2035年的經濟增長可能難以突破2%。

【作者：徐三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