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毅夫：2035年前，中國實現年均5%-6%的增長是可能的

12月8日， 北京大學新結構經濟學研究院院長、國發院名譽院長、南南學院名譽院長林毅夫在北京日報刊文《后來者優勢的本質，正是我們與發達國家之間的差距——2035年之前實現年均5%-6%的增長是可能的》。全文如下——

中國經濟持續快速增長的

內在邏輯

自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為何能發展得如此迅速？分析任何問題都應探究其本質。要了解中國經濟為何能快速發展，就要先探究發展的本質。

發展的結果表現為人民收入水平的不斷提高，而收入水平不斷提高的前提是生產力水平的不斷提高，這就需要新質生產力不斷涌現。如何實現生產力水平的不斷提高和新質生產力的不斷涌現？要求現有的產業技術不斷創新，附加值更高的新產業不斷涌現。這是新質生產力的來源，也是發展的決定因素。這一點對于發展中國家和發達國家是相同的。

然而，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之間有一處重大不同。

美國、西歐等老牌發達國家自工業革命以來，其技術和產業一直處于世界最前沿，所以這些國家要想繼續創新，就必須自行發明新技術，創造新產業。發明的投入巨大、風險極高，若成功則一本萬利，但大多數的發明嘗試以失敗告終。因此，從工業革命至今，發達國家的人均GDP增長緩慢。

發達國家之所以必須進行發明創造，是因為其技術水平已經是全世界最先進，如果不發明就沒有新技術，如果不發明也就沒有新產業。發展中國家同樣需要努力進行技術創新與產業升級。然而，發展中國家發現目前所采用的技術尚不如發達國家先進，目前的產業附加值也較低，那么，為何不借鑒發達國家的先進技術，引進發達國家附加值更高的產業呢？因此，發展中國家在技術創新與產業升級方面有兩種可能的方式。一種是自行進行發明創造；另一種則是利用后來者優勢，引進、消化、吸收，作為再創新的來源。自行發明創造的成本非常大、風險非常高；而引進消化吸收的成本相對更低，風險也相對較小，因為所涉及的技術與產品已經成熟。

基于上述分析，若發展中國家懂得利用后來者優勢，其技術創新的速度和產業升級的速度都有可能快于發達國家。從理論上講，其發展速度有可能快于發達國家。但是具體能快多少，在理論上難以精確量化，需結合歷史經驗來分析。

因此，如果懂得這個道理，理解這個歷史經驗，就不難解釋為何中國在改革開放后能夠取得這么長時間的高速增長。

中國是否仍具后來者優勢

要看與發達國家差距多大

目前，對于中國未來的發展存在一些悲觀的看法。原因主要基于兩方面：一是人口老齡化，二是中美摩擦。在國際上也出現了“中國見頂論”的論調。那么，我們的發展前景究竟如何呢？我認為，這主要取決于我們的發展潛力。如果我們能夠解放思想、實事求是，就仍然能夠實現快速發展。

中國的發展潛力如何衡量？如前所述，我們快速發展的原因是利用了后來者優勢。但是有人質疑，經過了四十多年的快速發展，我們的后來者優勢是否還足夠？一種觀點是，亞洲四小龍利用后來者優勢實現了約20年的8%-10%的增長，而我們已經實現了45年的年均8.9%的增長，潛力似乎即將耗盡。另一種觀點是，那些曾經利用后來者優勢實現高速增長的國家，當其按照購買力平價計算的人均GDP達到14000美元時，經濟增長速度普遍放緩，降至與發達國家相似的3%左右。據此，有人認為中國也將如此。如果中國僅能有每年3%左右的增長，那將不可能縮小與發達國家之間的差距。這是“中國見頂論”的一種理論依據。

但實際上，我們是否仍具備后來者優勢， 不取決于我們利用該優勢的已有時長，也不取決于我們現在的絕對水平有多高， 而是要看我們與發達國家之間的差距還有多大。這才是后來者優勢的根源?？磫栴}應看本質，而不能停留在表象。后來者優勢的本質，正是我們與發達國家之間的差距。

后來者優勢能夠帶來更快的發展，但究竟能發展多快則需參照歷史經驗。我自2019年開始關注這一問題。當時，按照購買力平價計算，我國人均GDP為美國的22.6%，這相當于德國在1946年、日本在1956年以及韓國在1985年與美國的差距水平。這三個國家在其與美國存在類似差距時，均表現出色。德國在1946年至1962年的16年間，平均年經濟增長率為9.4%，人口增長率為0.8%，因此其人均GDP增長率為8.6%。日本從1956年至1972年的16年里，平均年經濟增長率為9.6%，人口增長率為1%，人均GDP增長同樣為8.6%。韓國在1985年至2001年的16年間，盡管遭遇亞洲金融危機期間有負增長，但平均經濟增長率仍達到9%，人口增長率為0.9%，因此人均GDP增長率為8.1%。鑒于歷史上同類優勢帶來的增長，我們利用與美國之間的技術差距，理應在從2019年起的16年里有人均GDP年均8%的增長潛力。

中國有第四次工業革命

國內超大規模市場等優勢

中國還擁有一個當年的德國、日本、韓國所不具備的優勢 ， 即第四次工業革命。

第四次工業革命的核心特征是人工智能和大數據，這些技術的特性是研發周期很短。研發周期短意味著資本投入相對較少。以DeepSeek為例，僅需幾百人和三四年的時間，所以資本投入相對較小。2024年我國人均GDP為13445美元，尚未達到高收入國家水平，與美國的人均85000美元相比，差距明顯，美國的資本實力顯然更為雄厚。然而，在第四次工業革命中，研發周期短和資本投入少的特點，使得人力資本成為更關鍵的因素，而資本相對少已不構成我們的劣勢。人力資本包括在科學、技術、工程和數學等領域的教育所獲得的能力，這些是第四次工業革命的核心要素。在這些學科，我國每年有超過600萬的大學畢業生，這一數字超過了七國集團的總和，因此我們擁有顯著的人才優勢。

而且，我們擁有國內超大規模市場的優勢。按照購買力平價計算，我國國內市場為世界最大，這為任何新產品或技術提供了迅速實現規模經濟的可能。此外，我國擁有全世界最完善的產業配套。

2035年前年均5%-6%的增長

是可能的

綜合以上來看，我國在2035年之前具備8%的增長潛力，這并非高估。或許有人會提出疑問，美國對我們采取技術限制措施，我們在技術引進受阻的情況下是否還能依賴后來者優勢？其實，我們所需引進的技術中的大部分，美國都不是唯一供應者，其他一些發達國家同樣擁有這些技術，并且愿意與我們進行交易。因此，盡管存在“卡脖子”問題，但這種情況少之又少。既然如此，我們有足夠的底氣相信，通過新型舉國體制，短則3年，長則5年，這些技術我們基本上都能實現突破。

到2035年之前我們仍有8%的增長潛力，但要將潛力轉化為現實，我們仍需克服包括人口老齡化在內的一系列困難。盡管人口老齡化不會影響增長潛力，但其對社會的影響不容忽視，需要我們妥善照顧老年人群體。美國的“卡脖子”措施雖不會使我們陷入絕境，但面對限制時，我們必須擁有足夠的資源進行技術攻關。同時，我們還需追求高質量發展，并應對全球氣候變化帶來的挑戰。

盡管如此，我個人的看法是，在8%的增長潛力下，我們在2035年之前實現年均5%-6%的增長是可能的。若以同樣的方式分析，在2036年至第二個百年目標的2049年期間，我們應有6%的增長潛力，可以實現3%-4%的增長。若能如此，到2049年，我國人均GDP有望達到美國的一半。

一旦我國人均GDP達到美國的一半，民族復興的偉大目標就會實現。屆時，中美關系也會得到改善。原因在于，美國現在對我們發起貿易戰和科技戰，前提是其在科技和軍事領域的實力強于我們。而到了2049年，當我國人均GDP達到美國的一半時，國內經濟比較發達的北京、天津、上海以及東部沿海的山東、江蘇、浙江、福建、廣東五省，其人均GDP有望與美國持平。這三市五省的人口總和約為4億多，略高于美國當前的3.3億人口。美國同樣面臨人口老齡化，靠移民其人口增長速度快于我國，但到2049年時其人口應該還少于4億，我國三市五省的經濟體量將略大于美國，而人均GDP水平相當，這意味著這三市五省的平均勞動生產率和平均產業技術水平與美國持平。因此，屆時我國在體量上略勝一籌，技術上與美國并駕齊驅，美國將無法再對中國施加技術上的限制。這是其一。

其二，屆時我國的經濟體量將是美國的兩倍，而美國的高科技企業不能沒有中國市場。因為高科技企業需要巨額的研發投入，而投入后如果有幸成功，之后的利潤大小取決于市場的規模。中國市場的規模是美國的兩倍，若失去中國市場，美國高科技企業的盈利可能從高盈利轉為低盈利，甚至不盈利。若企業無法盈利，企業管理者的領導地位將難以維系。高科技企業需要持續而大量的研發投入，而高盈利是持續投入的保障。高科技產業的競爭相當激烈，因此，中國市場對美國高科技企業而言生死攸關。

同時，若美國老百姓無法獲得來自中國物美價廉的產品，其生活質量將直接受到影響。而且，眾所周知，貿易是互利共贏的，小經濟體從中獲益更多。當前，美國頻繁使用貿易戰手段的主要原因是我國經濟體量與美國相當，按照購買力平價計算的經濟規模約為美國的1.3倍，而按市場匯率計算則為其65%至70%。因此，雙方的經濟規模孰大孰小尚難定論。加之美國在高科技領域的優勢，使其能夠對我國施加技術限制。然而，到了2049年，美國將無法在高科技領域對我們“卡脖子”，其經濟體量又小于我國，中美貿易對美國的好處將超過我國。

因此，美國到那時一方面無法限制我國，另一方面與我國保持良好關系將對其更為有利，中美有條件實現和平共處。世界最大兩個經濟體的和平相處，將成為世界穩定發展的重要基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