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正將蜀漢推向絕境的，并非諸葛亮劉禪，而是斯文敗類老匹夫的他

那年成都城快要守不住的時候，誰都沒想到，站在朝堂中央說服劉禪放棄抵抗的，不是姜維，也不是太常陳祗，而是一個讀書人——譙周。

他沒披甲上陣，也沒握兵權在手。

只是一介文臣，坐在案前寫寫文章，講講大道理。

可偏偏就是他，一張嘴，成了蜀漢最后的決策引導者。

那天早朝，氣氛緊繃。

魏將鄧艾已經逼近綿竹，成都離戰火只剩幾天。

劉禪召集大臣，想聽聽眾人的主意。

有人提議死守，有人主張突圍，還有人沉默不語。

可譙周站出來，只說了一句話：“陛下，若求一邦之安，非和不可。”

這話不重，但很穩。

他沒有譏諷誰，也沒推崇誰。

只是平靜地擺出一堆利害，說敵強我弱，再戰只會玉石俱焚。

劉禪聽了，沒反駁，只是低頭默想。

那一刻，整個朝堂靜得出奇。

可要說這事就這么簡單，那可真低估了譙周。

得從頭說起。

譙周是巴西人，出生在個書香門第，父親譙榮是讀《尚書》的大儒，家里滿是經書。

他從小好學，天文地理、經史百家都鉆研得很深。

那會兒的益州，文人圈子不大，譙周靠學問出了名，諸葛亮聽說后，專門請他來做“勸學從事”——說白了，就是教書育人、引導士子。

他在益州辦學幾十年，培養出不少人才。

像《三國志》的作者陳壽，就是他的學生。

還有后來投降晉朝、守住永安不降的羅憲，也拜過他門下。

這就有意思了。

他不是將軍，卻影響了一代官員的腦子；不是丞相，卻在朝堂上說話能左右局勢。

原因就在這幾十年的“教書育人”里。

從諸葛亮到蔣琬，再到費祎，蜀漢中后期的政權更替中，譙周始終穩坐文教核心。

他不爭不搶，只用筆和口，慢慢把“保全”“務實”“休養生息”的觀念，一點點灌輸進年輕人的頭腦里。

當時的蜀漢已經不比早年。

起初靠諸葛亮苦撐，法紀嚴明，士氣高漲。

可北伐未成，國庫空虛，百姓疲敝。

姜維接手后，仍然堅持出兵，但朝中異議漸多。

258年，譙周寫了篇《仇國論》，公開反對再戰。

他在文中說，小國對大國，不能靠窮兵黷武；再打下去，只會引火燒身。

他沒有點名，但明眼人都知道，這是在批姜維，也是在反駁已經去世的諸葛亮。

奇怪的是，這種言論按理說該被斥為“動搖軍心”，可譙周不僅沒被貶，反而升官了，成了光祿大夫，位列九卿。

那幾年，朝中不少年輕官員都對《仇國論》頗為認同。

不是他們沒血性，而是他們從小聽的，就是“現實為上”“休戰為福”。

這些人，很多是譙周學生，或者受他影響。

這不是一篇文章的力量，而是幾十年思想播種的結果。

當時的蜀漢，已經不像當初那樣講“漢賊不兩立”了。

更多人追求的是穩定，是保命，是“安邦”。

姜維再怎么上疏請戰，也敵不過朝中文臣的默然。

說起來，譙周并不主張投降。

他只是認為，打不過，就別打。

他在戰前曾勸劉禪加強防守，也曾支持修筑防線。

可當魏軍真的打到門口，他又是第一個站出來，說“降是對百姓最好的選擇”。

這不是變卦，是他一直的底線：不求復國，只求不亡。

有人說他是“斯文敗類”，也有人說他是“明哲保身”。

可從他那些年寫的文章看，他并不貪圖富貴，也沒什么私心。

他只是覺得，再戰必敗，不戰或許能保住一城百姓性命。

當然了，這種選擇，注定會被后人爭議。

投降之后，劉禪被封為“安樂公”，蜀中百姓也沒遭遇大規模屠殺。

朝中不少大臣被安置在洛陽，繼續任職。

譙周自己，也沒有留在朝中，而是回到老家，講學著書，沒再出頭露面。

后來，有人問陳壽：“你師父當年怎么就那么平靜地接受了蜀漢滅亡？”

陳壽沒直接回答，只留下了一句話：“譙太師之言，非為一人計，乃為一邦計。”

至于對不對，后人自有公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