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長求作業，老師反投訴！小學作業大戰背后藏著多少無奈？

深夜，一位小學老師在電腦前敲下投訴信：“我舉報那些要求布置作業的家長！” 這一幕，與大多數老師在家校群里發布作業的場景形成了奇妙的倒置。

近日，湖南永州道縣的一名小學老師做了一件“反常規”的事——他（她）沒有因為作業問題被家長舉報，而是主動上網投訴家長，原因是部分家長不斷要求給小學一、二年級的學生布置書面家庭作業。

當教育局給出“按規定不應布置”的明確支持后，這場爭論并沒有平息，反而在網絡上掀起了關于“減負”政策、教育焦慮和家校責任的更深層討論。曾經站在對立面的老師與家長，這一次因為“作業”站在了同一戰壕，面對的卻是同一份“減負”政策。

01 角色反轉：老師投訴家長“逼”自己布置作業

在多數人的印象里，家校矛盾中的“投訴方”通常是家長。他們可能抱怨作業太多、考試太難，或老師管教太嚴。但在道縣，劇情上演了反轉。

一位自稱是道縣低年級小學老師的網友，在紅網“百姓呼聲”欄目上發出了這封特別的“投訴信”。他（她）在信中坦言，自己遇到了一個讓人左右為難的困境：一部分家長持續、堅決地要求老師必須給一、二年級的孩子布置家庭作業。

這讓恪守規定的老師感到壓力巨大。這位老師解釋說，適量的課堂練習在校內已經完成，如果再額外布置家庭作業，不僅是“公然對抗教育部規定”，更是對孩子身心健康的損害。

老師認為，這些要求是無理的，甚至將其上升到了“抵辱老師”的程度，因此請求上級部門“嚴懲”。

道縣教育局的回應簡單而明確：根據教育部規定，小學一二年級不得布置書面家庭作業。教育局鼓勵老師們“理直氣壯”地執行這項規定，并呼吁家長理解、支持學校，共同促進孩子健康成長。

02 政策的“本心”：為何要為一二年級“松綁”？

老師投訴家長的底氣，源于一項執行多年的國家政策——“雙減”背景下的“限時令”和“睡眠令”。

教育部等相關部門三令五申，核心目標非常明確：減輕學生過重的課業負擔，保障其充足的睡眠和體育鍛煉時間，促進身心全面發展。

對于小學一二年級，規定尤為嚴格：不布置書面家庭作業，不進行紙筆考試（通常只允許一次期末綜合評價）。這背后的科學依據是，低齡兒童的注意力集中時間有限，手指小肌肉群發育尚不完善，長時間書寫不利于身體發育，也容易過早催生厭學情緒。

政策的出發點無疑是充滿關懷的。它試圖把童年從無休止的作業和競爭中解放出來，讓孩子有時間去玩耍、閱讀、探索自然和發展興趣。然而，再好的政策，一旦落入復雜現實，就可能產生意想不到的“碰撞”。

03 家長的“焦慮”：不寫作業，怎么知道學會了沒？

面對老師的投訴和教育局的支持，許多家長，尤其是當事家長，感到的可能是委屈和不理解。他們的訴求背后，并非“無理取鬧”，而是一種極為現實的教育焦慮。

“平時不寫作業、不考試，家長兩眼一抹黑，完全不知道孩子在學校學了什么，學得怎么樣。” 一位網友的評論道出了眾多家長的心聲。等到期末，一張簡單的評價單或一次非筆試的測評，可能無法真實反映問題。一旦發現孩子基礎沒打牢，“一個學期學了個寂寞”，再想追趕就非常吃力了。

這種焦慮在社交媒體上引發了大量共鳴。有家長表示：“快樂童年和夯實基礎，難道一定是矛盾的嗎？”“我們不是要‘雞娃’，只是希望有一個溫和的、可量化的反饋機制，知道孩子的學習狀態。”

更有家長擔心，在“不考試、不排名”的寬松環境下，一些孩子可能養成松散的學習習慣，等到三年級功課陡然加重時，會面臨巨大的“坡度挑戰”，從而產生更嚴重的挫敗感和厭學情緒。

04 老師的“夾心層”：規定與期望之間的困境

在這場爭論中，那位投訴的老師，其實也處于一個尷尬的“夾心層”位置。

一方面，他們必須不折不扣地執行上級的減負規定。任何額外的書面作業都可能成為被問責的“證據”。另一方面，他們又直接面對家長的期望和壓力。家長希望孩子出成績，這種壓力最終會傳導到老師身上。

一些老師在網上匿名吐露心聲：“我們理解家長的焦慮，但政策紅線不能碰。有時候，我們比家長更清楚個別孩子需要鞏固，但能做的非常有限，只能在校內抓緊。”“家長把矛頭對準我們，我們也很難辦。”

事實上，近年來多地都出現過類似的“作業矛盾”變體。例如，有老師巧妙布置“實踐性作業”如做家務、跳繩，卻被家長質疑“不務正業”；也有家長自發組織“作業團購群”，輪流給孩子出題，以填補“作業真空”。這些現象都說明，單純的“禁令”并未消除需求，只是讓矛盾換了一種形式存在。

05 網友激辯：教育，到底該聽誰的？

事件曝光后，迅速成為網絡熱點，網友的觀點激烈碰撞，大致分成了幾個陣營：

“支持老師派”：
“規定就是規定，老師依法依規辦事還有錯了？為這位敢于堅持原則的老師點贊！”
“家長需要轉變觀念了，孩子不是學習機器，一二年級培養興趣和習慣比刷題重要一萬倍。”
“有些家長自己焦慮，卻把壓力轉嫁給孩子和老師，這才是教育內卷的根源。”

“理解家長派”：
“政策是好的，但落地不能‘一刀切’。城鄉之間、學校之間、孩子個體之間都有差異，完全零作業真的適合所有人嗎？”
“家長不是教育專家，他們最直觀的‘抓手’就是作業和分數。現在這個抓手沒了，焦慮是人之常情。教育部門不能只‘堵’不‘疏’。”
“投訴老師的家長可能方法欠妥，但訴求有合理成分。家校應該溝通，而不是對立和投訴。”

“理性反思派”：
“問題的核心是評價體系沒變。中考、高考的指揮棒還在，低年級‘放羊’，高年級‘打仗’，這種斷裂才是焦慮的源頭。”
“老師和家長本應是盟友，現在卻成了‘投訴’關系，這才是最可悲的。我們的教育生態怎么了？”

06 超越“作業之爭”：尋找第三條路

這場“老師投訴家長”的鬧劇，像一面鏡子，照出了當前教育減負中的深層次困境：政策剛性執行與個體差異化需求之間的矛盾。

要解決這個矛盾，或許不能簡單地評判誰對誰錯，而是需要家校雙方跳出“布不布置作業”的二元對立，共同尋找“第三條路”。

對學校與老師而言，規定要執行，但溝通與創新不能缺位。例如，可以設計更多元、更靈活的非書面反饋方式：讓小朋友回家“當小老師”，把今天學的生字或算術題講給家長聽；通過朗讀錄音、數學游戲、科學小觀察等任務，讓學習過程可視化。同時，定期通過家長會、校園開放日、一對一家校溝通等方式，詳細說明孩子的在校情況和進步點滴，讓家長的“知情權”得到滿足。

對家長而言，可能需要一場深刻的“自我革命”。降低對“書面作業”和“即時分數”的路徑依賴，將更多精力轉移到培養孩子的學習興趣、專注力、閱讀習慣和時間管理能力這些真正影響長遠發展的“軟實力”上。正如教育局回應中所建議的，家長應“學習一些教育孩子的方法與技巧”。

對教育管理部門而言，在堅持減負大方向的同時，或許可以考慮給予學校一定的彈性空間，鼓勵探索分層、分類的指導方案，并大力推動教育評價體系的系統性改革。只有當“唯分數論”的魔咒被打破，多元成才的道路被拓寬，縈繞在低年級課桌上的“作業之爭”，才有可能真正煙消云散。

道縣教育局的支持函，為這場投訴暫時畫上了一個句號，但它遠未解答公眾心中的全部疑問。那位投訴的老師可能暫時松了一口氣，但明天，他（她）依然要面對班上那些對學習情況感到茫然的家長。

而全國的許多小學低年級教室里，類似的故事仍在以不同的版本上演。它提醒我們，教育是一項極其復雜的系統工程，任何一項看似利好的政策，都需要精心的配套措施、耐心的觀念引導和充滿智慧的執行藝術。

真正的“減負”，減去的應是違背規律的無謂負擔，增加的應是家校之間的信任、溝通與協同。畢竟，老師和家長的共同目標從未改變——那就是讓每一個孩子，都能在健康、快樂的環境中，成長為最好的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