港獨害人害己：黃之鋒父親賤賣房產舉家飛國外，不會被世界原諒！

2025年，曾經喧囂一時的香港街頭早已恢復了原本的秩序，但關于那一段混亂的歷史，正在被人們以一種極其冷靜甚至殘酷的方式重新審視。

當那個曾被西方媒體捧上神壇的“亂港少年”黃之鋒，在赤柱監獄里度日如年時，恐怕連他自己也沒想明白，為何所謂“齊上齊落”的豪言壯語，最終只剩下他一人在承受牢獄之災。

而那個親手將他推向政治懸崖的父親，此刻正身處南半球的澳洲，享受著某種不動聲色的“歲月靜好”，這是何等的諷刺，但恰恰也是自作自受。

他連同他的父親，哪怕之間充滿了背叛與冷血算計，這一生也注定不會被世界所原諒。

這件事還得從一筆慌亂的房產交易說起，2020年當《國安法》的靴子終于落地，整個香港反對派陣營實際上已經嗅到了結局的味道。

那年11月中旬，在距離黃之鋒被正式收監還有不到半個月的時候，他的父親黃偉明做出了一個極具決定性的動作，那就是賣樓，還是賤賣。

這套位于鴨脷洲海怡半島、面積約633平方英尺的單位，是黃家持有十多年的“老底”，回到2007年12月，黃偉明買入這套房子時只花了415萬港幣。

這本是許多普通香港中產家庭最標準的資產增值路徑，如果繼續持有，其價值本應隨著樓市穩步上升，但在那個決定命運的深秋，這套房子被掛牌后迅速易主。

成交價定格在980萬港幣，在外界看來，這筆賬面上賺了500多萬是一筆不錯的買賣，但只有真正的市場操盤手才看得出其中的驚慌。

這個價格比當時的市價足足低了一成左右，這就好比是在金融風暴前夜不計成本地拋售股票，對黃家而言，這不是在“止盈”，而是在爭奪一張逃離沉船的“救生艇票”。

哪怕少賺百來萬，也要把能帶走的現金死死攥在手里，這筆套現而來的約565萬港幣現金，隨后便成了黃偉明切斷與過去所有聯系、在海外開啟新生活的“啟動資金”。

就在這筆交易完成后的半個月，2020年12月2日，黃之鋒因為包圍警察總部案被判入獄13個月5天，那是這枚“棋子”徹底失去自由的開始，卻也是那位“棋手”父親全身而退的信號。

要看懂這場“棄子出逃”的冷酷，我們必須去審視黃之鋒這個“政治產品”究竟是如何被組裝出廠的，很多人只看到了他在鏡頭前的張牙舞爪，卻忽略了他身后那個時刻把控方向的成年人陰影。

黃之鋒的人生劇本，從一開始就被改寫了，這個出生于1996年10月的孩子，自幼便患有讀寫障礙，在極其看重學業成績的傳統教育體系里，他注定走得跌跌撞撞。

一個正常的父親，或許會花時間陪伴孩子克服困難，尋找適合他的溫和發展路徑，但作為激進的公民黨成員，黃偉明看到的是另一種機會。

他沒有選擇去修補兒子在學業上的短板，而是將這種因為成績不佳產生的挫敗感和對學校體制的不滿，巧妙地引導成了對整個社會制度的仇恨。

這是一種極其隱晦的“洗腦”，從童年時期開始，父親就頻頻帶著他出入各種示威游行場合，在這種喧鬧、狂熱且充滿對抗性的氛圍中，那個在學校里因為成績差而自卑的男孩，突然發現自己可以“高人一等”。

他開始覺得，并不是自己學習不行，而是“老師教的不對”，甚至是“整個體制都錯了”，這種自我膨脹的虛幻滿足感，成為了他后來激進行為的最強心理燃料。

到了2011年，當“學民思潮”這個組織掛牌成立時，明眼人都能看出，這絕對不是幾個十幾歲的中學生能獨立運作起來的局。

緊接著2012年的反國民教育風波，黃之鋒通過絕食、罷課等極端手段一戰成名，但這背后少不了成年人手把手的“戰術指導”。

也就是在這個階段，原本應該坐在教室里補習功課的黃之鋒，開始頻繁出入原本不屬于那個年齡層的名利場，通過父親的牽線搭橋，美國商會的大門為他敞開。

已退休的美國外交官楊蘇棣甚至親自上陣，傳授如何操弄輿論、如何利用意識形態進行滲透，他們還安排這個未成年的孩子飛往澳門。

與所謂的“NGO代表”和外資背景人士進行秘密會談，住的是五星級酒店，聽的是“只要堅持你就是自由世界英雄”的甜言蜜語。

這種極不對稱的“資源投喂”，讓年輕氣盛的黃之鋒迅速迷失，2014年，他在“占中”期間不僅成了非法活動的急先鋒，還在與執法者沖突中被捕。

那時候父親黃偉明還扮演著“救火隊員”的角色，第一時間趕去保釋，但他從未想過叫停兒子，反而是變相鼓勵其“死磕到底”。

到了2019年的“修例風波”，黃之鋒已經徹底淪為了境外勢力在香港制造混亂的最高效傳聲筒，從包圍警總到煽動更大規模的暴亂，他的破壞力達到了頂峰。

與此同時也為自己挖掘了深不見底的陷阱，所有關于“榮耀”的承諾，在鐵窗和法律的重錘面前，都顯得薄弱如紙。

轉折點來得如此迅猛，隨著《國安法》展現出雷霆萬鈞的震懾力，那些曾經簇擁在他身邊的光環迅速消散，黃之鋒身上背負的案子像雪球一樣越滾越大。

2021年5月6日，因未經批準集結再被加判10個月，2023年4月17日，又一宗案件讓他再領3個月刑期，而在2024年的串謀顛覆國家政權案審判中，他被判處了長達4年8個月的監禁。

更不用提，那個像達摩克利斯之劍一樣懸在頭頂的“勾結外國勢力”罪名，一旦坐實，等待他的極可能是終身監禁，他的后半生基本已被鎖定在沒有任何閃光燈的狹小牢房里，甚至連名字都被這一串冰冷的編號所取代。

而在這個年輕人面臨滅頂之災的時刻，大洋彼岸的另一端上演的卻是截然不同的一幕，就在2021年1月的某個清晨，也就是黃偉明賣房套現僅僅兩個月后。

這位“斗士之父”帶著妻子吳秋媚和那個還未卷入政治漩渦的小兒子，悄無聲息地登上了飛往澳大利亞的航班，沒有什么悲壯的告別儀式，也沒有“父子同進退”的最后宣言，這一家人走得干脆利落。

那個在2007年曾激烈反對LGBT平權、在網上發起攻擊同性戀運動、總是占據道德高地指點江山的黃偉明，在涉及自身安危的時刻，展示了令人咋舌的“實用主義”。

到達澳洲后，他迅速切斷了與過往圈子的公開聯系，過起了標準的退休寓公生活，曾經追逐新聞熱點的香港媒體試圖越洋連線，詢問他對于長子獄中處境的看法。

但聽筒里傳來的只有一句冷冰冰的“不方便回應”，隨后便是無盡的忙音，對于在赤柱監獄里熬日子的黃之鋒來說，這無疑是最諷刺的結局。

曾幾何時，德國外長馬斯為了某種政治目的高調接見他，美國《時代》周刊將他的面孔印上封面，把他包裝成反抗體制的少年圖騰。

當時的承諾信誓旦旦，獎學金、海外名校的入學機會、甚至是政治庇護的綠卡，但在他失去利用價值、徹底淪為階下囚之后，這些所謂的“國際盟友”跑得比誰都快。

那個曾經對他熱情擁抱的德國政客，早已跟他劃清界限，而那些西方媒體，除了在年度盤點時偶爾提一句他的名字以示“政治正確”外，再無任何實質性的營救方案。

甚至連他最親的家人，也將他視為了無法攜帶、也無法變現的“不良資產”，果斷剝離，在澳洲的陽光下，黃偉明或許正忙著幫小兒子適應當地的英語學校，享受著那數百萬賣房款帶來的安穩余生。

而在幾千公里外的香港，被他一手塑造成“英雄”的大兒子，正獨自面對漫長的刑期和眾人的唾棄，這種空間與境遇上的極致反差，扯下了最后一塊溫情的遮羞布。

這不僅僅是一個家庭的崩塌，更是一場殘酷的社會教學，那些當年跟在黃之鋒身后搖旗吶喊的年輕人，或許此刻才真正看清：在宏大的政治口號背后，往往藏著最精明的私人算計。

所謂的“如有事，以此兜”，在現實利益面前從來都是一句空話，那個被捧得最高的棋子，往往就是那個最早被丟棄的棄子。

也許房產可以折價變現，資產可以跨境轉移，甚至生活可以在異國他鄉重啟，唯獨那個聽信了這套邏輯、真的沖上去“違法達義”的年輕人，連后悔的權利都被沒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