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融入世界文明的征程，注定是短跑——陳浩武新書《從長安到羅馬：人類文明三千年》發布

有人說，這個時代的問題，并非沒有答案，而是再沒有一個答案還能被普遍相信。越是如此，人們越容易被每一個“對策”吸引，卻很少有人愿意回到問題的源頭，去思考那些更宏大、更深刻的命題。

在全球化退潮、地緣沖突加劇、經濟下行的背景下，人類社會，特別是處于轉型之中的社會，正又一次集體化身“迷茫的一代”：前方的路似乎消失在“霧中”，眼前的路也不知轉向何處。這種困惑，過去數十年中，在鳳凰網、共識沙龍、先知書店的多次對談中，一遍又一遍被提起：

動蕩時代，個人如何安身立命？

規則多變之下，企業出海該相信什么？

中國的現代化轉型，究竟路在何方？

面對這些問題，一般人的回答，往往充斥著繁復的分析：市場風口、政策影響、全球變量、戰略選項……似乎每一個細節都能成為“對策”，但仍然無法穿透迷霧，觸及核心。

陳浩武老師卻截然不同。他就像一位靜默的禪者，從不急于提供“答案”，而總是把視角拉回到根本：我們是否真正理解自己所處的文明坐標？他的全部回答都可以歸結為這樣一句話：理解世界文明，融入世界文明。

這句話看似平常，卻蘊含著返璞歸真的智慧。陳浩武站在思想巨人肩上、俯瞰歷史長河，親身體驗文明發生地之后的思考結晶。也恰好完美解釋了他這本新書的書名——《從長安到羅馬：人類文明三千年》：這是一部以全新視角，思行合一地探索人類文明演進的方向的佳作。

在文明的發生地了解文明：

重建“理解世界與中國命運”的坐標

縱觀過往的文明史著作，大致可以分為四類：

其一，是學術經典，系統宏大、條理分明，比如湯因比的《歷史研究》，學者們在書齋與典籍間推演概念、梳理框架，構建了令人敬畏的思想圖景；

其二，多為國外學者的皇皇巨作：視野寬闊、厚重、如威爾杜蘭特那套給“最偉大的思想者”立傳，更被季羨林先生評價為：“在結構龐大、語言優美、見解深刻、影響廣泛等方面，沒一部可與之相比”的《世界文明史》。

其三，相比前兩類，篇幅較短、也更流行。但對文明史，往往帶有一種“冷漠的態度”：要么把歷史梳理成“勝利者的總賬”，要么以總“上位視角”來審視、點評文明的優與劣。

第四類，也是當下最暢銷的類型，以個人在世界的見聞、感悟為主。作品趣味鮮活、易讀生動，但在思想深度和問題意識上，往往不及前兩類。

因此，很多不熟悉陳浩武老師的讀者，初見書名《從長安到羅馬》，容易誤以為這只是第四類的游記作品。但實際上，這本新作的獨特之處在于：它既融合了第四類的趣味性與第一類的思想深度；更兼具第二類作品所缺憾的，關注中國命運的問題意識，以及在當下最稀缺的，懷著悲憫之心，在文明的發生地理解文明的初心和境界。

除此之外，本書還有三大亮點，提供理解文明的全新視角，值得特別關注。

同中之異，異中之同：

在多樣性中探尋共性，

在差異中學會判斷的“新視角”

閱讀文明史，人們容易落入兩種陷阱——要么把文明割裂開，強調差異，忽略共性；要么把文明簡化為統一模式，模糊了各自獨特的歷史條件。《從長安到羅馬》的價值之一，就在于提出并實踐了“同中之異，異中之同”的方法論。讓人們在比較文明時，獲得一種超越表象和路徑差異的深層視角。

好比，書中談及軸心文明時，開篇便并置了四種文明的關鍵突破：古希臘超越荷馬諸神世界，古猶太反思摩西傳統，古印度松動“吠陀”權威，古中國突破三代禮樂傳統。

初看，這些文明似乎相距遙遠、道路迥異，但當它們被放在同一歷史平面上，深層的相似性逐漸浮現。

這種相似性不在于答案，而在于問題：當既有傳統無法回應現實經驗時，人類如何重新理解世界與自身？不同文明的回應不同，卻都指向對既定權威的反思、對終極意義的追問。

在這種并置中，“同中之異”清晰顯現：古希臘走向理性辯證，古猶太轉向一神信仰的道德內省，古印度展開解脫之道的哲學探索，而中國則在禮、仁與秩序之間，尋求可持續的人間安排。它們并非同一種思想的變體，而是各自社會結構與歷史條件下獨特的回應。

與此同時，“異中之同”也逐漸顯現：文明的差異，并非智慧高低，而是歷史環境與處境的產物。正是這些差異，塑造了各文明獨特的思考方式與回應策略。這種觀察方法，不僅能幫助人們理解文明的復雜脈絡，更為認識當下社會、預測未來趨勢提供新的視角。

“從世界看中國，從中國看世界”：

在文明對照中拓展視野，洞察本質

比較文明，讓我們看見差異；而切換視角，則是為了習得智慧。

在現代文明部分，陳浩武老師講述了一個看似微小，卻深刻影響歷史走向的中西文化交流故事。

1628年，耶穌會士龍華民在嘉定召開會議，就“天主”一詞的中文譯法展開激烈爭論。盡管利瑪竇的譯法最終獲勝，龍華民卻拒絕接受，他撰寫了《論中國宗教的幾個問題》，直指中國知識分子奉行無神論。

這篇文章傳回歐洲，引發強烈震動，并迅速改變了歐洲對中國文明的認知。原計劃由金尼閣主持、翻譯7000部西方書籍的大型文化工程因此中斷——一個可能深刻改變中國思想史走向的窗口，被提前關閉。

當然，書中探討的并非簡單的對錯，而是更深層的道理：文明交流的失敗，往往不是出于敵意，而是因為無法站進對方的世界去理解問題。當雙方都以各自的視角解讀世界，誤解、錯失與歷史的轉向便悄然發生。

宏觀、中觀、微觀結合：

每一章都有思想指南

市面上大多的文明史著作，要么只有宏大敘事，卻缺乏問題意識；要么細節豐富，卻無法上升為結構性的理解。與此相比，《從長安到羅馬》則從現實問題出發，在宏觀、中觀與微觀三個層面，給出了可思考、可驗證的洞察。

在談及中世紀宗教傳播時，浩武老師首先區分了“佛教在中國”與“中國的佛教”兩個常被混用、卻意義完全不同的概念：前者仍保留印度原生教義，后者則是在魏晉至隋唐間，在中國社會結構中生長出來的八大佛教宗派。

基于這一問題意識，他并未止步于文本分析，而是憑借對天臺宗與禪宗的長期興趣，走訪寺院中的佛學大師與方丈，從中捕捉到區分天臺宗與禪宗的關鍵符號。正是在這樣的行走與對話中，他獲得了許多只有在文明現場才能顯現的細節與判斷。

▲禪宗和天臺宗

在更宏觀的層面，書中同樣提出了不少令人震撼的洞見。談到新教改革的意義時，陳浩武指出：“宗教改革最大的價值，在于實現了工具理性與價值理性的和諧。新教倫理為科學發現與財富創造提供了信仰上的道德正當性，這是人類文明史上前所未有的突破。”

他進一步將這一邏輯與亞洲四小龍的崛起、中國改革開放的增長經驗聯系起來，指出現代化背后存在著可被比較的文明動力。

那么，為什么不同國家走向現代的難度會如此懸殊？陳浩武將問題再次推回軸心文明的源頭。他認為：中國長期是文明秩序的生產者，而日本則更早習慣于模仿與吸收他國文明，相比于日本，中國在學習現代文明之前，必須先融入世界文明，然后找到自己的位置。

當然，從短期看，歷史中不乏“彎道超車”的案例；但從長遠看，所有拒絕融入世界文明、沉迷投機取巧的文明，最終都難逃衰亡的命運——古埃及、古巴比倫，皆是前例。

當然，書中揭示的歷史規律與文明脈絡固然重要，但真正能引導理解、驅動行動的，始終是具體的人。從早年的實業探索到對市場經濟的深刻洞察，從商業實踐到懷抱悲憫的公益實踐，再從回溯文明源頭到追求思行合一，用傳奇來形容陳浩武老師毫無夸張。

他之所以能不斷跨界，永遠走在時代“前面”，正是求變、思考與行動結合的結果：每一次轉向，都是對世界、歷史與自我的再認識。他用行動證明：認知可以照亮前路，而唯有實踐，才能將洞見化為現實。

陳浩武的3次轉身，

每一次都走在“時代前面”：

改革開放初期，他從一個供銷社的普通售貨員，做到中國人民銀行湖北省分行研究所所長。1980年代，在“劉道玉時代”的武漢大學，他拿到經濟學博士。1990年代，他是第一批“敢為天下先”的孤勇者，下海創辦長江證券公司，使其躋身全國前六。

▲陳浩武先生對張維迎教授開玩笑說“我是被經濟學耽誤了”。

然而，在中國經濟飛速增長的2000年前后，他卻感到深深的不安：道德墮落、精神衰敗讓人活得不幸福、沒有尊嚴。于是，他完成第二次轉身，傾盡家財投身公益與文化事業，并在市場經濟的時代尋找信仰。

2006年前后，為了更深入理解信仰、洞察文明，回應中國向何處去的時代大問，他選擇真正回到“思想源頭”——不僅在思想上，更在身體上。他為自己設下一個“近乎笨拙卻大膽”的計劃：走出書齋，用腳步丈量世界文明。

十幾年間，他把書中抽象的事件，置于地理與人的選擇之中：從絲綢之路古關隘，到馬丁·路德的故鄉，再到明治維新的舊藩之地，每一次踏足，都是對歷史與現實的再認識。

這不是觀光，而是“邊讀邊想、以行證知”。正是這些年讀萬卷書、行萬里路的積累，讓他超越常規的理論視角，把認知照進前路，也讓行動化為現實，也最終才有了《從長安到羅馬》—一本真正“思行合一”的人類文明史。

當然，除了作為“思想的行者”，陳浩武老師的人格魅力同樣令人稱道。多年來，他的公益舉措讓鄉民與他結下深厚情誼，常寄土特產致謝；離開長江證券近三十年，當年的部下，不少人已成為金融領域的翹楚，但依然記掛著這位創始人，關注著“陳浩武講文明史”，新書一出版，更是迫不及待搶訂簽名版。

本書出版過程亦非坦途：題材宏大、話題專業，輾轉數家出版社，多位業內專家審閱，歷時四年方得問世。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這本書印制發行之際，恰逢陳浩武老師隨團奔赴南極前夕——南極之旅是七十歲的陳浩武對自己的另一次挑戰。在征得多方同意之后，陳老師攜本書一起奔赴了這場南極之旅。因此，本書可能是迄今在南極做特殊首發的中文世界第一本書。

為此，先知書店誠摯推薦這部凝聚陳浩武老師一生行走、思考與悲憫的文明史佳作。先知書店有幸獲得陳老師簽名版，掃描下圖二維碼，即可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