澎湖海戰：施瑯有什么好稱頌的

評判歷史人物應扎根于具體的時代語境與史實細節，施瑯之所以值得稱頌，并非因其個人品行無瑕，而是他在明末清初的分裂亂世中，以軍事智慧與戰略遠見完成了國家統一大業，其功績經史料印證，更經得起歷史長河的檢驗。

施瑯的稱頌首先源于澎湖海戰中實打實的軍事成就。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清廷在歷經11次和談失敗后，決意以武力結束臺灣與大陸的數十年割裂狀態，施瑯臨危受命擔任福建水師提督，全權主持征臺事宜。他力排眾議，堅持“先取澎湖，以扼其喉”的戰略構想——相較于直接進攻臺灣本島，澎湖作為咽喉要地，攻克后可斷絕臺灣外援，形成關門打狗之勢。在作戰時機選擇上，他摒棄常規的北風進軍思路，巧用夏季南風突發進攻，打了鄭軍一個猝不及防。決戰中，施瑯親率300艘戰船、兩萬余水師，分三路向澎湖發起總攻，東路攻雞籠山、西路取牛心灣，中路直搗娘媽宮核心陣地，經七日鏖戰，焚毀鄭軍戰船百余艘，殲滅主力部隊，迫使鄭軍統帥劉國軒狼狽逃回臺灣。這場戰役以極小的代價取得完勝，為臺灣的和平歸降奠定了堅實基礎，其戰術部署之精妙、指揮調度之果斷，堪稱古代海戰的經典案例。

更值得稱頌的是他超越個人恩怨的政治智慧與保臺固疆的遠見卓識。施瑯與鄭氏集團有著血海深仇——早年因與鄭成功的矛盾，其父兄慘遭誅殺，這份私怨足以讓他在破島后展開報復。但他深知收復臺灣的核心是國家統一而非個人復仇，進入臺灣后，即刻推行撫綏政策：撫傷兵、釋戰俘、免賦稅，甚至親赴鄭成功祠堂獻祭，以“君事也，敢報私怨乎”的誓言安撫民心，迅速穩定了動蕩的社會秩序。尤為關鍵的是，當臺灣收復后，朝堂之上出現“遷民棄臺”的荒謬論調，甚至有人主張將臺灣贈予荷蘭人時，施瑯在《恭陳臺灣棄留疏》中據理力爭，明確指出“臺灣雖在外島，實關四省之要害”，棄之則“必釀成大禍”，留之則“永固邊圉”。他詳細闡述了臺灣的戰略價值與治理可行性，建議設府置縣、屯兵鎮守，最終說服清廷采納其主張，于康熙二十三年正式設立臺灣府，隸屬福建省，將臺灣納入中國版圖，徹底結束了臺灣的割據狀態。

施瑯的功績，本質上是順應國家統一大勢的歷史必然。他或許有“兩度易主”的爭議性經歷，但其晚年的作為始終圍繞著“統一”與“守土”兩大核心。澎湖海戰的勝利，結束了明末以來臺海地區的戰亂紛爭；力主保臺的壯舉，為后世奠定了臺海地區的穩定格局，促進了臺灣與大陸在政治、經濟、文化上的深度融合。正如史學家汪榮祖所言，“從法理上、建置上而言，臺灣真正歸入中國版圖，是施瑯平臺之后才成為事實的”。

歷史紀實從不回避人物的復雜性，但更注重其核心行為對國家與民族的長遠影響。施瑯以一場決定性的海戰完成了國家統一，以一份擲地有聲的奏疏保住了中國的東南海疆，這份功績關乎領土完整、關乎民族福祉，遠比個人私德的爭議更為重要。三百多年后的今天，海峽兩岸同屬一個中國的事實，正是對他當年功績的最好印證，這也正是施瑯值得被歷史稱頌的核心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