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齊奧塞斯庫夫婦最后被打成篩子
歷史里有些詞匯,本身就帶著刺骨的寒意,比如“月經警察”便是這樣一個詞。它誕生于1966至1989年的羅馬尼亞,不是科幻小說里的虛構,而是數百萬女性長達二十三年的日常現實。
這個詞精準地刺穿了所有文明的偽裝,當一個政權開始系統地監控女性的月經周期,將子宮視為國家財產,將生育能力定為公民義務時,我們看到的便不只是政策的失敗,而是一種極權統治最本質的形態,它將權力的毛細血管,伸向了人最私密、最不容侵犯的身體疆界。
一切的起點,包裹著一層看似“理性”的外衣,上世紀60年代初,羅馬尼亞面臨生育率下降和人口老齡化,尼古拉·齊奧塞斯庫上臺后,將人口增長擢升為國家核心戰略,1966年的第770號法令,徹底廢除了墮胎與節育的合法性,強制每對夫婦生育至少四個孩子。
政策背后是一套嚴密的、將個人完全工具化的邏輯,胎兒被定義為“國家財富”,不生育則被斥為“背叛祖國”。在這里,女性不再是擁有自主意志的個體,而是國家人口工程的“生育單位”。國家利益的名義,為侵入最私密的個人生活提供了“正當”理由,這揭示了一個危險的范式,一旦“集體目標”被絕對化,個體的身體自主權便成了第一個可以犧牲的祭品。
法令的恐怖,在于它那無孔不入、例行公事的執行方式,“月經警察”并非一個正式職稱,卻是對一套龐大監控體系最貼切的民間命名。
全國所有育齡女性,無論工人、教師還是農民,都被強制納入月度婦科檢查體系,她們必須向單位、工廠或社區報到,接受妊娠檢測,月經周期與子宮狀況,不再是個人隱私,而是被登記在冊、接受組織審查的“國家事務”,未按時報到者,將面臨失業、降薪和全社會排斥。
這種監控的日常性,正是其恐怖的核心,它不是偶發的暴力,而是制度化的、可預期的侵擾。權力通過將這種侵犯例行化、程序化,成功地將其“正常化”,女性排著長隊等待檢查的場景,成了那個時代最屈辱的集體記憶,她們的生物節律,被置于國家機器的顯微鏡下,自由意志在身體層面被徹底剝奪。
強制政策的直接后果,是一場巨大的人道災難,地下墮胎黑市猖獗,無數女性因不安全的操作死于感染和大出血,醫院產科爆滿,醫療資源崩潰,嬰兒死亡率在法令頒布一年內飆升了145.6%。
更為殘忍的是,政權為了掩蓋失敗,下令嬰兒必須存活滿月才可登記出生,這意味著,大量夭折的新生兒從未在官方統計中存在過。權力不僅制造了死亡,還試圖系統性抹去死亡的痕跡。
而那些在強制下出生的孩子,則構成了另一重悲劇,大量來自無力撫養家庭的“法令嬰兒”被遺棄,涌入條件惡劣的國立孤兒院。1989年時,全國已有超過17萬這樣的兒童,他們中許多人即便后來被收養,也終生背負著早期情感剝奪和發育遲緩的創傷。一場以“增加人口”為名的運動,最終制造了規模浩大的身心殘障群體,摧毀了整整一代人的幸福可能。
羅馬尼亞的這段歷史之所以在今天仍被反復提及,并非因為它僅僅是“過去的故事”,它是一面棱鏡,映照出當權力不受約束時可能抵達的極端形態。
它告訴我們,文明的底線,不在于高樓大廈或尖端科技,而在于一個人能否安全、自主地支配自己的身體,當權力可以合法地決定一個女性能否懷孕、必須何時生育,它便已然越過了所有權利的邊界,將人物化為徹底的客體。
“月經警察”的幽靈,警示著任何一種以“更高目標”(無論是國家發展、民族復興還是社會福祉)為名,系統性侵奪個人身體自主權的理論或實踐,它提醒我們,對女性權利的侵犯,往往是更廣泛權利侵蝕的序幕。當最私密的領域都無法設防,公共領域的自由便更無從談起。
齊奧塞斯庫的政權早已崩塌,但那種將個體工具化、將身體國家化的思維,并未從地球上徹底消失,它在不同語境下改頭換面,時而暗示,時而明言。重溫“月經警察”的歷史,正是為了辨認這種思維的魅影,守護每個人的身體主權,就是守護我們作為自由人的最后,也是最根本的堡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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