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月經警察”，對女性最私密的侵犯

齊奧塞斯庫夫婦最后被打成篩子

歷史里有些詞匯，本身就帶著刺骨的寒意，比如“月經警察”便是這樣一個詞。它誕生于1966至1989年的羅馬尼亞，不是科幻小說里的虛構，而是數百萬女性長達二十三年的日常現實。

這個詞精準地刺穿了所有文明的偽裝，當一個政權開始系統地監控女性的月經周期，將子宮視為國家財產，將生育能力定為公民義務時，我們看到的便不只是政策的失敗，而是一種極權統治最本質的形態，它將權力的毛細血管，伸向了人最私密、最不容侵犯的身體疆界。

一切的起點，包裹著一層看似“理性”的外衣，上世紀60年代初，羅馬尼亞面臨生育率下降和人口老齡化，尼古拉·齊奧塞斯庫上臺后，將人口增長擢升為國家核心戰略，1966年的第770號法令，徹底廢除了墮胎與節育的合法性，強制每對夫婦生育至少四個孩子。

政策背后是一套嚴密的、將個人完全工具化的邏輯，胎兒被定義為“國家財富”，不生育則被斥為“背叛祖國”。在這里，女性不再是擁有自主意志的個體，而是國家人口工程的“生育單位”。國家利益的名義，為侵入最私密的個人生活提供了“正當”理由，這揭示了一個危險的范式，一旦“集體目標”被絕對化，個體的身體自主權便成了第一個可以犧牲的祭品。

法令的恐怖，在于它那無孔不入、例行公事的執行方式，“月經警察”并非一個正式職稱，卻是對一套龐大監控體系最貼切的民間命名。

全國所有育齡女性，無論工人、教師還是農民，都被強制納入月度婦科檢查體系，她們必須向單位、工廠或社區報到，接受妊娠檢測，月經周期與子宮狀況，不再是個人隱私，而是被登記在冊、接受組織審查的“國家事務”，未按時報到者，將面臨失業、降薪和全社會排斥。

這種監控的日常性，正是其恐怖的核心，它不是偶發的暴力，而是制度化的、可預期的侵擾。權力通過將這種侵犯例行化、程序化，成功地將其“正常化”，女性排著長隊等待檢查的場景，成了那個時代最屈辱的集體記憶，她們的生物節律，被置于國家機器的顯微鏡下，自由意志在身體層面被徹底剝奪。

強制政策的直接后果，是一場巨大的人道災難，地下墮胎黑市猖獗，無數女性因不安全的操作死于感染和大出血，醫院產科爆滿，醫療資源崩潰，嬰兒死亡率在法令頒布一年內飆升了145.6%。

更為殘忍的是，政權為了掩蓋失敗，下令嬰兒必須存活滿月才可登記出生，這意味著，大量夭折的新生兒從未在官方統計中存在過。權力不僅制造了死亡，還試圖系統性抹去死亡的痕跡。

而那些在強制下出生的孩子，則構成了另一重悲劇，大量來自無力撫養家庭的“法令嬰兒”被遺棄，涌入條件惡劣的國立孤兒院。1989年時，全國已有超過17萬這樣的兒童，他們中許多人即便后來被收養，也終生背負著早期情感剝奪和發育遲緩的創傷。一場以“增加人口”為名的運動，最終制造了規模浩大的身心殘障群體，摧毀了整整一代人的幸福可能。

羅馬尼亞的這段歷史之所以在今天仍被反復提及，并非因為它僅僅是“過去的故事”，它是一面棱鏡，映照出當權力不受約束時可能抵達的極端形態。

它告訴我們，文明的底線，不在于高樓大廈或尖端科技，而在于一個人能否安全、自主地支配自己的身體，當權力可以合法地決定一個女性能否懷孕、必須何時生育，它便已然越過了所有權利的邊界，將人物化為徹底的客體。

“月經警察”的幽靈，警示著任何一種以“更高目標”（無論是國家發展、民族復興還是社會福祉）為名，系統性侵奪個人身體自主權的理論或實踐，它提醒我們，對女性權利的侵犯，往往是更廣泛權利侵蝕的序幕。當最私密的領域都無法設防，公共領域的自由便更無從談起。

齊奧塞斯庫的政權早已崩塌，但那種將個體工具化、將身體國家化的思維，并未從地球上徹底消失，它在不同語境下改頭換面，時而暗示，時而明言。重溫“月經警察”的歷史，正是為了辨認這種思維的魅影，守護每個人的身體主權，就是守護我們作為自由人的最后，也是最根本的堡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