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媽,我不是不想結婚,是真的結不起。"
春節餐桌上,32 歲的張偉面對父母的催婚,說出這句話時眼眶發紅,他在杭州做程序員,月薪 2 萬,存款卻只有 15 萬,連老家縣城的首付都不夠,更別提女方要求的 28 萬彩禮。
這樣的對話,正在中國 3 億單身人口的家庭里反復上演,聯合國《世界人口展望 2025》報告顯示,今年中國新生兒預計僅有 871 萬,全球占比首次跌破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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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經全球每 4 個寶寶中就有 1 個是中國孩子,如今變成了每 14 個才有 1 個。
一個超級大國的人口警報,就這樣悄無聲聲地拉響了。
一組被忽視的 "連環數據"
很多人覺得 871 萬還不少,如果把時間線拉長來看,就會發現問題的嚴重性。
2017 年,中國出生人口達到峰值 1723 萬,那時全球四分之一的新生兒都在中國,僅僅 8 年過去,這個數字幾乎腰斬,總和生育率已跌破 1.3,也就是說,平均每位女性一生只生育 1.3 個孩子,遠低于維持人口正常更替所需的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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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合國的預測模型顯示,若維持當前生育率,未來 30 年中國總人口將至少減少 14%,到本世紀末將直接減半。
適齡女性數量從 1.3 億銳減至預計 2035 年的 0.8 億,僅今年一年就減少了 5%。基數一小,無論政策如何鼓勵,生育總數都難以提升。這就像一座工廠,原材料供應不足,產能自然上不去。
結婚數據更是雪上加霜,2024 年全國結婚登記數為 610.6 萬對,較 2023 年減少 157.4 萬對。在 2013 年,這個數字還高達 1346.9 萬對,不到 12 年時間,結婚對數跌去了 55%。
年輕人為什么不敢結婚生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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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人民大學最新調查顯示,去年我國居民平均結婚花費達 33.04 萬元,這是全國人均可支配收入的 8 倍以上。
換句話說,一個普通人需要連續 8 年不吃不喝不花一分錢,才能攢夠結婚費用。在部分農村地區,彩禮支出更是高達人均可支配收入的 40-50 倍。
結婚只是開始,養孩子的成本更為驚人。數據顯示,中國養育一個孩子到 17 歲平均需要 53.8 萬元,如果培養至本科畢業則需要 68 萬元。這個成本是人均 GDP 的 6.3 倍,位居世界前列,遠超法國、瑞典、德國、美國等發達國家。
過去 30 年間,中國人口結構從金字塔形轉為紡錘形,60 歲以上老年人口已接近 3 億,一對年輕夫妻往往要面對 "421 家庭",養 4 個老人、1 個孩子,壓力可想而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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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深圳工作的李女士算過一筆賬:夫妻倆月收入 3.5 萬,房貸 1.2 萬,雙方父母每月生活費和醫療支出 8000 元,自己的開銷 5000 元,每月只能存 2000 元。
"如果再生個孩子,奶粉錢都不夠,更別說請月嫂、上幼兒園了。" 她無奈地說。
一場 "看不見" 的結構性危機
除了經濟壓力,還有一個更隱蔽卻同樣致命的問題:婚戀市場的結構性失衡。
第七次全國人口普查數據顯示,20-40 歲年齡段,男性比女性多出 1752 萬,這個缺口還在代際間不斷擴大:90 后男女比例約為 110:100,男性多出 900 萬;而 00 后性別比更是升至 119:100。即便所有適齡女性都選擇結婚,仍有大量男性面臨婚戀困難。
如果說經濟壓力和結構失衡是慢性病,那么疫情就是一劑猛藥,直接加速了生育率的下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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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疫情爆發時,正值中國生育率開始下降的關鍵節點,那一年出生人口還有 1202 萬,出生率 8.52‰。但隨后三年,數據一路狂瀉:2021 年降至 1062 萬,2022 年降至 956 萬(跌破千萬大關),2023 年觸底至 902 萬,出生率僅 6.39‰。
為什么疫情影響這么大?核心原因是民眾擔心新生兒面臨健康風險,生育欲望被集體冰封,很多年輕夫妻選擇 "等一等、看一看",結果一等就是三年。
2024 年疫情結束后,出生人口回升至 954 萬國家統計局,但遠未恢復到疫情前水平。而今年再次跌至 871 萬,說明疫情雖是外部因素,卻像催化劑一樣,加速了原本就存在的結構性問題。
更深層的影響在于心理層面。經歷過封控、失業、收入下降的年輕人,對未來的不確定感大幅增強。"連自己都照顧不好,怎么敢生孩子?" 這成為很多人的共同心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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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過,人口減少并非全然是壞事,從另一個角度看,它也在創造一些新的機會。
教育領域的變化最為明顯,當前高考報考人數約 1335 萬,預計十五年后將降至 900 萬。
升學壓力將大幅緩解,錄取率提升,學生可以更從容地選擇專業和人生方向,生師比的改善也讓小班化教學成為可能,教育質量有望提升。
就業市場的 "內卷" 程度也會降低,勞動力稀缺將推動工資上漲,年輕人不必再擠破頭爭搶有限的崗位,可以有更多元的職業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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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歐國家的經驗顯示,人口適度減少后,人均資源分配更均勻,環境壓力減輕,城市擁堵緩解,生活質量反而提升。
關鍵在于,政策能否跟得上變化的節奏。
政策正在發力,但還需 "真金白銀"
各地已經陸續推出一些支持措施,湖北天門對三孩家庭提供最高 22.51 萬元綜合補貼(含購房補貼),二孩家庭補貼金額低于此標準,2024 年當地出生人口同比增長 17%,實現八年來首次回升。
山西呂梁對符合條件的初次登記夫婦現場發放 1500 元獎勵。全國已有 30 個省份延長婚假,山西、甘肅最長可達 30 天今日頭條。
這些舉措釋放了積極信號,但坦白說,相比高昂的婚育成本,這些補貼還是杯水車薪。天門的三孩最高補貼看似慷慨,但對比 68 萬元的養育成本,覆蓋率還不到三分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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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何況,很多政策存在覆蓋面窄、申領門檻高、兌現周期長等問題,年輕人的獲得感并不強。
根本問題還是在于信心。當房價收入比超過 20 倍,當學區房仍然是教育公平的攔路虎,當企業對育兒假的抵觸讓女性不敢生育,單純發錢是解決不了問題的。
法國每月給 177 歐元育兒補貼(發放至 6 歲)加免費托兒所,2010 年生育率穩定在 2.02;新加坡生育率長期低于 1.2,2022 年為 1.04,但未查到 "包辦住房及 8000 新元生育獎勵" 的相關政策。中國人口基數大、地區差異顯著,面臨的挑戰只會更復雜。
留給我們的時間窗口,只有十年
聯合國的預測模型顯示,2025 年到 2035 年是關鍵的十年,適齡女性將從 1.3 億降至 0.8 億,如果錯過這個時間窗口,即便政策再給力,也將無力回天。
這不是說一定要逆轉人口下降趨勢,事實上,人口適度減少對資源環境是好事,關鍵是如何讓下降的速度放緩,避免斷崖式墜落帶來的社會震蕩,需要的是住房、教育、就業、托育、文化觀念的全方位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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