岡村寧次想不通，為何那么多中國大人物要庇護他？保他無罪都是誰

一個雙手沾滿中國人鮮血的日本戰犯，犯下滔天罪行的侵華日軍總司令，戰后竟然被宣判無罪，還能安然無恙地回到日本？

這背后究竟是誰在暗中操作？那些曾經高喊抗日的國民黨高官，為什么轉眼就成了劊子手的保護傘？

當岡村寧次站在法庭上等待判決時，他自己都想不明白，這些中國的達官貴人為何要拼命保他一條命？

岡村寧次能逃脫審判，跟他早年在日本陸軍士官學校的求學經歷脫不開關系。

20世紀初，清政府派遣大批軍事留學生前往日本學習，岡村寧次正好在那個時期就讀于陸軍士官學校。

何應欽、湯恩伯都是在那里認識他的。

何應欽比岡村晚幾屆，但兩人在學校就有過接觸。

湯恩伯更是岡村的直接同學，關系相當密切。

這層所謂的"同學情誼"，在戰后成了岡村最大的護身符。

何應欽在抗戰勝利后手握軍權。

湯恩伯更是淞滬警備司令，上海地區的實際掌控者。

這兩個人物的位置，恰好能在關鍵時刻為岡村說話辦事。

1946年4月22日，何應欽在一次高級軍事會議上公然提出，岡村寧次不應該被當作戰犯處理。

他的理由是岡村在接受投降時態度配合，還協助過受降工作。

這番話一出，在場的軍官們都愣住了。

一個制造三光政策的劊子手，怎么就成了"配合者"？會議記錄顯示，當時有人想反駁，但看到何應欽的臉色，最終還是閉了嘴。

1946年7月的一個深夜，岡村寧次正待在南京的臨時住所里。

這個住所不是監獄，而是一棟相當體面的小樓，配有警衛和勤務兵。

晚上十點多，一個穿著便裝的國民黨參謀悄悄來訪。

這個參謀進門后環顧四周，確認沒有外人，才壓低聲音告訴岡村："上面的意思，不會讓你有事。"

岡村當時還不敢相信，畢竟外面輿論沸騰，各地都在要求嚴懲戰犯。

參謀接著說，高層已經開過會，決定保護他。

理由很簡單：岡村掌握著大量日軍情報和作戰經驗，這些東西對即將到來的內戰很有用。

岡村聽完這番話，整個人都松了一口氣。

他在回憶錄里寫道，那一刻他感覺從地獄爬回了人間。

參謀臨走前還叮囑他，近期會有形式上的審訊，但只是走過場，不用擔心。

這次夜談，徹底改變了岡村的命運軌跡。

國民黨高層給岡村安排了一個"聯絡組長"的職務。

這個職務聽起來很正式，實際上就是個幌子。

名義上是讓岡村負責聯絡在華日軍的遣返工作，實際上是給他一個合法身份，避免被立即起訴。

白崇禧在1946年6月25日的會議上，親口提出這個安排。

他的說法是，岡村熟悉日軍情況，由他來協調遣返事宜最合適。

這個理由表面上說得過去，實際上所有人都明白，真正的遣返工作早就有專門機構在負責，根本用不著岡村出面。

這個"聯絡組長"的身份，讓岡村在1946年到1948年間，名正言順地躲過了所有審判要求。

東京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多次要求引渡岡村出庭作證，都被國民黨政府以"工作需要"為由拒絕。

1946年12月，法庭發來正式公函，蔣介石一開始答應了，但幾天后又改口說岡村身體不好，不適合長途旅行。

1948年3月，迫于國內外輿論壓力，岡村被押解到上海準備受審。

說是"押解"，實際上是換了個更舒服的地方住。

上海方面給他安排的住所，是一棟三層小洋樓，帶花園的那種。

岡村住在二樓，房間寬敞明亮，配備了全套家具。

樓下專門安排了兩個中國傭人，負責洗衣做飯。

吃的也不是普通伙食，而是按照日本人的口味特別準備的。

房間里還擺著日本報紙，定期更換。

岡村想抽煙，有人專門去買他習慣的日本煙。

更離譜的是，上海方面還給他配了一個日本醫生。

這個醫生每周來兩次，名義上是檢查身體，實際上就是陪他聊天解悶。

醫生還可以帶日本料理過來，兩人經常一起吃晚飯。

看守的士兵也很客氣，見到岡村都會點頭致意，完全不像對待戰犯的態度。

住所外面雖然有崗哨，但岡村可以在花園里自由活動。

他每天早上會在花園里散步，有時還打太極拳。

周圍的鄰居都知道這里住著個日本戰犯，但看到的情景，怎么看都像是個退休的日本老頭在中國養老。

1948年7月12日，岡村第一次接受預審。

預審法官是石美瑜，他表情嚴肅地問了幾個問題。

岡村的辯護律師早就準備好了答案，照本宣科地念完。

整個預審過程只用了一個小時，就連旁聽席上的記者都覺得不可思議。

按照正常程序，審理一個戰犯，光是罪行清單就得念半天。

岡村指揮的、三光政策、細菌戰，每一項都涉及數以萬計的人命。

但預審中，這些重大罪行只是一筆帶過。

法官問："你是否參與了南京事件？"岡村答："我當時不在南京。"

就這樣結束了。

8月14日的第二次預審更夸張，只用了半小時。

法官問的問題更少，基本就是確認一下身份信息。

辯護律師甚至沒怎么發言，因為根本不需要辯護。

整個過程就像是走個形式，在場的法庭工作人員都心知肚明。

8月23日的公開庭審，吸引了大量記者和民眾旁聽。

法庭外面擠滿了要求嚴懲戰犯的民眾，喊著口號。

但法庭里面的氣氛完全相反，冷靜得不正常。

檢察官起訴時，聲音都不太響亮，念完起訴書就坐下了。

辯護律師站起來，開始大段大段地為岡村辯護，說他在中國期間如何"愛護"中國百姓，如何制止士兵胡作非為。

旁聽席上有人忍不住站起來大喊："殺人兇手還愛護百姓？"立刻被法警帶出去了。

庭審持續了兩個多小時，但沒有任何實質內容。

石美瑜坐在審判席上，臉色越來越難看。

他知道這個案子的結果早就定了，自己只是個執行者。

1948年11月，離最終判決還有兩個月，湯恩伯專程飛到南京，面見蔣介石。

兩人在辦公室里密談了一個多小時。

湯恩伯出來后，立即給上海方面發了一封加密電報。

電報內容很簡短："委員長指示，岡村案宜從寬處理。"

這封電報現在還保存在檔案館里，成了鐵證。

所謂"從寬處理"，明眼人都知道什么意思，就是要判無罪。

蔣介石的考慮很現實。

1948年，內戰局勢對國民黨越來越不利。

東北已經丟了，華北岌岌可危。

蔣需要一切可以利用的軍事人才和經驗。

岡村是日本陸軍的老牌將領，指揮過多次大規模戰役，這些經驗正是蔣介石想要的。

陳誠在更早的會議上就說過，岡村對中國戰場太熟悉了，地形、道路、戰術都了如指掌。

如果能把他留下來當顧問，價值遠超一個戰犯的身份。

白崇禧也附和說，現在不是講感情的時候，要看實際利益。

1949年1月26日，判決結果出來了：岡村寧次無罪釋放。

法庭上宣讀判決書的時候，石美瑜的聲音都在發抖。

他知道這個判決會在歷史上留下什么樣的罵名，但他無法違抗上面的命令。

判決書里寫的理由荒唐至極，說"證據不足"、"無法證明被告直接下令"。

判決宣布后，輿論嘩然。

中國共產黨立即發表聲明，要求重新審判。

李宗仁當時是代總統，他看到各地抗議的電報，氣得拍桌子，下令重新逮捕岡村。

1月27日，李宗仁的命令傳到上海。

但湯恩伯接到電令后，直接壓在了抽屜里。

他的秘書后來回憶說，湯恩伯看完電令，冷笑一聲說："代總統管不了上海的事。"

就把電報鎖起來了。

湯恩伯加快了送岡村離境的速度。

1月30日凌晨，一輛黑色轎車開進了岡村的住所。

警衛告訴他，現在就要送他去碼頭。

岡村匆忙收拾了幾件衣物，連早飯都沒吃，就被護送出門。

碼頭上已經準備好了一艘開往日本的輪船。

湯恩伯派了一個營的士兵護送，生怕出什么意外。

岡村登船的時候，天還沒亮，碼頭上空蕩蕩的。

輪船啟航后，湯恩伯才松了一口氣。

2月4日，岡村抵達日本橫濱港。

麥克阿瑟派了專人來迎接，還慰問了他的"遭遇"。

日本政府給他舉行了歡迎儀式，把他當成歸國英雄對待。

岡村站在碼頭上，回望中國的方向，心里五味雜陳。

他知道自己能活著回來，全靠那些中國大人物的庇護。

1949年，蔣介石退守臺灣后，給岡村發來邀請，請他擔任軍事顧問。

岡村欣然接受，以"白鴻亮"的化名到了臺灣。

他在那里待了好幾年，專門給國民黨軍官講授戰術，傳授對付共產黨軍隊的經驗。

岡村在臺灣的生活相當優越，住的是高級軍官宿舍，待遇比一般將領還高。

蔣介石還專門接見過他幾次，向他請教軍事問題。

這個曾經的戰犯，就這樣搖身一變，成了國民黨的座上賓。

石美瑜在宣判后不久，就主動申請調離。

他不想背負這個歷史罵名，但命令已經執行，無法挽回。

他后來在回憶錄里寫道，那次判決是他職業生涯最大的污點，每次想起來都感到羞愧。

何應欽、白崇禧、陳誠這些人，在后來的歷史記載中，都因為這件事被釘上了恥辱柱。

他們為了一己私利，為了所謂的"戰略需要"，放走了一個雙手沾滿中國人鮮血的劊子手。

這不僅是對法律的踐踏，更是對數百萬受害者的背叛。

岡村寧次的無罪釋放，是一場精心策劃的政治交易。

蔣介石、何應欽、湯恩伯這些人，打著"國家利益"的旗號,干著出賣民族尊嚴的勾當。

他們以為利用岡村的軍事經驗能挽回敗局，結果歷史證明，這些小算盤根本改變不了什么。

一個戰犯逃脫了審判，千百萬受害者卻永遠無法得到公道。

這筆賬，歷史會記著，人民也不會忘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