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的藝術精神依然熠熠生輝——再論舒同在現代書法史上的地位

今年，適逢舒同先生誕辰120周年。在這樣的時間點上，來探討他的書法藝術價值、他于書法史的貢獻、他留給我們的精神遺產，非常有意義。

20年前，我曾對舒同先生于當代書法的位置作過粗淺的探討（見《舒同于當代書法之位置》，2005第12期《中國書法》）。今天，借助上海海派藝術館召開紀念舒同誕辰120周年學術研討會的機會，再次撰文對此作進一步探討。

作為中國書法史上一位繞不開的人物，舒同先生值得我們深入研究和真誠致敬。

一、散落在歷史之中的“舒體”

盡管舒同書法（即“舒體”）早已廣為人們知曉，也有不少研究文章，但不可否認，我們對于“舒體”的認知，大多還停留在表層，即停留對其外在特征描述和感知上，或者僅停留在他的政治身份、戰爭經歷與他書法樣式、藝術的必然聯系上，而對其內在的藝術發展脈絡、語言構建邏輯及對當下書法的具體貢獻，尚缺乏系統而深入的研究。

這就像是攻克一座城池。我們還只是站在城墻之外探究其情形，我們看到了城墻的樣子、感覺到了它的高大和寬闊，而對于其內部構成，其材質的堅固程度、需要怎樣的手段攻克它，等等，尚缺乏研究。

這一方面與舒同先生早期和中期資料散佚有關，另一方面也與其特殊的人生經歷和時代背景密切相關。

舒同先生經歷了戰爭年代與政治運動，許多早期墨跡未能妥善保存，他與書法相關的文字記錄，也不易得見。這種歷史的遺憾，使得我們難以完整把握認識其藝術發展的全貌。

二、歷史序列中的真實價值

舒同是中國書法家協會的創立者和首任主席，但他在書壇的聲望、他在書法史的地位并不全是憑借這些得來的。但目前我們對于舒同書法成就的認定，許多時候恰恰停留在他的這些身份上。

在我看來，舒同的書法最具藝術氣質，也最符合藝術規律。

藝術，是人的創造物。一個生命，如果足夠鮮活，有足夠的才情、功力和想象力，無論是卑賤的匠人還是顯赫的貴胄，他都可能成為藝術家，甚至是藝術巨匠。

所以，盡管一個人的身份、境遇和地位對于他的所從事的工作有著極大的促進作用，但就藝術而言，人的身份高低與他藝術成就大小之間并不存在必然的聯系。舒同之所以成為中國現代書法史上一位標志性的人物，是因為他對于書法的貢獻。說得具體一點，是他的書法不僅緊貼歷史的發展脈絡，而且豐富了其內涵。

當下書壇不少人熱衷于將自己或自己熟悉的人置于歷史序列中來評價，宣稱“超越古人”。其實這是一種虛幻的假象。如果論藝術創造，舒同先生是真正有資格被置于中國書法史脈絡中加以研究的大家。他的書法體現了歷史發展的必然性——既深刻把握了傳統書法的核心精神，又創造出獨特的個人藝術語言，當然也不可避免地帶有特定時代的局限性。

三、“舒體”的來源與發展、演進

要真正認識舒同書法的價值，我們必須回到顏真卿。因為我們現今熟悉那個的“舒體”，其創造來源便是顏體。

當然，我們不僅要回到顏真卿，還應該弄清舒同先生從顏真卿那兒得到了什么？他是怎么得到的？他又舍棄了什么？一句話，他是如何構造“舒體”的？

在中國書法史上，一種手書字的風格被尊稱為“體”，并不是件容易的事。在現代書法史上，這更是一件不易的事，因為它不僅需要深厚的功底，還需要構造一套獨特而有深度的個性語言。當然，在3000多年中國書法史上，也有許多偉大的書法家不以“體”出名，實質創造力驚人，并深刻影響著歷史的進程。

從現有的資料看，舒同先生的書法發展，大致可分為三個時期：早期、中期和晚期。

舒同1905年冬出身于江西東鄉縣的一個普通農民家庭，但從小因聰慧過人而受親友的支助，上過私塾。這為他日后的成長打下了良好的基礎。也正因如此，他早期的字帶有晚清時代讀書人寫字的普遍特點——多取法顏體，飽滿、中正、平和。

舒同書法的中期，正值他的青年和中年時代，時間跨度從20世紀20年代中期一直到60年代，這是他書法的巔峰期。此時他以顏體為底，借鑒清代何紹基的“蝯叟體”，并融入魏碑筆法，形成了其中鋒運筆，隱頭藏尾、既圓融飽滿，又跌宕起伏的“舒體”。

20世紀70年代及后，可視作舒同書法的晚期。此時他的字點畫更加圓轉，且連筆增多，草書大量出現，書風與早、中期呈現明顯的差異。這一時期，是“舒體”傳播最廣、影響最大的時期。

四、歷史的必然與個體的呈現

“舒體”是中國書法史內在邏輯的產物，所以體現了某種歷史的必然性，它承接了晚清以來書法發展的兩大主流：崇顏與尚碑。

顏真卿書法不僅以其寬博氣象感染后人，更以其剛毅人格垂范千古。所以自宋以后，特別是清代中期以后，它受到人們的高度青睞。到了近代，其影響力和被民眾的接受度甚至超過了“二王”系統。

顏體之所以如此耀目，有它必然的原因——點畫、結字之中，有著一種雕塑的美、飽含金石之氣。所以，至清代金石學興起之后，它便成為碑學最忠實的同盟軍。

然而，自唐中葉顏體創立至清初期，人們在繼承顏體時，始終只將注意力投注于方正與剛毅的形象上，他們過多關注了顏字的規律與正面氣質，而沒有去思考如何突破它，即借助“顏體”找到一條通向“他體”或“自我”的道路。所以，在清中葉以前，凡習顏者，無論多努力，最終還是在顏體的圈子中打轉——他們雖然贏得了氣勢與力量，但同時也不可避免地落入了顏體的窠臼。

真正從顏體中走向自我的通途的是生活晚清偏早的何紹基。他的方法，并不是使顏體純粹化，更不是照搬顏體，而是相反，將原本不屬于顏體，甚至相異、沖突的東西——北朝碑版、兩漢碑碣——注入顏體，這便有了何紹基特有的“蝯叟體”。相對于規矩的顏體，何紹基少了一份規整，而多了一份隨性，甚至放縱——在表面橫平豎直的框架下，點畫和結字間充滿了拙樸、奇崛與詭譎。所以，與顏體相比，何字充滿了變數。

舒同書法來自顏體，更來自“蝯叟體”。如果說舒同早期（少年時代）的字多取法于顏真卿，那么到了青年時代，他更多地從何紹基那兒獲得啟迪。所以，在他圓融的筆觸里，有著一種剛猛；在平正的體勢中有著一份跌宕。他下筆時力戒程式化和一筆直下的惰性，使點畫真正做到形圓勢方、剛柔相濟、曲直相伴、陰陽相生。同時在結字上做到聚散開合、俯仰顧盼、大小錯落、疏密有致。正是由于“舒體”高度符合了中國文化精神與美學原則，所以成為現代中國書法史的重要成果和標志性的書風。

五、作為精神遺產的“舒體”

真正的藝術，是生命個體的精神獨白和心緒呈現。盡管在舒同先生戰斗、生活的年代，集體意志占據主導地位——一個個體的生命，幾乎時時刻刻需要服從于某種大一統的精神、意志。然而，在這樣的情形下，兼軍人與書法家于一身的舒同，卻始終在他的書法中體現出藝術的那份獨特性與個體性。這是十分難能可貴的。從中也體現出作為中華人文精神載體的書法的藝術魅力——一紙墨書，可以讓你在一個集體意志的汪洋大海中窺見一個迥異于他者的生命，可以在人云亦云的精神舞臺上呈現一個非同尋常的藝術文本。

舒同的書法，孕育于中國現代歷史上最為紛亂、最為艱難困苦的時代。他學習、創作書法的不易，完全是當今的人們無可想象的。但即便如此惡劣的環境、如此艱苦的條件，舒同憑借它的天分、才智與能力完成了自己的藝術創造。而反觀當下，許多標榜個性的所謂“藝術創作”不過是在完成他人布置的“作業”，或者是在參與一場萬千人出演的團體操。兩相對照，我們更加認識到舒同書法的珍貴。

當然，舒同也給我們留下了某些遺憾。他的晚期部分作品，由于時局與境遇所限，用筆漸趨程式化，過于圓熟順滑，甚至出現了過多的纏繞筆觸，失去了中期特有的生澀之美和抑揚頓挫的節奏感。這大約與他在那個特殊年代所經歷的磨難有關，也與那時文化與學術的式微有關。即便如此，并不影響我們對他價值的認定。

舒同先生離開我們已多年，但他的藝術精神依然熠熠生輝。在紀念他誕辰120周年的今天，我們不僅要回顧他的藝術成就，更要傳承他那種借助前人的樣式與經驗完成自我構造的努力，學習他在既有程式中尋找突破、在集體意志中守持個性的藝術精神。這將是對他最好的紀念。

（作者為中國書法家協會學術委員）